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甲骨簡牘、紙質書到電子書，從手寫、印刷到數(shù)字出版，無論形態(tài)與技術如何演變，出版作為中華文脈‘承載者’與‘傳續(xù)者’的核心功能始終未變。傳承中華文脈，正是出版的根本使命與價值所在。

中華文脈是中華民族在數(shù)千年歷史長河中形成的、貫穿始終的文化基因與精神脈絡，是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得以持續(xù)發(fā)展的內在動力與獨特標識。出版作為一項基礎而深遠的文化活動，不僅承載著記錄思想、傳播知識與啟迪智慧的重要功能，更在延續(xù)人類文明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從甲骨簡牘、紙質書到電子書，從手寫、印刷到數(shù)字出版，無論形態(tài)與技術如何演變，出版作為中華文脈“承載者”與“傳續(xù)者”的核心功能始終未變。傳承中華文脈，正是出版的根本使命與價值所在。當我們回望中國出版史，把目光聚焦出版人物、出版機構、出版工程與出版技術時，更能清晰地看到這一點。這四個方面如同四根支柱，各自發(fā)揮著獨特的作用，又相互支撐、相互成就，合力承擔起傳承中華文脈的歷史使命。

一、出版人物：

以燭火微光匯聚文脈燦爛星河

我們在閱讀一本書的時候，往往沉浸于作者筆下的世界，很少會想到將作者的所思所想呈現(xiàn)給讀者的幕后出版人。常言道“編輯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這話一點兒不假，他們的姓名常常隱沒在書頁之后，很少有人會留意。然而，出版人的作用絕不可小覷，倘若沒有一代又一代出版人默默付出，將知識與思想精心整理、編印成書，再深邃的思想也可能隨時間的流逝，淹沒于歲月長河。從古至今，懷揣“為往圣繼絕學”的崇高志向投身出版事業(yè)者，代代不絕。他們宛如執(zhí)燈者，以點滴微光慢慢匯聚成照亮中華文脈的璀璨星河。孔子、劉向、張元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眾所周知，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其實，他還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編輯。孔子所處的春秋末期，社會動蕩，大量典籍或損毀，或因口傳失真；在思想領域，諸子百家，學說競起，令人難辨方向?？鬃油砟昊氐紧攪瑢⑷啃难度氲綒v史文獻的整理與傳承之中。他廣泛搜集散佚、雜亂的文獻，加以嚴謹?shù)鼐幾?、校訂與系統(tǒng)整合，并將這些整理好的文獻作為教材傳授給門下弟子。經孔子之手定型的文獻，就是后世所稱的“六經”，包括《詩》《書》《禮》《樂》《易》《春秋》。從出版的角度來看，孔子“刪述六經”實質上就是一次開創(chuàng)性的編輯出版活動。在諸子百家之中，鮮有像他這樣，通過系統(tǒng)編輯文獻構建起完整學說體系的。在歷經戰(zhàn)亂與文化浩劫后，許多學派的著述逐漸散佚，但孔子整理的經典卻憑借清晰的傳承脈絡，得以保存延續(xù)。我們不妨試想一下，如果孔子沒有開展這一意義非凡的編輯活動，中華文脈的流向極有可能改寫。正因如此，后世認為，孔子以一己之力，挽救了中華文脈，為中華文脈的延續(xù)奠定了最初的“思想骨架”，深刻影響了我國此后兩千多年的思想發(fā)展與文明走向。

