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 Miller 的《芯片戰(zhàn)爭》以歷史學的視角，梳理了中美在半導體領域的博弈，但時間只寫到了川普1.0。嚴格來說，“芯片戰(zhàn)爭”的正劇，是在拜登任內，在川普 2.0 變得更戲劇化，不僅塑造了中美科技競爭，也某種程度上定義了整個中美關系。

今年1月，川普再次就任前夕，《文化縱橫》約稿，請我就“川普 2.0”的對華科技競爭政策做一個前瞻。當時我斗膽提了些初步看法，全文參見，以下是幾個相關的判斷：

如今回頭看，有不少判斷似乎得到印證。比如，川普政府先后放行了 H20 和 H200 芯片。本屆美國政府，半導體出口管制已不再是不可觸碰的國家安全禁區(qū)，而是可以隨貿易談判進展靈活收放。美國的對華半導體政策，有點像是在回歸川普 1.0 時期逐步形成、卻在拜登時期被放棄的“滑動比例”思路，即不再執(zhí)著于維持絕對技術領先，而是力求在關鍵節(jié)點上領先中國一到兩代；同時避免對美國企業(yè)對華出口設置過度的限制。

但同樣不可否認的是，川普 2.0 “芯片戰(zhàn)爭”的演進也在多個層面明顯超出了我此前的預期。

第一個超出預期的，是英偉達 CEO 黃仁勛。相比拜登時期相對低調的角色，黃仁勛在川普 2.0 下展現出極強的政治手腕，成為川普的座上賓，并獲得這位美國最有權勢人物的明確支持。當然，這種影響力并非憑空而來，而是源自英偉達市值近乎火箭式的增長，以及其對美國資本市場、美國經濟日益增強的重要性。

第二個超出預期的，是對華鷹派的階段性退潮。白宮國安會多名強硬派去職、商務部 BIS 大裁員、H200 解禁，以及 GAIN AI法案未能進入 2026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都顯示鷹派推動對華科技限制的能力下降了。目前仍活躍的，主要是缺乏決策權的智庫人士和偶爾發(fā)聲的國會中國委員會。但我不認為鷹派就此出局了，目前的情況更像是他們的一種戰(zhàn)術收縮。川普有意避免可能引發(fā)中方系統(tǒng)性反制、并外溢至貿易和金融領域的涉華措施，鷹派也只好轉而通過低烈度、更隱蔽的方式施壓，同時在關鍵決策上保留否決能力。Blackwell 芯片輸華，最終被魯比奧等叫停，正是這一機制的體現，也折射出川普核心閣僚在對華科技競爭中的真實站位。

第三個超出預期的，是“推動美國人工智能技術棧全球出口”被提升為川普 2.0 的一項明確國策。遏制中國、防止中國人工智能體系在全球擴張，這些以前對華芯片管制的意圖，在這里成為白宮推動芯片出口的理由，直接促成了英偉達和阿聯(lián)酋、沙特等中東國家的交易。在這些交易中，美國引入了一套新的數量管理機制：3.5 萬塊芯片以內，可以直接出口實體芯片；一旦超過這一規(guī)模，則只能由美國公司以云服務形式提供算力。這套模式很可能正被設計為未來美國芯片出口政策的通用模板。當然，中國等禁運國家不適用這一安排。

第四個超出預期的變化，是國內推動芯片自主的決心，以及對英偉達芯片態(tài)度的轉變。這背后，是國家和層面對國產替代能力不斷增強的信心。雖然我國半導體設備等基礎環(huán)節(jié)的突破仍然需要時間，但在芯片自研方面，一批民營科技企業(yè)的進展已相當亮眼。以 DeepSeek、Qwen 為代表的中國開源大模型，在多個維度已超過美國同類開源模型，與美國最頂尖的閉源模型之間的差距，也已縮短到以月計。過去半年，我在世界人工智能大會等多個場合與國內從業(yè)者交流，能感受到行業(yè)氣氛的變化，中國科技界的精氣神相比一年前明顯提升。

過去一年里，除了芯片出口管制，其他幾個與之相關的議題，也都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和特點。

一是云服務的出口管制。這一議題在國會層面一直有人推動，但整體進展乏力。眾議院方面，“遠程訪問安全法案”今年9月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快速通過，但隨后便停滯不前，最終也沒能納入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參議院提出了內容相近的法案，試圖塞進參院版 NDAA，同樣沒能成功。相比之下，國會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在年度報告中反而提出：可以放開云服務，用“芯片租賃”替代“芯片出口”。

