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Edu指南，訪談 | 何沛寬，作者 | 楊定一 羅博文

是什么真正影響小孩一生中的機遇，競爭真正的起跑線究竟劃在哪里？

社會學家、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在其經典研究《不平等的童年》中，給出了答案。其研究剝開了家庭生活表層，指出社會階層如何通過一套無形卻強大的“文化邏輯”，在日復一日的育兒實踐中，塑造小孩截然不同的人生劇本與生存技能。

最近Edu指南和拉魯教授就上述議題進行一次對話中。拉魯教授提出其研究中，中產家庭的“協(xié)同培養(yǎng)”與工薪家庭的“自然成長”這兩種核心模式。其表示，它們遠非簡單的“嚴”與“松”之分，而是根植于父母自身對世界的體驗、對未來的預期，并與整個教育制度的潛在規(guī)則緊密相連。中產家庭像項目經理般規(guī)劃孩子的課余時間，用密集的對話開發(fā)其思辨與協(xié)商能力；而工薪家庭則更傾向于提供溫暖庇護與自由玩耍的空間，將專業(yè)教育的責任托付給學校。

盡管在拉魯教授看來，這兩種方式本無絕對優(yōu)劣，都蘊含著對子女深切的愛與期望。但問題在于，學校乃至更廣闊的社會賽場，其游戲規(guī)則往往默認并獎賞前者。從語言習慣到時間管理，從與機構的互動方式到對“成功”的預設，“協(xié)同培養(yǎng)”所培育的文化資本，讓孩子在制度化軌道上“如魚得水”。這導致了一種隱蔽的再生產：優(yōu)勢在精心安排的課外活動中代際傳遞，而另一套源自生活實踐的寶貴技能——如獨立性、務實精神和親屬協(xié)作——則在主流評價體系中遭到低估。

本次對話，拉魯教授不僅展示不同階層之間的結構性差異，也觸及現代父母普遍的焦慮源頭。其表示，無論是擔心階層下滑的中產，還是盼望子女躍升的工人家庭，都被卷入一場日益激烈的教育競爭。但拉魯教授提醒我們，在既定的社會結構中，每個家庭仍保有自身的能動性。無論是為工人家庭孩子尋找“文化向導”，還是建議中產家庭學會拒絕過度安排、回歸關系的深度，其核心都在于呼吁我們超越對單一成功路徑的迷戀，重新發(fā)現不同童年形態(tài)的內在價值，并思考如何建立一個能更公平識別與容納多元能力的社會。這不僅是育兒的選擇，更是關于我們希望生活在怎樣一個世界的追問。

以下是Edu指南對話拉魯教授全文（含刪減），enjoy：

兩種世界觀，兩套育兒邏輯

Edu指南：作為社會學家，你的研究指出，父母地位會對孩子的成長產生無形但強大的影響。回到最初，是什么促使你研究社會階層差異，并選擇童年生活作為研究視角的？

拉魯：我的父母都是學校老師。我原本可能也會成為一名教師，但當我大學畢業(yè)時，嬰兒潮正在消退，教師崗位稀缺。于是我在一家非營利組織工作，后來決定攻讀研究生學位。當時，社會階層、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職業(yè)對孩子人生機遇的影響已是眾所周知，但其中的機制并不清晰。我很想弄清楚學校和家庭中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我的第一本書《家庭優(yōu)勢》研究家校關系。我發(fā)現所有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康快樂，但在如何支持學校方面，他們的想法和做法卻截然不同。完成那項研究后，我仍然不確定父母為何會形成這些不同的行為模式，于是決定深入研究家庭本身。

Edu指南：你的研究在中國讀者中引起了很多共鳴。來自工薪家庭的讀者，他們讀你的書后，終于理解了自己在融入大學和社會時的那些微妙不適感——為什么有些人天生感覺“如魚得水”，而自己總感到格格不入。同樣，來自優(yōu)勢背景的讀者，他們也意識到自己擁有許多從未察覺的“特權”。 正如你在書中多次強調的，不同的社會階層家庭，可能有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來培養(yǎng)孩子，其中的主要區(qū)別是什么？

拉魯：中產階層和工人階層家庭在育兒方式上存在根本性差異，我將其概括為 “協(xié)同培養(yǎng)” 和 “自然成長”。

中產階層父母通常將孩子視為一個需要精心培育的“項目”。他們的話語中充滿這樣的表述：“我不希望他成為莫扎特，但我希望他會彈鋼琴，也希望他做運動。”他們在自己的專業(yè)工作中看到了終身學習、激情和個人成長的可能性，因此他們以類似的“協(xié)同”方式培養(yǎng)孩子——像園丁一樣，精心規(guī)劃、不斷干預、提供豐富的養(yǎng)分和環(huán)境。