漢代劉向（約公元前77～前6）是繼孔子之后在中華文脈傳承史上承前啟后的關鍵人物。劉向是漢代著名的經學家、文學家、思想家和編輯家。他在出版史上里程碑式的貢獻，是主持編纂了我國綜合目錄的開創(chuàng)性著作——《別錄》，被后世尊為目錄學鼻祖。西漢時期雖重視典籍收藏，但缺乏系統(tǒng)整理，許多文獻殘缺不全、真?zhèn)位祀s。漢成帝委任劉向總領校理國家藏書，而劉向所做的工作不僅包括圖書分類整理和書目梳理羅列，更涵蓋了文獻?？?、版本溯源、內容辨?zhèn)?、學術評述等多個層面，我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次形成完整校讎范式、兼具學術梳理與目錄編纂功能的大規(guī)模國家文獻整理工程由此開啟，堪稱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文獻體系化重建。劉向去世后，他的兒子劉歆承繼父業(yè)，在《別錄》的基礎上，刪除各書的內容提要部分，分門別類，編成《七略》，這相當于為先秦至漢代的各類典籍精心編制了“索引地圖”，是學術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我國最早的分類目錄。這場跨越兩代人的堅守，完成了一次文脈接續(xù)的感人壯舉，成就了一段千秋傳頌的佳話。

中華文脈綿延數(shù)千年，歷代皆有為其殫精竭慮甚至孤注一擲的仁人志士。近現(xiàn)代出版家、教育家、藏書家張元濟（1867～1959），其畢生事業(yè)深刻詮釋了“承古開新”的精神，被譽為“中國現(xiàn)代出版第一人”。他自青年時就有“繼承先世遺業(yè)之志”，一生為保存與接續(xù)中華文脈傾注心力。這里要著重提及他校勘、纂集的《四部叢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兩部巨著。如此宏大、艱巨的文化工程，在古代往往需舉國之力方可成就，即便在今時今日也絕非一人一家出版機構所能輕易承擔，更何況張元濟先生他所處的時代正值社會動蕩之際?！端牟繀部窂?919年初編付印到1936年三編出版，歷時18年，如果從動議算起，歷時23年?！栋亳谋径氖贰返陌姹窘浻蓮堅獫壬鷶?shù)十年不辭辛勞遍訪海內外五十余家藏書機構，終得全部二十四史“較勝之本”，其出版與首次重印，幾乎經歷整個十四年抗戰(zhàn)。其間艱辛，非外人所能想象，張元濟先生為此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心血與代價。這兩部巨著版本精良，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成為后世學人乃至普通讀者深入了解中華文化的重要橋梁。直至今日，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仍以《百衲本二十四史》為重要底本或校本。除此之外，張元濟先生還極具創(chuàng)新精神，窮盡一生致力于普及教育、復興文脈、探索救國之路，不僅出版適應時代需求的新式教科書，更積極引進西方學術與科學著作，在近代中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為現(xiàn)代教育奠基、為國民思想啟蒙，深刻參與了民族文化的自救與復興偉業(yè)。

二、出版機構：

以不變使命守護文脈歷久彌新

從古代的官刻、私刻、坊刻，到近代的書館、書局、書店，再到如今的出版社、出版公司、出版集團，中華文脈之所以傳承不絕，離不開出版機構的強力支撐與堅定守護。

在我國古代，出版活動可分為官方與民間兩大體系。隋唐以前，修書活動多由朝廷主導。宋代出版業(yè)進入繁榮階段，形成比較成熟的三大出版體系：官刻、私刻與坊刻。官刻由中央及地方各級機構負責，主要使命在于確立文化正統(tǒng)，側重刊印經史典籍、大型類書、文獻集成及詩文。北宋初年編纂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冊府元龜》，即為官刻典范。私刻、坊刻為民間出版，出版內容多依市場需求而定，主要刊印子部、集部著作，以及教育、宗教類書籍，流傳至今的《歐陽文忠公集》《王建詩集》《朱慶馀詩集》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明清時期，民間出版日益繁盛，不僅在出版書籍數(shù)量上超越官方，更形成以蘇州、建陽、杭州、徽州等地為代表的多個極具影響力的出版中心。這些活躍的民間出版力量，與官方出版機構互為補充，共同為中華文脈的傳承注入蓬勃而持久的生機與活力。

