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安朝廷的府庫，早已不是北宋豐亨豫大的時光。

若財匱而不知斂，則兵潰而不可守，似舟漏而不急補，終至沉溺。

王朝到了中期，如果財政系統(tǒng)開始失靈，養(yǎng)兵的負擔越來越重，你就必須改革，不能拖延，不能姑息，更不能縱容，如果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而沒有推行成功，那么財政問題就不再是賬目問題，而是會演變成亡國的導火索，成為政權崩塌的前奏。

賈似道推行打算法，但不是從他開始。

實際上，當軍費開支成為財政黑洞時，任何一個有責任心的執(zhí)政者都會注意到這個問題。

南宋的軍事體系，從建國之初就埋下了隱患，養(yǎng)兵費用占據(jù)國庫支出十之七八，將領吃空餉、虛報開支早就是公開的秘密。

我們看南宋初年，已經(jīng)有臣僚上奏要求核驗軍費，但真正形成制度性的“打算法”，最早要追溯到理宗淳祐年間。

當時的宰相鄭清之，面對蒙古壓力，不得不維持龐大軍隊，但國庫早已不堪重負。

鄭清之的聰明之處就在于，他意識到必須從軍費稽查入手，才能緩解財政危機。

由戶部牽頭，派遣審計官員赴各支軍隊核對賬目，追繳贓款。

我們知道后來正是這個賈似道，他把打算法推行到極致，要不說人家后來能獨攬朝綱呢，手段就是要比前人更狠辣幾分。

我們想一下，鄭清之當時在朝中，理宗對他是信任的，但南宋的軍隊系統(tǒng)盤根錯節(jié)，而打算法就直接觸動了將帥們的利益，這是一條危險的政治博弈，推行打算法，可以直接暴露軍中的貪腐，比如虛報兵員、克扣糧餉。

這種審計手段，不僅見效快，能迅速追回大量贓款，而且軍費就是財政的最大漏洞，堵住這個漏洞，國庫立刻就能得到補充。

再看當時的情勢，蒙古人是暫時北撤了，可南宋面臨的國防壓力絲毫未減，川蜀地區(qū)，荊襄地區(qū)，還有不少蒙古據(jù)點存在，以及在戰(zhàn)亂中逐漸坐大的邊鎮(zhèn)將帥，這樣的局面，你直接推行打算法，就可能引發(fā)軍方反彈，你是內(nèi)外交困，將領們?nèi)f一聯(lián)合起來反對你，你可就危險了。

這么來看的話，鄭清之推行打算法的手段就顯出其政治智慧了，他選擇從地方部隊開始試點，避開邊鎮(zhèn)主力，逐步推進到中樞禁軍。

鄭清之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為南宋后續(xù)的財政改革奠定了一個基調(diào)，在方法上循序漸進，避免激變，在對象上先易后難，在效果上追贓入庫，以紓國難。您看我們后人讀史，能開上帝視角，但就算是開了上帝視角，我們恐怕也要佩服鄭清之在當時的政治勇氣。

在鄭清之的推動下，各地軍費賬目陸陸續(xù)續(xù)被核查，唯一難辦的，就只剩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

史嵩之當時鎮(zhèn)守襄陽，手握重兵，對朝廷來說自然是能安撫就不激怒，所以理宗下令核查時，特意囑咐對史嵩之“勿得苛察”，這等于在政治上給了史嵩之一個特殊待遇。

當然這一手操作，是區(qū)別對待，分化瓦解，既然對你史嵩之網(wǎng)開一面，那你也要配合朝廷對其他將領的調(diào)查。

當時負責核查的，是戶部侍郎趙汝騰，說白了在推行打算法過程中，朝廷也是在試探將帥們的底線。

只要你史嵩之不公開反對，默認朝廷做法，那就是認可了打算法，認可了，其他人也就不好反對了。

如果史嵩之是一個識大體的人，朝廷這個安排，他不會抵觸，也不會阻撓，若你無割據(jù)之實，無貪墨之跡，你大大方方接受核查就行了，偏偏史嵩之回顧自己的仕途，他發(fā)現(xiàn)自己無法坦然接受。

在戰(zhàn)時，尤其是南宋這種強敵環(huán)伺的時期，財政審計本來就已經(jīng)是敏感議題了，如果推行，也大部分是以政治手段進行的。

朝廷會強調(diào)審計，要求審計，但他們絕不會對所有人都一視同仁，他們的考量基于更復雜的政治平衡。

放眼朝堂，誰不知道邊鎮(zhèn)將帥的賬目問題，誰不清楚他們？理宗也心知肚明其中必有貪腐，可是對理宗來說，史嵩之的賬目干凈與否，不取決于審計結果，而取決于他在此時和未來對朝廷是否重要。

史嵩之，又是史彌遠的侄子，他在朝中根基深厚，是一方諸侯。

史嵩之上書反對，理宗則采取了折中方案，只核查了部分賬目，結果核查剛剛開始，朝中的反對派聽說邊帥與朝廷關系緊張，紛紛上書，指責史嵩之跋扈。

老弟啊，給你面子你不要，你到這個時候你還想特立獨行？

御史們很生氣，馬上彈劾史嵩之貪墨軍餉、跋扈不臣。

恰在此時，有人向理宗舉報，說在襄陽軍中，有一批軍資賬目存在嚴重問題。

這些賬目，有一些被銷毀的，也有被篡改的，它們最終的命運，就是隨著史嵩之的去職而不了了之。

史嵩之身邊，正巧有一批利益相關的部將，他們聽說朝廷要嚴查，惶恐不安，于是慫恿史嵩之，請求史嵩之堅決抵制核查。

臨安的理宗一看這個情況，唯恐逼迫太甚導致邊鎮(zhèn)生變，最終選擇妥協(xié)，只做了象征性處罰，不得不說史嵩之在政治上是有一定能量的。

強硬手段行不通，理宗轉(zhuǎn)而選擇安撫史嵩之，增其俸祿，賜其榮譽，要把史嵩之給穩(wěn)住，就這樣的情況下，史嵩之安然離任，榮歸故里，還保全了身后名聲，直到他病逝家中，朝廷都沒有再追究他的賬目問題。

其實追究史嵩之也無不可，何況史嵩之這一番抵抗，害的朝廷威嚴掃地，任誰肯定也都想要懲治他。

南宋中期，邊帥權重，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朝廷對他們的制約能力不足，理宗決定維持這種平衡，他要利用對史嵩之的寬恕，向那些仍然手握兵權的將帥傳遞一個信號：

聽話者榮，而不聽話者也未必受罰。

其他將帥看到會怎么想？至少在之后，如果他們還要抵制朝廷政策，他們從內(nèi)心里會多出一個更加安全的選擇，那就是不必順從，至少還能抗拒這位看起來優(yōu)柔寡斷的君主。

這個世界上怎么會有真正優(yōu)柔寡斷的封建統(tǒng)治者呢？不過是想要維持表面穩(wěn)定罷了。

他們也許不懂軍事，不懂經(jīng)濟，不懂這個，不懂那個，但權術平衡，一向是他們最擅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