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的春天，又濕又冷，保密局的地牢里更是能把人的骨頭縫都浸透了。

審訊室里，那盞沒罩子的燈泡就那么明晃晃地吊著，照得人睜不開眼。

吳石低著頭，新?lián)Q上來的特務(wù)還在吼著同樣的問題，但他一個字也聽不進去。

他所有的精力，都用來對抗眼皮底下那片燒灼般的黑暗了。

高壓電流把他的左眼給毀了，現(xiàn)在只剩下一片血紅。

他這個國民黨的陸軍中將，國防部參謀次長，在自己人手里，嘗遍了所有能想到的罪。

這一切的源頭，得從幾年前說起。

那時候他還在皖南前線帶兵，國軍的狀況一天不如一天，官不像官，兵不像兵，成天想的就是怎么撈錢、怎么保命。

行軍的土路上，他親眼看見老百姓扶老攜幼地逃難，眼神里空洞洞的，什么指望都沒有。

打了半輩子仗，他頭一次開始琢磨，這仗，到底為誰打？

晚上宿營，他從一個被俘的年輕士兵包里翻出來一本小冊子，紙都黃了，書名叫《論持久戰(zhàn)》。

他窩在帳篷里，就著一盞昏暗的馬燈，一看就是大半夜。

書里沒講什么大道理，說的都是實實在在的事，怎么發(fā)動群眾，怎么靠著人多地廣把日本人拖垮。

他一邊看，一邊在書頁邊上寫寫畫畫，心里頭跟開了鍋似的。

第二天，他對跟了自己多年的副官說：“光靠我們幾個在地圖上畫圈，打不跑日本人，也穩(wěn)不住天下。

得看老百姓心里向著誰?！?/p>

這話，當時也就是句牢騷。

可種子一旦埋下，遲早要發(fā)芽。

1947年底，吳石調(diào)回南京。

通過老部下的穿針引線，他悄悄跟上海的地下組織接上了頭。

他在國防部的辦公室，能接觸到最高級別的軍事情報。

于是，一張張標注著兵力部署、后勤補給線路、作戰(zhàn)計劃的圖紙，被他用微型相機拍下來，或者干脆憑著記憶手繪出來。

這些東西，比金子都貴重。

每個月，他會把這些情報卷成小卷，塞進掏空了的“三炮臺”香煙盒里，交給交通員。

從他手里送出去的情報，就像一把手術(shù)刀，精準地插進了國民黨軍隊的心臟。

一年多后，淮海戰(zhàn)役打響。

華東野戰(zhàn)軍總能提前知道杜聿明集團的動向，總能恰到好處地切斷黃維兵團的補給。

幾十萬國軍精銳被圍殲，徐蚌會戰(zhàn)的大勝，背后就有吳石送出來的那一疊疊薄紙。

消息傳到南京，國防部里人人自危，只有吳石，在沒人的時候，會對著窗外長出一口氣。

他跟聯(lián)絡(luò)人說：“仗打完了，能少死點人比什么都強。

至于誰功勞大，誰知道都行?！?/p>

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蔣介石準備跑路去臺灣。

臨走前，還給了吳石一個“國防部參 ????次長”的頭銜，讓他跟著去。

吳石心里明鏡似的，這一去，就是龍?zhí)痘⒀ā?/p>

他安排妻子王碧奎帶著小兒子和女兒坐最后一班補給船先走，自己則留下來處理交接。

碼頭上亂糟糟的，大兒子吳韶成死活不肯上船，梗著脖子對他說：“我要留在大陸，親眼看著紅旗插上總統(tǒng)府?！?/p>

吳石看著兒子倔強的臉，沒再勉強，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父子倆誰都沒想到，這一別，就是一輩子。

到了臺灣，吳石的日子過得如履薄冰。

原來的地下情報網(wǎng)在潰退中斷得七七八八，他就像個孤島，只能靠著單線跟大陸保持著微弱的聯(lián)系。

他知道自己的任務(wù)有多重，臺灣的兵力部署、美國的援助動向，都是大陸急需的。

1950年初，一個叫蔡孝乾的人找上了他。

這個人代號“老鄭”，是臺灣地下黨的最高負責(zé)人。

蔡孝乾給了他一個名字，“朱楓”，說是新派來的聯(lián)絡(luò)員。

吳石心里有過一絲猶豫，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任何一個新面孔都可能是個圈套。

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相信組織。

他把一批重要的軍事情報，包括《臺灣戰(zhàn)區(qū)戰(zhàn)略防御圖》的副本，交給了朱楓。

他沒算到的是，那個他選擇相信的“老鄭”蔡孝乾，早就被抓了，而且沒撐幾天就叛變了。

抓捕來得又快又狠。

天剛蒙蒙亮，一群特務(wù)就踹開了他在臺北的家門。

他們翻箱倒柜，從他書房的墻壁夾層里搜出了還沒來得及送走的情報和一本聯(lián)絡(luò)用的密碼本。

鐵證如山。

吳石被帶走不到一天，朱楓和其他十幾名地下黨員也相繼落網(wǎng)。

一張看不見的大網(wǎng)，瞬間把所有人都罩住了。

在保密局的審訊室里，時間失去了意義。

他們把濕毛巾蒙在他臉上，一遍遍地澆涼水，讓他體驗窒息的感覺。

他們用電極觸碰他的身體，逼問他還有沒有別的同伙。

劇痛和寒冷輪番折磨著他，可他始終一言不發(fā)。

據(jù)后來保密局的特務(wù)回憶，吳石在四十多天的審訊里，除了報自己的名字，沒吐露過任何一個字。

他的嘴，比鐵還硬。

牢房只有幾平米大，塞了十來個人，連轉(zhuǎn)身都困難。

晚上沒法躺下，吳石就靠著墻站著睡，兩條腿腫得跟水桶一樣。

他的血壓高到隨時可能爆血管，看守怕他死在牢里沒法交差，才把他換到了一個單間，但腳上依然鎖著沉重的鐐銬。

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楓、陳寶倉、聶曦四人被押赴臺北馬場町刑場。

臨刑前，軍法官問他還有什么話要說。

吳石搖了搖頭，只是費力地把頭轉(zhuǎn)向西邊，用那只還能看見東西的右眼，望向大陸的方向。

槍聲響了，他倒在了草地上。

幾天后，上海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刊登了一條短訊，標題是“國民黨政權(quán)因叛國罪處決吳石少將”。

在南京大學(xué)圖書館里，吳韶成看到了這行字。

他拿著報紙的手不停地抖，最后默默地把那塊報道剪下來，夾進了書里。

吳石的妻子王碧奎被關(guān)了一年多才放出來，家早就被抄空了。

十六歲的女兒為了養(yǎng)家，進了紡織廠當女工，七歲的小兒子跟著親戚過活。

許多年后，在親友的幫助下，王碧奎帶著兒女輾轉(zhuǎn)到了美國。

飛機落地那天，吳韶成在機場等到了分別幾十年的母親，母親懷里死死抱著一個瓷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