明末清初的汲古閣是我國民間出版的翹楚。汲古閣位于江蘇常熟，由著名藏書家、出版家毛晉（1599～1659）創(chuàng)辦。毛晉自幼愛書，考取秀才后屢試不第，索性把心思全放在了藏書和刻書上。他愛書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家門口直接貼出高價購書的告示，甚至不惜“以田千畝，易書萬卷”。這份近乎癡迷的執(zhí)著，使他的汲古閣藏書達84000余冊。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與別的藏書家不同，他熱衷于分享藏書，任人閱讀抄寫。汲古閣不僅藏書還刻書，鼎盛時期，有編校、印刷等專業(yè)人員兩百多人，形成比較完整的藏書、校書、刻書、抄書、售書體系，如同一家兼具國家級出版社規(guī)模與公共圖書館功能的文化機構。汲古閣的刻書理念與今天的出版理念高度契合。它以傳承文脈為首要目標，不以營利為主要目的；對書籍質量極為考究，“毛刻本”以?？本肌⒖逃【乐Q；注重書籍傳播，有“毛氏之書走天下”之美譽。汲古閣刻書總量在千種以上，是歷代私家刻書中數(shù)量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家，內容遍及經史子集、詞曲、小說、筆記與宗教典籍等。許多古籍正是憑借“毛刻本”才得以傳世，《十三經注疏》《十七史》等影響尤為深遠。在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歷史節(jié)點，汲古閣的文化堅守已遠超普通書坊的職責，為延續(xù)中華文脈寫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在近代國運維艱、文脈飄搖的危難時刻，出版機構的使命愈發(fā)沉重。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三聯(lián)書店等為代表的現(xiàn)代出版先驅，為民族的未來續(xù)接文脈火種。與北京大學并稱“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的商務印書館于1897年創(chuàng)辦于上海，是我國現(xiàn)代出版業(yè)中歷史最悠久的出版機構。緊隨其后，中華書局于1912年同樣創(chuàng)辦于上海。兩家出版機構主動肩負起啟迪民智、重塑民族精神的歷史重任，成為中華民族救亡圖存中一支重要且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們積極推動我國近代教育體系的重建與創(chuàng)新，出版《最新國文教科書》《中華教科書》等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新式教科書，推出《辭源》《辭?！返乳_創(chuàng)現(xiàn)代辭書編纂先河的工具書，有力促進了中國傳統(tǒng)知識體系向現(xiàn)代學科結構的轉型，煥新重塑了近代中國人的知識結構。同時，它們堅守文化根脈，系統(tǒng)整理編纂大量典籍，保存中華文化遺產，功不可沒。商務印書館更創(chuàng)建了當時被譽為“亞洲第一圖書館”的東方圖書館，館藏曾達51.8萬余冊，其中不乏宋、元、明、清歷代珍本善本。

可能在大多數(shù)人的認知里，商務印書館只是一座充滿濃濃書香的文化殿堂。其實，它還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要陣地，中共一大代表李漢俊就是憑借商務印書館兼職編輯的身份成功掩護了彼時會議的安全，中共一大正是在李漢俊兄長李書城的寓所召開的。此后，商務印書館成為黨中央的秘密聯(lián)絡點，陳云、鄭振鐸、胡愈之、沈雁冰（茅盾）、葉圣陶等一批進步知識分子在此走上革命道路。發(fā)端于1932年的三聯(lián)書店，在黨的直接領導下，積極宣傳抗日主張、普及革命理論，成為“白色區(qū)域”中堅強的革命文化堡壘。

令人痛心的是，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期間，商務印書館遭到日軍猛烈轟炸，辦公樓和印刷機器盡毀，東方圖書館內珍藏的幾十萬冊孤本善本古籍全部毀于一旦。面對漫天飄灑的書灰，一手創(chuàng)辦東方圖書館的張元濟痛徹心扉，寫下泣血之句：“廿年心血成銖寸，一霎書林換劫灰。”有學者指出，這是繼圓明園被焚之后，中國近代史上又一文明浩劫?！皽缛酥畤?，必先去其史”，日軍的暴行，意在斬斷中華文化的根脈。然而，文脈的韌性正在于守護者的不屈。面對劫難，商務印書館發(fā)出“為國難而犧牲，為文化而奮斗”的誓言，迅速復業(yè)，“日出一書”，僅用半年就實現(xiàn)復興突破，不僅推出“復興教科書”系列，更編纂推出并接續(xù)完成了《大學叢書》《百衲本二十四史》《叢書集成》等一大批有影響的大型叢書。新中國成立以來，這三家出版機構和其他眾多出版機構一起，成為中華文脈守護、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重要力量。

