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秋天，天津郊外那個讓人聞風喪膽的“女魔頭”府邸，大半夜被人敲響了。

門房哆哆嗦嗦地進去通報，說是來了好幾位皇軍軍官，領頭的還是個大佐級別的人物。

屋里那個正在跟情夫鬼混的女主人一聽，差點沒樂出聲來，心想這肯定是哪位太君又看中她的“忠誠”，要來給她升官發(fā)財了。

她連衣裳都沒顧上整理利索，滿臉堆笑地就沖出去迎接。

結果呢，這夢做得有點短。

當她湊上去喊“太君”的時候，等著她的不是嘉獎令，而是幾把黑洞洞的駁殼槍和一條麻繩。

這幾個“太君”壓根不是日本憲兵，而是八路軍武工隊扮的。

最諷刺的是，僅僅五年前，這個被槍口頂著腦門的女人，還是個抱著烈士牌位哭得死去活來的貞潔烈女。

這個女人就是劉四姐，當年天津衛(wèi)著名的女漢奸。

要說她怎么從一個受害者變成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這事兒吧，說起來比劇本還狗血。

咱們把時間倒回1937年。

那時候劉四姐拿的真不是反派劇本。

她男人是29軍38師的兵，在天津保衛(wèi)戰(zhàn)那是真刀真槍跟鬼子拼命，最后壯烈殉國。

按理說，這種烈士家屬，怎么著也得受人尊敬吧？

可那個年代的農村宗法社會，簡直就是吃人不吐骨頭。

男人剛死，家里頂梁柱塌了，公公也被氣死了。

她那個婆婆為了獨吞家產，竟然給劉四姐扣了個“克夫災星”的帽子，連人帶娃直接掃地出門。

一夜之間，她從殷實人家的小媳婦，變成了住破廟的乞丐。

村里人也是愚昧，不僅不同情，還跟著起哄排擠。

這種叫天天不應的絕望，往往就是人性扭曲的開始。

就在劉四姐快餓死的時候，村里的偽保長宋汝學看上她了。

這姓宋的也不是啥好東西，就是饞她的身子。

但對那時候的劉四姐來說，哪怕是毒藥也得喝，起碼能換口飯吃，能有個遮風擋雨的地方。

她抓住了這根稻草，但也僅僅是把它當個跳板。

真正讓劉四姐“黑化”的，是一個特別扎心的瞬間。

她發(fā)現(xiàn)那個平時在村里作威作福的宋保長，見了日本人就像條哈巴狗一樣跪地求饒。

這一幕直接把這個農婦的三觀給重塑了。

她突然明白：在這個亂世，給狗當二奶，不如直接睡狗主人。

機會還真讓她逮著了。

有個日本少佐看她的眼神不對勁，她沒躲，反而迎上去了。

靠著這一步，她踩著宋保長的腦袋，直接爬上了日本人的床。

這一步跨出去，那個受氣的農婦死了，一個披著人皮的惡鬼活了。

她住進天津城的大宅門，穿上旗袍，女兒送進日本學校，徹底活成了她死鬼丈夫最恨的樣子。

如果只是貪圖富貴也就算了，但這女人心里的恨太深了。

1941年，她主動要求進了特務隊。

穿上那身特務皮，她比日本人還狠。

為了報復社會，她發(fā)明了一堆變態(tài)刑罰：用煤油燈燒女囚的身體、用燒紅的火箸燙人、甚至活挖眼珠子。

她最喜歡干的事，就是把抓來的抗日志士帶回她以前住的那個村，當著全村人的面活埋。

她不是在殺人，她是在向那些曾經瞧不起她的鄉(xiāng)親們炫耀手中的屠刀：看，我現(xiàn)在是能定你們生死的神。

她在天津城混成了讓人談虎色變的“女閻王”，手上沾滿了同胞的血。

據(jù)說她那個婆婆后來也是被活活嚇死的，這也算是她報復名單上的第一個戰(zhàn)果。

但是吧，天狂有雨，人狂有禍。

1942年，冀中軍區(qū)的武工隊早就盯上這個毒瘤了。

隊長李太英是個狠角色，他知道硬攻劉家大院不劃算，得用腦子。

這招叫“特洛伊木馬”。

先派個女隊員混進去當廚娘，把她家的地形和作息摸得一清二楚。

行動那天晚上，李太英帶著隊員換上了繳獲的日軍軍服，大搖大擺地去敲門。

之所以敢這么干，就是吃準了劉四姐骨子里的奴性。

她這一路走來，靠的就是對日本人的無底線跪舔。

一見“大佐”光臨，她那個興奮勁兒，連基本的警惕性都喂狗了。

這種心理盲區(qū)，讓她和她的姘頭賈懷水瞬間成了甕中之鱉。

被抓后的劉四姐也沒老實，押解路上經過莘莊茶亭歇腳時，這娘們兒還想趁亂掙脫繩子跑路。

可惜啊，運氣這東西是有定數(shù)的。

武工隊員沒再給她機會，直接一陣亂槍。

1942年的那個秋天，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女漢奸，像條死狗一樣癱在荒郊野外，甚至連個收尸的人都沒有。

參考資料：

賈曉明，《抗戰(zhàn)時期的除奸斗爭》，人民政協(xié)報，2014年。

天津市檔案館編，《天津抗戰(zhàn)紀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冀中軍區(qū)政治部，《冀中抗戰(zhàn)簡史》，1945年檔案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