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吳真講述“孤島”（半個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的PPT中，有一張歷史圖片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位老太太縮身于兒子推的獨輪車上，但她的手上是正在閱讀的一本書！吳真選用這張圖片的意味很明確：即使戰(zhàn)爭，也無法打斷人們對精神生活、對閱讀的需求與向往。此之謂“書籍是精神的避難所”最生動的詮釋。

對于以鄭振鐸為代表進行的“文化抗戰(zhàn)”，人們已經(jīng)說得夠多了?！肮聧u”對于中國難民的庇佑、對于不肯投敵的文化人的接納，加上工部局在戰(zhàn)時的勉力維持，在1937—1941年之間給了東南中國一點小小的喘息空間。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在“孤島”堅持文化抗戰(zhàn)有著與時間賽跑的意義，是沒有問題的。

前不久，筆者在深圳還與江曉原老師談起四行倉庫與電影《八佰》。當時在西方列強觀察下的民族抗爭，是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場一部分的重要證明，這也是明載于史冊的。正如筆者在岱峻《發(fā)現(xiàn)李莊》新版分享會上所說，中國學人在那樣艱難的境地里，仍然保持對“無用之學”的關(guān)注和研究，其實質(zhì)是對“中國不會亡”的信心。這一判斷可用于李莊諸學者，也可用于在“孤島”奮斗的鄭振鐸等人，他們是在不同的戰(zhàn)場上，克服種種困難，為民族的文化復興盡了自己的一份力。

說到目標事業(yè)，也很簡單，敵人想要什么，我們就爭奪什么。鄭振鐸搶救中國古籍的努力，可以與中央博物院搶運文物南遷相提并論。不同的是，后者是國家行為，一切都是按計劃運輸、停留、收藏、回轉(zhuǎn)。而鄭振鐸等人收購舊書，卻只有一張空頭支票，需購何書，如何購置，古籍如何郵寄、保管、運輸，一切都得自己想辦法。但時不我待，敵人對中國古籍的掠奪與截留是隨著戰(zhàn)爭的進程而深入的。鄭振鐸等人身處“孤島”，擔負著罵名和不理解，在敵占區(qū)與敵人周旋，比起在大后方的堅持與逃難，難度只會更大，空間只會更小。尤其鄭振鐸這種文化名人，本身就處于敵人必欲得而甘心的危險境地，還要承擔“為國家保存古籍”的任務(wù)，確實需要當事人分外小心、趨避有方才行。這一“不可能的任務(wù)”之所以能夠完成，鄭振鐸對古書“喜歡到弗得了”與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心，缺一不可。經(jīng)過八九十年，這份努力仍然被后人看見、景仰。

鄭振鐸能在敵后完成保存文獻的艱難任務(wù)，其實要倚仗很多人的共同努力。正如書中所言：“希望本書能揭示在傳統(tǒng)文獻學中容易被忽視的書賈群體及其商業(yè)活動，觀察這一群體如何參與‘文化抗戰(zhàn)’。”書賈們不再是一般人筆下“唯利是圖的商人形象”，相反，他們“不僅掩護了鄭振鐸，也掩護了圖書的外運”。鄭振鐸等人組建的“文獻保存同志會”在上海搶救的海量書籍，正是通過如中國書店楊金華等人，利用民間商運瞞天過海，穿越政治鐵幕，打通了那條隱秘的“孤島書路”。

2700多個郵包在戰(zhàn)時能夠平安自滬抵港，不能不讓人們?yōu)橹鞒诌@條書路的組織者喝一聲彩。正是這些看似微末的民間力量，構(gòu)筑起文化存續(xù)的隱秘通道。書賈們以商運為掩護，將民族血脈裹于一紙一墨之間，其行雖隱，其功甚偉。鄭振鐸曾言：“吾輩之業(yè)，乃在千秋?！边@千秋之志，不在喧囂之中，而在沉默堅守之下。一條條穿越封鎖的郵路，如細流匯江，終成文化不滅的見證。此等壯舉，非一人之力，實為群策之果，彰顯出危難之際中華文化共同體的自覺與擔當。正是這種超越個體的共同體意識，才讓散落于亂世中的文化火種得以存續(xù)。每一個緘默的參與者，無論是挺身而出的學者，還是隱姓埋名的書商，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守護文明的底線。

其實這一事業(yè)得以完成，固然離不開嚴密的組織與默契的配合，更離不開戰(zhàn)時上海復雜的商運網(wǎng)絡(luò)所提供的隱蔽通道。但也要感謝當時中國已經(jīng)成形的現(xiàn)代郵政體系與民間運輸網(wǎng)絡(luò)的協(xié)同運作，正是這種基礎(chǔ)設(shè)施的初步現(xiàn)代化，為文獻搶救提供了實現(xiàn)可能。即便在戰(zhàn)火紛飛之際，郵路仍能維持基本運轉(zhuǎn)，使得大批古籍得以通過合法外運形式隱蔽轉(zhuǎn)移。這一系統(tǒng)雖非為文化救亡而設(shè)，卻在關(guān)鍵時刻成為文明存續(xù)的血管。鄭振鐸等人正是敏銳地利用了這一體系的縫隙，在審查與封鎖之間尋得一線生機，將國家寶藏化整為零，悄然輸往安全地帶。郵政系統(tǒng)、商運路線與城市網(wǎng)絡(luò)的交織，使文化搶救得以借殼存身，以日常之名行非常之事。制度縫隙中的智慧博弈，彰顯出特殊時期文化守護者的機敏與韌性。這種看似平凡的日常機制，在非常時刻竟成為文明存續(xù)的關(guān)鍵支點。讀史至此，可為浩嘆者再，亦當深思者三。

《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中，我獨賞第七章《難中相守的戰(zhàn)時情緣》。這一章以靜寫動，以柔寫剛，筆致含蓄卻筆力千鈞。徐微作為鄭振鐸的學生與助手，陪著他度過了在“孤島”的至暗時刻。徐微后來對這段經(jīng)歷很少提及，甚至不發(fā)一言。固然因為有紀律要求，更因她將這段歲月視作生命中最私密的印記。她不言，并非無話，而是深情難述。書中寫她深夜校書、代為通信、奔走聯(lián)絡(luò)各藏書樓，足跡遍及滬上里巷，卻始終低調(diào)如影。其實也讓人想到，當外人與后人將關(guān)注都給了鄭振鐸這樣的大家時，還有多少個徐微這樣的“無名者”默默地沉入歷史的黑暗之中？只有在這一章中，作者在共情與凝視中捕捉到那些被宏大敘事遮蔽的微光。

所以，本書有粗有細，對于“文化抗戰(zhàn)”有全景式的掃描觀照，又有對個體命運的細膩體察，既呈現(xiàn)了驚心動魄的文獻搶運全貌，也留下了那些沉默躬行者的側(cè)影。它不單記錄抗爭，更在打撈記憶的碎片，將被遮蔽的姓名重新置于光下。正是這些看似微弱的個體選擇與日常堅持，構(gòu)成了文化存續(xù)最堅實的底座。（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暗斗：一個書生的文化抗戰(zhàn)》

吳真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原標題：《第35期解放書單|打通一條文化存續(xù)的“隱秘通道”》

欄目主編：王一

文字編輯：王一

本文作者：楊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