國運昌則文脈興。進入新時代，按“一總三分”格局構建的國家版本館落成，文瀚閣、文濟閣、文潤閣、文沁閣于神州大地形成四方拱衛(wèi)之勢，牢牢守護中華文脈的精神種子與文化基因?！鞍姹尽笔怯涗浳拿?、傳承文脈的物質載體，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出版版本資源。過去、現(xiàn)在、將來的出版成果，都將以不同樣貌的版本形式入藏國家版本館，匯入中華文脈的長河，獲得永續(xù)傳承的保障。

三、出版工程：

以出版筆墨繪就文脈古今畫卷

今天的我們得以從甲骨上窺見先民的祈愿，在竹簡里解讀先賢的智慧，自唐詩宋詞間感受時代風骨，于明清小說中洞察世俗百態(tài)……這些跨越千百年的對話，皆因出版作品而成為可能，尤其是那些集大成的不朽文化工程，更讓我們從中系統(tǒng)把握到中華文脈數(shù)千年的精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莫過于《永樂大典》《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這三部鴻篇巨制。

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坐上皇位不久，便下令編纂一部匯聚天下知識的超級類書。他把這個重任交給了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經兩千多人歷時5年編纂完成后，朱棣很滿意，親自賜名《永樂大典》。這部書收錄先秦至明初典籍七八千種，共22877卷，凡例、目錄60卷，共裝訂成11095冊，約3.7億字，是我國古代規(guī)模最大的類書，被《不列顛百科全書》稱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然而，與這部巨著的輝煌形成對比的，是主持編纂者解縉的悲劇命運。他因卷入立儲之爭，被埋于雪中凍死，年僅四十七歲。為文脈傳承做出重要貢獻的一代人物，以如此慘烈的方式謝幕，實在令人痛惜?！队罉反蟮洹冯S朱棣遷都北京后，一直被珍藏于紫禁城內。古書保存向來有“水、火、兵、蟲”四劫的說法，《永樂大典》一樣沒躲開。1557年，紫禁城突發(fā)大火，嘉靖皇帝心急如焚，接連下數(shù)道口諭才將《永樂大典》完整地搶救出來。事后他命人耗時六年抄成副本，以防不測。明朝滅亡后，《永樂大典》正本不知所蹤，有人推測，它可能在李自成攻打紫禁城時被燒毀了。此后，嘉靖副本因官吏監(jiān)守自盜，蟲鼠侵蝕，兵連禍結，所剩無幾。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啟動殘卷搜救工作，通過國內外機構和個人捐贈（如商務印書館董事會捐贈21冊）、文物部門的征集，《永樂大典》殘卷合浦珠還。如今全球僅存嘉靖副本約400冊、800余卷，不足原書的4%。其中，國家圖書館現(xiàn)藏224冊，其余散落在8個國家和地區(qū)的30多家藏書機構中。

文脈的守護與傳承，從來不是坦途，而是一場需要執(zhí)著堅守甚至付出生命的壯烈跋涉?！豆沤駡D書集成》的誕生，背后也有一段曲折的故事。主編陳夢雷為清代儒學大家，早年因受政治牽連被流放東北苦寒之地，直到1698年，因才華出眾被康熙皇帝召回京，侍奉三皇子胤祉讀書。這份知遇之恩，激發(fā)了他編纂一部體例完備、超越前人的類書的決心。在康熙皇帝的支持下，他歷經五載，于1706年完成編纂，最初定名為《古今圖書匯編》。無奈命運總是捉弄人，還沒來得及刊印，康熙皇帝就去世了。緊接著，雍正皇帝即位，陳夢雷因胤祉老師的身份受到牽連，古稀之年再被發(fā)配至黑龍江卜魁（今齊齊哈爾）。好在雍正皇帝并未否定《古今圖書匯編》的價值，他命人重新編校，于1726年改名為《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正式刊印。全書共1萬多卷、5000多冊，約1.6億字，是我國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體例最完善的類書。它由武英殿用銅活字印成，裝幀考究，成為我國古代印刷史上的巔峰之作。然而，書印成時，所列編纂者中并沒有陳夢雷的名字。1741年，陳夢雷于流放地逝世，終年九十二歲。不知這位風燭殘年的老人，是否得知其畢生心血已成書問世。時間終將為文脈傳承者抹去歷史的塵埃，1934年中華書局影印此書時，為陳夢雷鄭重正名，將這位真正編纂者的名字，重新印在書上。

