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去硅谷，我?guī)缀跏恰懊荑尵o鼓”地連軸轉：短短幾天內見了三十多位朋友——涵蓋教授、投資人、創(chuàng)業(yè)者及企業(yè)高管——與其中不少朋友就同一話題展開深度交流：世界正在發(fā)生結構性變化，而人工智能正把這種變化極速加快。

我今年去了美國東西兩岸，東岸受美國政府政策變化與不確定性影響大，普遍情緒更“灰”。而硅谷離政治中心更遠，同時又站在AI爆發(fā)的潮頭，空氣里彌漫著另一種氣息：興奮、野心與希望交織，甚至讓人生出“歷史正在眼前鋪展”的強烈共鳴。

可越是欣欣向榮，越讓我感到一絲強烈的分裂：同樣在美國，同樣在AI時代，圈內圈外、快適應者與慢適應者，正在被拉出一道新的分水嶺。

硅谷的繁榮背后，是一場“人才與機會”的極化

在硅谷的對話里，“極化”幾乎是一個反復出現的詞：最頂尖的人才被瘋狂爭搶，普通人的入口卻在變窄。

有人提到，市場正在分裂成兩個極端：

一方面，頂尖AI人才陷入激烈競價戰(zhàn)，爭奪熱度堪稱夸張。這次有朋友提到，一位清華博士畢業(yè)、在OpenAI任職三年的從業(yè)者，就被另一家科技巨頭開出1000萬美元（不含股權）的高薪挖角。AI創(chuàng)業(yè)公司的估值更令人驚嘆，不少剛起步的項目，天使輪估值就達數千萬甚至上億美元。

而另一方面，我卻看到，大量入門崗位（包括傳統(tǒng)編程、分析、市場等）正在被更強的AI工具替代。哪怕是最頂尖大學的畢業(yè)生，也有人陷入求職困難，最明顯的是前幾年計算機是最熱門和高薪的職業(yè)，這兩年卻連頂尖名校的計算機專業(yè)畢業(yè)生都開始出現求職困難；

留學生更難，有些非技術背景的同學不得不通過讀兩三個碩士學位來“延遲進入市場”，因為他們所能拿到的那些entry-level機會正在快速消失——不是因為他們不優(yōu)秀，而是因為“入口變少了”。

不時會聽見人說，在每個行業(yè)只要能做到最優(yōu)秀就不會被AI所替代。但問題是，要做到最優(yōu)秀，每個人都需要有入門的機會，需要有逐步積累經驗的過程，這些，又由誰來提供？

我們看到，甚至連大公司也出現了顯著裁員潮，工程師們的高效產出，反而在AI訓練過程中逐漸替代了自身的工作崗位。微軟2025年5月和7月兩輪公開披露，合計裁員約15000人；亞馬遜2025年10月稱將削減約14000個公司崗位；據報道，英特爾在2025年7月把96400的員工規(guī)模削減約15%，并計劃到年底把人數降到75000左右。

顯然，大公司的資金與戰(zhàn)略資源持續(xù)向AI基礎設施及AI產品傾斜，組織架構也在向扁平化、去冗余轉型——這一過程中，最先受到沖擊的往往是大量中后臺崗位與入門級崗位。

這不是單純的周期波動，更像是一種結構性遷移：社會的起跑線正在被重新畫一次。

我們原以為AI會替我們做無聊危險重復的活，但它正在觸碰我們最喜歡的工作

在很多討論中，大家都認可一個理想狀態(tài)：“人+AI”會比“人”或“AI”單打獨斗更強，而AI最理想的用途，是通過自動化替代那些人類不喜歡做的工作。

可現實的發(fā)展，卻正在給我們一個反直覺的提醒：AI不僅在替代重復性強的工作，它也在迅速進入“創(chuàng)造性工作”的腹地。

寫詩、作畫、創(chuàng)意設計、視頻制作、文案撰寫，甚至記者采訪的提問構思與稿件編輯整理……越來越多過去被認為“最具人文溫度、最依賴靈感與審美”的創(chuàng)造性工作，正被AI以極低的邊際成本完成。