相比之下，許多工人階層父母（通常只有高中學歷，從事藍領工作）對成年生活的體驗截然不同。他們的工作往往單調乏味、報酬有限，生活資源稀缺。在他們看來，成年生活是一項艱辛的“苦差事”，因此他們希望保護孩子，讓童年成為一段可以快樂、放松、盡情玩耍的時光。他們相信，只要提供食物、住所和衣物等基本保障，孩子就會像植物一樣“自然成長”。他們將教育的專業(yè)責任更多地委托給學校，認為“老師比我更懂教育”。

Edu指南：這兩種育兒方式有優(yōu)劣之分嗎？

拉魯：不。實際上我認為沒有。如果我們回顧育兒觀念史，會發(fā)現關于“正確”方式的觀點一直在變化。從嬰兒喂養(yǎng)時間表到體罰觀念，專業(yè)建議在一百五十年間反復更迭。因此，很難說哪一種在本質上“更好”。只要孩子的需求在愛中得到滿足，兩種方式都有其價值。

然而，關鍵問題在于：學校體系的設計和標準，天然更契合“協(xié)同培養(yǎng)”的邏輯。學校對于什么是“好學生”、“好家長”有一套相對狹隘且往往未被言明的觀念。中產階層父母與學校的互動方式——主動溝通、參與活動、以提問引導孩子思考——恰好符合這套隱藏的規(guī)則。這不是因為他們更愛孩子，而是因為他們的文化習慣與制度期待產生了共振。

不平等的游戲場：從語言到日?；顒拥慕Y構性差異

Edu指南：你在書中還著重提到了不同社會階層的語言使用模式，中產階層家庭、工人階層家庭，他們典型的語言模式是怎樣的？

拉魯：嗯嗯，中產階層家庭用問題來回答問題。在中產階層家庭，他們的對話如同乒乓球般來回穿梭。我觀察過一個家庭，男孩說：“某某擁有一家廣播電臺。我們?yōu)槭裁床晦k一個廣播電臺呢？”母親回應：“我們知道怎么運營廣播電臺嗎？”她用問題回應問題，旨在培養(yǎng)孩子的推理能力。這類家庭中充滿了討論、協(xié)商和解釋。

而在工人階層家庭，交流往往更直接、更少。典型的互動是：“別鬧了。”“安靜?！薄皠e那么做。”指令明確，但缺乏擴展性討論。

著名的“三千萬詞匯差距”研究（哈特與里斯利，1995年）量化了這種差異：到孩子3歲時，專業(yè)中產家庭的孩子比工薪家庭的孩子多聽到約三千萬個單詞。這種語言環(huán)境上的鴻溝，直接影響了孩子入學后的閱讀能力和學業(yè)表現，而學校教育的核心正是圍繞讀寫能力展開的。

Edu指南：在日?；顒影才派夏?，他們的主要差異是什么？

拉魯：他們的時間組織和家庭關系優(yōu)先級也截然不同。中產階層家庭的生活圍繞著孩子的“有組織活動”（課外班、體育訓練、音樂課）精密運轉。這些活動常與擴展家庭（祖輩、叔舅）的聚會沖突，而前者通常被置于優(yōu)先地位。工人階層家庭則更依賴緊密的親屬網絡，孩子有更多無結構的自由玩耍時間，與親戚的相處被視為重要且自然的事。

優(yōu)勢與代價：重新審視兩種童年

Edu指南：就職業(yè)以及其他與社會的關系等方面，這些差異對孩子的影響是什么？

拉魯：在我跟蹤的研究對象中，10歲的中產階層孩子看起來“老成”得多。在學校音樂會上，他們表現得體、略顯無聊，仿佛已經歷過無數次類似場合。而同齡的工薪階層孩子則興奮雀躍，向父母揮手，毫不掩飾地享受當下。

然而，到了20歲左右，情況完全顛倒。中產階層的年輕人顯得“年輕”——他們工作經驗不足，對開啟職業(yè)生涯充滿憧憬但缺乏實際歷練，在生活自理和獨立決策上往往依賴父母。甚至有大學生給我寫信問：“我開會需要帶筆嗎？”這種高度的依賴性令人驚訝。

反觀工薪階層的年輕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從14、15歲就開始工作，可能早已在分擔家庭賬單、支付車貸，甚至養(yǎng)育自己的孩子。他們早已體驗到成年的責任和壓力，顯得疲憊而“老成”。

這種逆轉揭示了兩種成長路徑的本質：一種在童年被加速（充斥著成人規(guī)劃的活動），卻在成年初期被延后（依賴期延長）；另一種在童年被允許緩慢生長（自由玩耍），卻在經濟壓力下被迫過早踏入成人世界?，F代社會普遍存在的“成年初顯期”延長現象，很大程度上是中產階層的生活模式。