《四庫全書》修成于乾隆年間，是我國古代規(guī)模最大的叢書。以國家圖書館所藏原文津閣本統(tǒng)計，共收書3503種，79337卷，約9.97億字，裝訂成3.6萬冊，6700余函，規(guī)模遠遠超過此前任何大型文獻編纂工程。盡管在編纂過程中存在刪改、禁毀等爭議，但不可否認，《四庫全書》對中華文明進行了一次空前系統(tǒng)的大整理、大總結，如同一座巍峨的知識長城，凝聚了中華文化的深厚智慧。乾隆皇帝很有遠見地命人抄錄六部副本，連同正本分藏于七座藏書閣，即“北四閣”與“南三閣”。“北四閣”為紫禁城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承德文津閣與盛京（沈陽）文溯閣；“南三閣”為鎮(zhèn)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與杭州文瀾閣。倘若乾隆皇帝以為這樣就能高枕無憂了，恐怕還為時過早。僅編纂成書對于文脈延續(xù)而言，還遠遠稱不上大功告成。如何讓文脈精華代代相傳，才是真正的考驗。保存珍貴典籍的七座藏書閣，隨著國運浮沉，各自走向了不同的命運?！澳先w”皆毀于太平天國戰(zhàn)火，只有文瀾閣本經后人搜集修復，今藏于浙江省博物館?！氨彼拈w”中，文源閣本毀于英法聯(lián)軍；文溯閣本在“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落入日本人手中，日本投降后，回歸中國，后轉藏于甘肅省圖書館；文津閣本現(xiàn)為國家圖書館鎮(zhèn)館之寶；文淵閣本則于1948年運去臺灣，現(xiàn)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七閣七命運，今天我們得以親見這部巨著，應感謝那些有名及無名的文脈守護者。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一批有識之士以熾熱的文脈情懷傾注心血，傳遞著這項宏偉的事業(yè)。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中國大百科全書》《復興文庫》等一批重大出版成果，正是新時代“盛世修典”傳統(tǒng)的承繼，也是中華文脈在當代的有力接續(xù)。

四、出版技術：

以革新之力灌溉文脈長青之樹

或許在有的人看來，出版技術屬于整個出版流程中最末端的印刷環(huán)節(jié)，與出版所承載的深厚“文化屬性”關聯(lián)有限。實則不然，出版活動自誕生起，就離不開“復制”與“傳播”。我國古代“四大發(fā)明”，造紙術與印刷術占了半壁江山。出版載體與技術的創(chuàng)新，不僅提高了知識復制的效率，擴展了知識積累的規(guī)模，更深刻影響了文脈傳播的路徑、廣度乃至人類文明的發(fā)展進程。因此，出版技術絕非游離于出版之外，它本身就是文脈演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造紙術發(fā)明之前，中華文明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文字載體探索史。古人曾將文字刻寫于陶器、龜甲、獸骨、青銅器、玉石、竹簡、木牘和繒帛上。我們常用“學富五車”形容一個人讀書多、學問淵博，其實五車竹簡的文字總量大約只相當于“四大名著”文字總量的兩倍。在造紙術成熟之前，“縑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文字載體一直沒有同時解決“笨重”與“昂貴”的問題。我國造紙術的起源可追溯至西漢，當時已出現(xiàn)以絲絮為原料制成的“絲綿紙”，但因成本高昂未能普及。直至東漢，蔡倫總結前人經驗，采用樹皮、麻頭、破布、漁網(wǎng)等廉價易得的原料，制出質地均勻、成本大幅降低的植物纖維紙——“蔡侯紙”。“蔡侯紙”的問世，為印刷術的誕生鋪就了道路，這不僅是中華文明，更是全人類文明進程中一個真正的劃時代突破。造紙術沿“絲綢之路”傳入朝鮮、日本、阿拉伯地區(qū)，并最終遍及歐洲與世界。數(shù)千年來，盡管造紙工藝不斷精進，但紙張作為出版活動最基本的載體從未動搖，始終推動著人類知識的積累與文明的傳播交融。

