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丨李佳桂（2025年8月4日揮汗作于合肥寓中，2025年8月20日修訂于淮南“榆木柴房）

拜高科技所賜，畫家中的許多人將原本十分清苦的繪事變的十分悠然起來了，單憑一部手機或電腦，便可“坐地日行八萬里”，遨游天下。于是乎，芒鞋高掛，足不出戶，在茶香裊裊中，杯中春秋，筆下乾坤，鼠標亂躥間，搬山移水，移花接木，東拼西湊，一幅幅大作不日可得矣！只是不接地氣，不見生機，靈魂盡失。依賴科技作畫者，早已將“寫生”——這一中國傳統(tǒng)繪畫創(chuàng)作的法寶給拋棄了！

寫生，作為繪畫的一個品種、創(chuàng)作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不論是其實踐活動，還是作為繪畫的一個術語，都別誤會是什么西方的“泊來品”，而是在中國古亦有之。

寫生一詞最早出現(xiàn)于唐代，張彥遠在其《歷代名畫記》中云：“江南地勢如紈綺，故謂之寫生”——首次將“寫生”用于描述繪畫。其中，記載畫家邊鸞“善寫生”，其作品“得動生意”，強調筆墨捕捉自然生命的鮮活姿態(tài)。五代時期黃荃《寫生珍禽圖》以精細的工筆技法，細致勾勒禽鳥動態(tài)，是為中國畫史中最早標明“寫生”的絹本畫作。

南朝時期著名的《古畫品錄》“六法論”中，與“寫生”直接關聯(lián)的即有“三法”：曰“應物象形”；曰“隨類賦彩”；曰“傳移模寫”。史書載，五代畫師騰昌佑“工畫而無師，惟寫生物”。宋/范鎮(zhèn)《東齋紀事》載：又有趙昌者，漢洲人，善畫花，每晨朝露下時，繞欄檻諦玩，手中調彩寫之，自號“寫生趙昌”。明/《徐氏筆精》云：“惟元倪瓚輩始喜寫生，脫畫家蹊徑?！?/p>

歷代畫家和詩人還都寫下了大量推崇和贊美寫生的詩作。如：宋/蘇軾：“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元/鄭允端《題徐熙杏花畫》：“寫生政自愛徐熙，把卷摩挲眼欲迷。曾記沉沉春雨后，一枝斜透粉墻西?！痹?吳當題《棲鵲圖》：“錢候寫生苦逼真，淡墨蕭疏妙難似?！鼻?趙翼《題肅本淳化帖》詩：“譬如畫家寫生法，須見美人描翠娥”，等等。

對于寫生的要義，歷代畫家總結了很好的經驗。一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只待具有感物通神能力的人去發(fā)現(xiàn)和表達。寫生就是要培養(yǎng)畫家觀察力，提升對現(xiàn)實世界的認知能力與敏感度，防止一味地對名家畫稿臨摹訓練而陷入技法套路，通過“即時性”場景的心靈刺激，生發(fā)創(chuàng)作靈感，防止“紙上談兵”造成的“審美固化”。二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通過對自然景物直接描繪，或“目識心記”，積累創(chuàng)作素材，提高繪畫的表現(xiàn)力和創(chuàng)新力，避免一味臨摹古人畫或今人畫，閉門造車，只會紙面上“搬山移水”，東拼西湊，造成畫作空洞、雷同，死氣沉沉，毫無生機。三是，通過對自然物象的形式美、意境感及其相互間關系與光影變化的用心觀察和梳理，提練出物象的神韻，抓取物象本質特征，使創(chuàng)作更加生動、鮮活而有靈性。同時，也會在創(chuàng)作中自覺的使二維平面具有三維空間感。四是，通過“搜盡奇峰打草稿”，大量的寫生實踐，“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培養(yǎng)“心手合一”、將客觀物象轉化為藝術表達語言的能力，在創(chuàng)作中胸有成竹，得心應手。

其實，寫生又何止是一頂“技術層面”的繪畫活動呢？從“精神層面”上講，寫生不僅是畫家直面自然，觀其貌、摹其形、攝其魂的重溯自然的繪畫過程，更是一場人與自然的對話、情感交流的過程；既是畫家發(fā)現(xiàn)自然之美、表現(xiàn)自然之美的過程，也是自然滋養(yǎng)畫家心靈，培育畫家珍愛自然、敬畏生命，重溯審美認知與靈魂的過程！石濤《畫語錄》云：“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脫胎于予也，予脫胎于山川也”，深刻論述了山川不只是被描畫的客體，畫者也不只是居高臨下，敖視山川的的主體，而是互為胚胎，相互孕育。畫家在接受自然的饋贈與干預中，凈化靈魂，啟發(fā)心智，由“看山是山”而“看山非山”；由眼中的“實景”轉化為筆墨中的“化境”——這正是寫生活動的核心價值與意義所在。

“仰視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蘭亭集序》中這段精采論述，正可用來說明寫生活動中人與自然交融的審美體驗！游目騁懷，放眼四望，觀察世間萬物，聆聽天賴之音，舒展胸懷，放飛思緒，寄情于景，觀物悟道，“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海到無邊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眼界無盡藏，懷抱有清風”，這樣一種由自然環(huán)境激勵帶來的舒暢情緒、豁達心智及其思想境界，是坐擁書齋、玩弄電腦的人完全得不到的，必將給繪畫創(chuàng)作注入勃勃生機、新的意趣和崇高境界。

最能彰顯寫生對于繪畫創(chuàng)作重大意義的案例莫過于“新金陵畫派”的崛起。針對傳統(tǒng)山水畫如何反映新時代風貌、突破室內創(chuàng)作的局限性，1961年9月，以傅抱石為首的“江蘇國畫工作團”，開啟了長途寫生活動，歷時三月余，橫跨六省十市，行程兩萬三千里，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寫生作品，題材涵蓋革命圣地、建設工地以及自然景觀。1961年5月，在北京舉辦了《山河新貌》成果展，引發(fā)巨大轟動。其中，傅抱石的《待細把江山圖畫》和錢松嵒的《紅巖》等成為時代的經典。一次團體寫生活動，一舉催生了“新金陵畫派”的崛起。

——這一成功案例，難道不該給當代有志于“為山何立傳”的畫家們以深刻的啟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