1959年，中國近代收藏大家龐萊臣的后人向南京博物院捐贈了100多件珍貴古代書畫作品。龐家后人不久前發(fā)現(xiàn)，當年捐贈的藏品之一——明代仇英的《江南春》，竟出現(xiàn)在北京一場藝術拍賣現(xiàn)場。龐萊臣曾孫女龐叔令一紙訴狀，把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官方也就這起事件成立了調查組。

片段1：拍賣行的聚光燈下，那幅晚清花鳥畫的絹本微微泛黃。當拍賣師清晰報出“原藏于南京博物院”時，臺下泛起一陣只有行家才懂的、克制的騷動。最終落槌價遠超預估。競得者臉上沒有太多喜色，反而像接過一份過于沉重的證物。

這幅畫，如同一個沉默的幸存者，折射出那個年代，南京博物院墻體上一些曾被忽略的、細密的裂痕。

南京博物院的藏品，國之重器，院規(guī)森嚴，本不容許外借個人。當提出請求的是“省里的領導”時，簡單的規(guī)章制度便遇到了復雜的人情與權力光譜。

斷然拒絕？幾乎不可能。聽之任之？更是瀆職。他選擇了或許是最笨拙、卻也最體現(xiàn)責任的一種方式：同意出借，但堅持履行嚴格的手續(xù)。誰，于何時，借走了哪一件，他都一筆一筆記下，工整清晰，如同他的為人。

到了約定歸還的日子，姚遷便開始“催”。他打電話，或親自上門，語氣謙和但態(tài)度堅決。一次催不回來，便催第二次、第三次。那些墨寶，在領導的雅室里或許與湖筆、徽墨、宣紙相伴，靜享清供；但在姚遷的筆記本和心頭，它們都是逾期未歸、令人焦慮的“在途風險”。

時間久了，老同志們心里“有點不高興了”。在他們看來，這或許是過于較真，不通情理，甚至是一種不信任的姿態(tài)。風雅之事，染上了催促的塵囂。姚遷的身影，在那些深宅大院的門庭間，顯得孤獨而執(zhí)拗。他守護的，是制度那道脆弱的邊界，也是博物館人對物、對歷史最基本的誠信。

姚遷之后，那本登記著出借字畫的筆記本，或許被合上，束之高閣；或許那套他曾竭力維持的催還流程，也隨著他的離去而悄然松弛。一種“不必那么較真”的氛圍，可能開始在一些角落彌漫。制度的口子一旦撕開，而又失去了最堅定的守門人，風雨的侵蝕便會加速。

從姚遷時代面對權力時無奈的“外借”，到陳超時期赤裸裸的“內盜”，性質雖異，病灶卻或許同源：都是管理防線在不同壓力下的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