雕版印刷技術誕生后，書籍作為文化載體的一種形式，真正在民間流傳開來。關于這項技術的起源時間，學界歷來觀點不一，目前普遍認為其大致誕生于隋唐之際。雕版印刷技術使文化傳播從手工抄寫進入批量復制的印刷時代，大幅提升了書籍生產效率。北宋年間，一位名為畢昇的平民工匠發(fā)明了膠泥活字印刷術，這是印刷技術的重大革新?；钭钟∷⒌淖帜?，后來又發(fā)展出木字模、銅字模、鉛字模。鉛字印刷一直沿用到20世紀末才被電腦激光照排技術取代。印刷術的普及，無疑是文脈傳承史上一個關鍵轉折點，它直接帶動出版業(yè)的爆發(fā)式發(fā)展，重構了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tài)，為中華文脈的延續(xù)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海量的儒家經典、歷史文獻、科技著作、文學作品等得以系統(tǒng)保存和廣泛傳播，書籍也從官方士族“飛入尋常百姓家”。比如《紅樓夢》，前八十回最初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小范圍流傳，文本內容與版本形態(tài)均不穩(wěn)定。直至1791年，程偉元和高鶚用木活字排印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通稱“程甲本”），才使這部名著進入刊印時代，實現(xiàn)廣泛傳播，真正走向大眾。

造紙術與印刷術，分別解決了“寫在哪里”與“如何復制”的問題，為出版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關鍵支撐。如今，飛速發(fā)展的數(shù)字技術正掀起新的變革，它構建了觸手可及、無所不包的知識宇宙，只要連接網(wǎng)絡，即可面對大量信息，極大降低了知識獲取的門檻。更具顛覆性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正重塑內容的生產邏輯，過去需要長期構思打磨創(chuàng)作的內容，如今可能只是動動手指的事。傳播方式與內容生產的雙重變革，正在撼動傳統(tǒng)出版業(yè)的根基。毫無疑問，這次革命不僅僅是物理層面的技術升級，更迫使我們重新審視出版的當代意義，甚至是面向未來的存續(xù)問題。

如果我們以歷史的縱深視角展開思索，會發(fā)現(xiàn)一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社會發(fā)展越向前，人們對高質量知識的需求越旺盛；信息獲取越便利，系統(tǒng)化知識與深度思考的價值越珍貴。真正的知識，從來不是簡單的信息堆砌，而是在時間中沉淀、在思考中結晶，出版正是對知識進行甄別、整理與升華，并使其實現(xiàn)傳播的有力手段。信息的極度豐裕，愈發(fā)凸顯了出版人作為“知識守門人”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技術越演進，出版承載先進思想、凝聚民族精神、傳承文脈的作用就越關鍵，在經濟社會發(fā)展與精神文明建設中“剛需”的地位也越穩(wěn)固。當下，我們應主動擁抱新技術，創(chuàng)新知識服務模式，拓展出版邊界，在與時俱進中堅守出版?zhèn)鞒形拿}的本質功能，并使其持續(xù)煥發(fā)生機。

文脈于國于民，是精神之根，亦是前行之力。文脈的延續(xù)，是跨越歷史的傳承，更是面向未來的使命。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描繪了文化強國建設的宏偉藍圖。出版理應堅守使命，繼續(xù)在傳承中華文脈的歷史進程中發(fā)揮更大作用，為時代留下深刻的文化印記，為民族復興注入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作者為中國出版集團副總經理、黨組成員）

本文轉載自中華讀書報，2025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