白宮的風向也看不出有限制云服務的意思。川普上任后并未推出針對云服務的新限制。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 Michael Kratsios 的看法是對云服務實施 KYC 和合規(guī)審查已經足夠。部分美國智庫的態(tài)度也在發(fā)生變化，比如蘭德、CSIS 等智庫的一些專家開始認為，未必一定要限制云服務，允許美國公司繼續(xù)為中國企業(yè)提供云，反而能加深其對美國技術棧的依賴，同時美國公司還能在云端監(jiān)控使用情況，極端情況下可以隨時斷開服務。

不過，這一議題仍然需要高度警惕。近期美國媒體開始密集關注中國企業(yè)通過海外渠道獲取云端算力、訓練大模型的情況，新加坡的 Megaspeed International、日本的 Datasection 等“新云”模式（在第三國合法采購英偉達受控芯片，再向中國企業(yè)遠程提供算力）相繼遭到炒作。對華鷹派顯然不會輕易放棄這條戰(zhàn)線。

二是對半導體制造設備和芯片代工的限制。目前看，這一領域基本沒有松動。川普放行 H200 后，市場一度期待美國政府會同步調整 EAR 中的芯片出口管制標準，從而帶動對芯片代工限制的放松，利好中國自研芯片。但現實是，美方似乎意在通過“特別許可”方式給英偉達、AMD 開綠燈，而非修改 EAR 本身，因此芯片代工限制短期內看不到實質性解除的可能。

對設備的管制毫無松動，但美國政府的壓力在增大。英偉達獲得的待遇，讓包括應用材料、泛林、科磊等美國設備廠商，以及荷蘭的 ASML有了想法。一些代表他們的聲音呼吁白宮同步放松設備的管制，邏輯是：如果美國的目標，是讓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與中國本土廠商競爭，從而拖慢中國國產替代進程，那么只放芯片、不放設備在邏輯上并不成立。一旦美國設備被徹底擋在中國市場之外，中國反而會被迫加速構建全國產設備體系，形成更封閉和穩(wěn)固的本土生態(tài)。

但這一論證本身也存在明顯漏洞。設備需求最終取決于芯片生產發(fā)生在哪里。如果中國市場對高端芯片的需求主要由英偉達等美國公司滿足，那么新增產能自然會繼續(xù)流向臺積電等海外晶圓廠，而不是中芯國際這樣的本土制造廠商。這實際上已經在擠壓中國本土晶圓廠和設備廠商的成長空間。

三是反向投資審查。這一領域整體維持在拜登時期的水平，沒有出現明顯升級。尤其是“美國優(yōu)先”投資政策備忘錄，基本處于擱置狀態(tài)，以至于國會不得不致信財政部長貝森特，質問財政部為何在反向投資審查問題上行動遲緩。

2026財年國防授權法案通過，其中包含的反向投資審查條款將如何落地實施，值得觀察。相較拜登時期，該條款在覆蓋范圍上有所擴展，包括了先進半導體、量子信息技術、人工智能、高性能計算與超級計算、高超音速系統(tǒng)。但從國會立法到財政部制定具體實施細則，中間存在較大的時間窗口和政策彈性。綜合判斷，財政部的執(zhí)行力度仍將高度取決于中美關系的大局，尤其是明年中美高層互動的走向。此事的主責在貝森特領導的財政部，考慮到貝本人在白宮閣僚中最不愿其他意外因素干擾中美貿易談判大局，財政部落實相關立法要求的積極性，恐怕不會太高。

站在 2025 年的年尾，再去判斷 2026 年川普 2.0 對華科技競爭政策走向，客觀上比拜登時期要困難。

首先，川普政府并不存在類似拜登時期“沙利文主義”那樣相對統(tǒng)一、可預期的戰(zhàn)略框架，政策更多呈現出碎片化和情境化特征。其次，川普本人對具體議題的高度介入，使政策走向與其個人偏好、即時判斷和政治算計高度綁定，其風格的不穩(wěn)定性顯著放大了不確定性。此外，技術本身的演進節(jié)奏也在持續(xù)改變決策者的認知，并反過來影響政策選擇。