Edu指南：總體來看，哪種背景的孩子長大后“表現更好”？

拉魯：這個問題本身需要解構。在符合制度化標準（如升學、進入名校）方面，中產階層孩子無疑更具優(yōu)勢。他們的成長經歷就是一場針對學校和社會成功指標的長期彩排。

但這并不意味著工薪階層孩子“能力不足”。他們往往擁有中產階層孩子缺乏的實用技能：理財、家務、照顧弟妹、在有限資源下解決問題、以及與親屬協(xié)作的能力。他們更早發(fā)展出獨立性和務實精神。

中產階層教養(yǎng)模式在制造學業(yè)優(yōu)勢的同時，也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代價：高度的日程化導致孩子精疲力竭、自主規(guī)劃能力的欠缺、以及對成人指導的過度依賴。我曾聽說一個母親在公園里對孩子喊：“快點，蒂米，你的自由時間要遲到了！”當“自由”都需要被排入日程表時，某種本質的東西已經消失了。

疫情期間的研究（如埃琳娜·范·斯蒂的工作）清晰揭示了階層差異：工薪階層出身的年輕人往往表現出更強的適應力和自主性，而中產階層年輕人則更頻繁地向父母尋求指導和幫助。

在既定結構中尋找可能性

Edu指南：當今社會的主流敘事，強調個人才能和努力是成功的關鍵。在你看來，家庭背景、社會結構和個人因素，哪個更重要？

拉魯：社會世界極其復雜，很難簡單歸因。但我們可以思考：如果一個工薪階層家庭突然中彩票獲得巨額財富，他們會立刻改變育兒方式嗎？很可能不會。他們的文化習俗——我稱之為“階層的文化設定”——與經濟地位相互交織，但也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改變需要時間，往往是一代人的過程。

教育選拔制度的設計，極大地影響了不平等如何被復制或緩解。在中國等許多國家，標準化的高考制度，至少在理論上為所有孩子提供了一個清晰的、基于考試的上升通道。而在美國，大學錄取采用“綜合評價”，考察成績、課外活動、推薦信、個人品質等。這套系統(tǒng)看似全面，實則對熟悉游戲規(guī)則、擁有資源進行“包裝”的家庭極為有利。當中產階層父母可以購買昂貴的升學咨詢、安排有影響力的實習、支持孩子從事耗時的“精英”課外活動（如馬術、海外義工）時，競爭的天平早已傾斜。

Edu指南：無論是中產階層還是工薪階層的父母，他們?yōu)楹⒆铀龅囊磺?，除了希望孩子健康成長和更快樂地成長之外，你認為他們以特定方式培養(yǎng)的更根本原因是，是對社會地位和財富面子的焦慮嗎？這種焦慮驅使他們的孩子需要學習很多東西、參加很多活動。

拉魯：父母，無論屬于哪個階層，都深陷于時代性焦慮之中。全球產業(yè)鏈轉移讓制造業(yè)崗位消失，住房和教育成本飆升，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中產階層父母擔心孩子無法維持現有地位；工人階層父母擔憂孩子的前景可能比他們更黯淡。

這種焦慮催生了圍繞教育的競爭，但也讓我們忽視了更根本的結構性問題。例如，美國聯邦最低工資自2009年以來未變，未能跟上通貨膨脹，而贈與稅的免征額度卻與通脹掛鉤。政策細節(jié)中的魔鬼，實實在在地加劇了資源分配的不平等。

Edu指南：對于工薪階層的家庭和孩子，你有什么建議？

拉魯：首先，讓孩子孩子閱讀。這是幾乎所有研究都支持的對認知發(fā)展有益的做法，且成本極低。

對于資源有限的家庭，尋找一位“文化向導”至關重要。這可能是鄰居、親戚、老師或社區(qū)中的長輩——一個比你更了解教育系統(tǒng)“游戲規(guī)則”的人。他們可以在關鍵節(jié)點提供建議：該申請哪所學校？該優(yōu)先考慮什么？他們能幫助解讀那些隱形的規(guī)范。每個人都需要A計劃（夢想）和B計劃（現實），一個好的向導能幫助你在兩者間智慧地航行。

Edu指南：對于中產的家庭和孩子呢？

拉魯：對于疲于奔命的中產階層父母，我的建議是：學會拒絕。孩子的生命很長，他們不需要在童年就完成所有事。建立有意義的家庭儀式——如周五的游戲之夜、周日的家庭散步——比多報一個興趣班更能提供安全感和幸福感。關系的深度往往比活動的廣度更重要。有人曾擔心送孩子去湖邊小屋度假會錯過一個高端科學營，但和表親建立牢固紐帶的價值，是任何夏令營都無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