與此同時，一些地區(qū)的就業(yè)反而呈現出一種諷刺的對比：傳統(tǒng)產業(yè)更“穩(wěn)”，農業(yè)州失業(yè)率低，而科技濃度高的地方卻波動更大。

這讓我開始反問：如果AI取代了我們不愿從事的工作，我們或許會心懷感激；但倘若連我們熱愛的工作也被AI替代，人類的價值將何處安放？發(fā)展科技的終極目的，又到底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這并不只是職業(yè)替代的問題，而是意義感的問題：當人類的價值感越來越依賴于創(chuàng)造、表達、被需要，如果這些也被機器規(guī)?；淌桑覀冃枰匦略O計社會的激勵、教育與保障體系——否則效率提高，幸福感未必提高。

我記得之前采訪麻省理工學院著名人工智能科學家馬克斯·泰格馬克（Max Tegmark）時，他一針見血地問：“為什么我們要創(chuàng)造一個我們總是要和機器競爭的社會呢？”

泰格馬克說，“我們正處于岔路口，10萬年以來，這是人類抵達的最重要的分叉點”，他對人類的未來前景感到前所未有的緊迫感與焦慮，認為當前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決定性時刻，人類與人工智能之間的力量抗衡開始發(fā)生變化，雖然通用人工智能可以幫助解決許多棘手問題，但也可能引發(fā)災難性后果，值得全社會思考和行動起來。

AI確實是“賦能器”，但它會在中短期放大不平等

我對技術本身并不悲觀。相反，我始終認為AI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賦能技術”，也是人類有史以來發(fā)明的最強大工具之一。問題在于：賦能并不會自動等于普惠。

我記得之前采訪13D研究公司的創(chuàng)始人、投資戰(zhàn)略家基里爾·索科洛夫（Kiril Sokoloff）時，他的提醒很扎心——他認為“數字鴻溝”比傳統(tǒng)意義的貧富差距更可怕；財富差距疊加快速技術變革，會讓社會難以承受這種速度，帶來崩潰與動蕩，因此發(fā)展需要適當放慢腳步，人類需要時間空間去應對。

我越來越認同：未來世界新的分水嶺，可能是“慢適應者 vs. 快適應者”；不是“人被機器超越”，而是“不會利用好AI的人，被會利用好AI的人超越”。

從全球化到AI：當“trickle down”不再發(fā)生，社會情緒會走向哪里？

英國文學家查爾斯·狄更斯曾這樣描述工業(yè)革命發(fā)生后的世界：“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苯裉?，我們也生活在一個矛盾和巨變的世界之中。我們已經經歷過一次類似的劇本：全球化與技術進步在總體上提升了效率與財富，但同時也帶來了貧富差距的擴大和全球經濟的失衡。

更高的效率往往難以兼顧更大的公平；更開放的市場雖改變了人們的就業(yè)模式，全球化卻并未惠及多數人，于是憤怒、不滿與社會撕裂的情緒逐漸積累。對這些不平等和全球化的強烈抗議，在一些地區(qū)已經導致狹隘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抬頭。

這是我在2018年年終總結時寫的，當時更多是用它來形容全球化與科技疊加下的矛盾；而今天，這句話在AI時代被重新點亮——同樣的技術躍遷，一邊是閃耀的機會，一邊是坍塌的階梯。

如果貧富差距與機會差距繼續(xù)擴大，會發(fā)生什么？也許需要推出類似最低收入保障等補救措施，免費的再就業(yè)培訓？政府必須介入，否則社會的“神經系統(tǒng)”承受不了目前這種發(fā)展速度。

讓政府為“人”服務，而不是為“機器”服務

我不相信答案是“拒絕AI”。我更相信答案是：各界要聯(lián)合起來，討論并設計新的制度與新型公共能力——讓科技幫助社會變得更美好，讓更多人能參與其中并受益。

在與泰格馬克的對話里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歸根結底，政府本應是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福祉的，而不是為了機器的福祉?！?/p>