因此，泛泛而談趨勢意義有限，更有價值的或許是尋找?guī)讉€可以被觀察、被驗證的錨點。在未來一到兩年的時間尺度上，我認為有幾個這樣的關鍵錨點：

第一個，是川普政府是否會允許英偉達向中國出口 Blackwell 芯片。

從現在到明年 4 月中美高層會晤之前，圍繞高端芯片出口的爭論大概率會反復出現，川普本人的態(tài)度也可能隨著對華關系需要、國內政治與商業(yè)環(huán)境、以及鷹派壓力的變化而不斷調整。

最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川普政府在放松對華芯片出口管制時，除了直接幫助英偉達這樣的美國企業(yè)，是否也反映出他們對人工智能在國家安全和軍事競爭中的戰(zhàn)略價值，正在發(fā)生某種重新評估。

自拜登時期起，對華芯片出口管制一直被視為影響中美人工智能競爭格局的核心變量，但這一判斷本身是否正在動搖？

從政策邏輯看，如果某項技術在短期內尚未顯現出決定性的軍事或戰(zhàn)略突破意義，與其維持高強度、資源消耗巨大的管制，不如在可控范圍內擴大出口，通過市場占有率和供應鏈綁定獲取現實收益。相比持續(xù)投入政治資本和行政資源去維持“硬管制”，讓美國企業(yè)多賣產品、占據市場、形成路徑依賴，可能更具性價比。

與此同時，美方對“繼續(xù)出口管制是否還擋得住”的現實評估，顯然也在發(fā)生變化。

過去一年，中國芯片自主方面的積極信號不斷出現，不論這些進展的技術成色如何，單是它們在美國媒體上的高頻曝光，就足以沖擊部分政策部門的心理預期。如果判斷中國的技術自主在趨勢上已經難以阻斷，那么維持現有管制體系的正當性和有效性都會被削弱，尤其是在英偉達事實上找不到第二個可替代中國的同量級市場的背景下。

更宏觀地看，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正進入“無人區(qū)”：模型能力邊際提升放緩，評估和監(jiān)測越來越困難，對AI 泡沫的擔憂在美國政策圈和資本市場不斷上升。資本與頭部科技企業(yè)開始有意識地“抱團取暖”，試圖分散風險。如果最終證明 AGI 的故事難以持續(xù)，英偉達的高估值將面臨回調，美股會整體承壓，本就形勢復雜的中期選舉也將陡增變數。

當此之時，把中國拉進來，納入美國的人工智能供應鏈體系、形成相互依賴，共同探索這片“無人區(qū)”，在川普政府看來是不是也屬于一種風險分散或共擔的理性決策？

第二，是對華鷹派是否會反擊，尤其是會不會再次出現類似當年“50% 穿透規(guī)則”那樣的政策動作，從而打破當前本就相當脆弱的中美“技術休戰(zhàn)”狀態(tài)。

釜山會談后，川普政府顯然在刻意吸取此前華為出口管制指南、50% 規(guī)則等事件的教訓，試圖避免再次對中方造成強烈刺激，進而破壞當前的貿易緩和局面，為明年4月可能的訪華行程營造相對穩(wěn)定的氛圍。無論是暫緩針對中國某些部門所謂“實施大規(guī)模網絡間諜活動”的制裁方案，還是內部明確不再推出新的、具有高度沖擊性的出口管制措施，都體現了這一整體思路。

在操作層面，美國政府也明顯加強了對華政策的內部協(xié)調。白宮已將相關統(tǒng)籌責任集中到副幕僚長 Stephen Miller 手中，要求各部門在采取涉華行動前進行更嚴格的把關，避免出現破壞緩和態(tài)勢的意外動作。

但有協(xié)調機制，并不意味著完全不會出現任何涉華負面舉措。更現實的情況是，美方會對潛在行動進行更精細的風險評估，重點權衡兩個因素：第一，這一舉措的力度和外溢影響是否足以激怒中方，從而引發(fā)強力反制；第二，它是否符合川普政府當前的優(yōu)先議程，例如推動先進制造業(yè)回流美國、加快核心和敏感供應鏈“去中國化”。

不久前聯(lián)邦通信委員會更新“受限清單”，實質性阻斷了大疆等中國無人機的新機型和關鍵零部件進入美國市場，很可能正是在上述權衡框架下作出的決定。這類措施單點發(fā)力、影響范圍有限，主要針對個別行業(yè)和企業(yè)，政策烈度相對可控。在美國政府內部，這類動作通常被歸類為所謂的 “housekeeping measures”，用以區(qū)別于會顯著改變局勢的 significant escalation。近期對華半導體體半導體 301 關稅的調整，也大體屬于這一性質。