這意味著至少三件事要同步推進：

一、教育的重構。世界變化日新月異，“在象牙塔中深耕多年，畢業(yè)后從事同一份工作直至退休”的傳統(tǒng)范式已不再成立。AI時代教育的核心，不是教孩子背更多知識，而是教他們提出好問題、定義好問題。AI要變成孩子的“放大器”，但底層能力必須是：核實事實、辨別偏見、清晰表達且為結論負責。教育更要回到“人”的部分：好奇心、適應力、同理心與價值觀。孩子要學的不只是技能，而是“什么值得做、為什么做、做了對誰有意義”。未來的競爭，不在于人與機器比拼速度，而在于人能否在技術洪流中堅守方向、協(xié)同他人，產出可落地于真實世界、對他人與社會有價值的成果。

二、機會的再分配。這并非追求結果上的平均主義，而是讓更多人獲得“上車資格”——完善的基本保障、普惠的AI技能培訓、清晰的職業(yè)轉型通道，同時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尊嚴。我記得胡適和龍應臺都說過類似的話，衡量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要看這個社會如何對待弱勢與少數群體。當機器越來越強，政府必須介入并照顧好普通人。

三、科技治理與邊界。技術不僅是為了讓某些公司賺更多的錢，而是為了服務于社會福祉。但當科技公司強到可以影響法律與制度時，未來可能出現“公司控制政府”的風險。如果設定大科技企業(yè)的邊界，如何思考技術治理問題，需要被提上重要議題。

在巨變中“抱緊柱子”，引導AI為社會服務

當世界被技術裹挾著狂奔，宛如暴風雨來臨的前夜，人類更需要一套穩(wěn)定的價值坐標——既包括精神層面的信仰，也包括家庭、朋友與社區(qū)所構建的人與人之間的真實情感連接。因為再強的AI，也替代不了“被看見、被理解、被關心”的需求，替代不了人存在的意義感。

今年在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未來領導力理事會上，通過對全球部分領導者的調研我們發(fā)現，大家普遍認為，全球領導力中最缺乏的，竟然是道德指南針與價值觀，以及清晰的愿景。

這次有個很擅長用AI創(chuàng)作藝術的朋友提出一個有意思的電影導演類比，她說攝影師代表傳統(tǒng)創(chuàng)作者——對單一工具（相機）擁有深厚、精湛的技術掌控力，而電影導演代表現代的AI創(chuàng)作者——具備一定技術理解，更重要的是能夠統(tǒng)籌與編排多個復雜系統(tǒng)：攝影、美術、聲音、后期、現場調度、資源與團隊協(xié)作，把一切整合成一個一致的作品與敘事，最終的成敗取決于愿景的強度，而不僅僅是技術能力。

如果我把AI時代的領導者也看作電影導演，那么其職責并非僅追逐各類新技術的領先，而是要明確愿景、設定邊界、統(tǒng)籌協(xié)作，并對最終結果負責。

最重要的是要把發(fā)展AI的目標思考清楚，先定社會愿景，再談技術路線，要用AI解決什么公共問題，衡量指標是什么，同時要把人放在系統(tǒng)中心去考量一切問題?？傊?，AI時代的領導者就仿如跨界的總導演，把各方力量聯(lián)合起來討論和協(xié)同解決問題，引領我們走向我們想要看見的未來。

其實AI越強，越需要領導者用更清晰的價值觀與愿景來導演它——讓技術成為社會進步的工具，而不是社會撕裂的加速器。這趟硅谷之行給我的最大感受，不是AI多強，而是技術越強，人越需要回到人本身。

我依然相信人類有智慧解決這些問題——就像每一次工業(yè)革命，最終都會在陣痛中走向新的平衡。但前提是：我們愿意直面問題、跨界合作、提前設計應對，而不是等到裂痕擴大才被動修補。

愿我們都成為“快適應者”，但更愿我們成為“有溫度的快適應者”：把AI當成杠桿，也把社會當成共同體。

作者 于盈

轉載自公眾號「于盈Ca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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