第三，是美國國防部是否會啟動新一輪大規(guī)模 1260H 清單列名。

根據 2021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第 1260H 節(jié)，美國國防部（現為戰(zhàn)爭部）需每年更新一次所謂的 1260H 清單（CMC List），識別被認定為“中國軍事公司”的實體，該機制至少持續(xù)至 2030 年底。名義上這是例行法定義務，但從其發(fā)布時間和擴容幅度能解讀出一些政策信號。

近期，戰(zhàn)爭部負責工業(yè)基礎政策的助理部長 Michael Cadenazzi 在大西洋理事會活動上被問及下一輪清單更新時間，只是說表示仍在跨部門協(xié)調、還沒有敲定。這也是目前美方唯一一次公開回應，側面反映出白宮內部可能也沒想好。盡管 1260H 條并未規(guī)定必須在什么時候更新清單時間，但自 2021 年以來，這個時間通常在每年年初、集中在1月份。比如，2024年是1月31號，2025年是1月7號。如果延續(xù)慣例，下一次更新清單大概率在2026年1月。

近期已出現兩輪圍繞 1260H 的風聲。11 月，彭博報道稱國防部已認定一批中國企業(yè)符合列名標準，并就其中八家通報國會；12 月，又有九名國會議員聯(lián)名致信國防部長，要求將十余家中國科技公司納入清單。這些被點名企業(yè)主要集中在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制造、激光雷達、人工智能、機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領域，普遍具備潛在軍民兩用屬性，且相關行業(yè)此前已有企業(yè)被列名，若美方選擇推進，這些公司上清單的概率不低。

后續(xù)大致有兩種可能的路徑。第一種，在中美貿易休戰(zhàn)和整體緩和氛圍的約束下，白宮對華政策協(xié)調機制認為，大規(guī)模更新1260H清單可能對中方構成明顯刺激，進而選擇推遲或縮小列名規(guī)模。

第二種，盡管意識到可能引發(fā)中方不滿，但白宮評估認為，1260H清單實際殺傷力和外溢影響遠低于實體清單，核心效果主要是限制美國國防部及其承包商采購清單企業(yè)的設備和服務，在“供應鏈安全”框架下具備一定對中國的解釋空間，從而決定繼續(xù)按期推進列名。

無論哪種選擇，都將成為衡量川普 2.0 對華科技競爭克制程度的重要信號。

第四，是美國在擺脫對中國稀土“卡脖子”依賴方面的真實進展。

目前，美國官方比較多的表述是在兩到三年內擺脫對中國稀土的依賴，并實現國內的大量供應，但這些說法本身高度模糊：何謂“擺脫依賴”，“大量供應”到什么程度，政策層面沒有清晰界定。這個問題或許應該這么說：如果中國再次實施包含域外管轄在內的稀土出口管制，美國及其盟友是否能夠在受管制的中重稀土及相關磁體領域維持穩(wěn)定、自給的供應體系？

這一結果取決于多重條件能否同時兌現：美國及其盟友能否在中國之外找到經濟上可持續(xù)的離子型稀土資源；Lynas、MP Materials 等企業(yè)在重稀土分離和加工環(huán)節(jié)的擴產是否按期推進；以及美國政府的價格保障、補貼和投資承諾，能否在高成本階段持續(xù)托底企業(yè)現金流。同時，下游需求同樣關鍵：包括通用汽車、蘋果在內的主要商業(yè)客戶，是否愿意在成本更高、供應不穩(wěn)定的情況下堅決綁定本土稀土和磁體公司，直接決定替代體系能否形成正向循環(huán)。

此外，美國和盟友能否真正建立一個可運轉的稀土協(xié)作網絡，而非停留在政治表態(tài)；稀土回收利用、減量化設計和替代材料等技術路線能否在短期內實現規(guī)?；?；以及美國是否能孕育出打破既有產業(yè)格局的突破性稀土技術和企業(yè)，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上述任何一環(huán)進展不及預期，都可能顯著拉長美國擺脫中國稀土依賴的時間表。

只要美國無法在極端情景下對沖中國稀土供應中斷的風險，中國在稀土領域的結構性優(yōu)勢就會持續(xù)制約美方升級科技限制；反之，一旦美方判斷自身在稀土供應上的脆弱性明顯下降，其在對華科技政策上的克制與顧慮，也將隨之發(fā)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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