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是亂世中志向高遠的大儒，卻被塑成神機妙算的半仙，精通奇門遁甲，一首《燒餅歌》預測千年……真實的劉伯溫，究竟是怎樣的面目？東方出版中心2026年1月重磅推出的《大儒與半仙：劉伯溫新傳》，引發(fā)史學界與讀者廣泛關注。這部由文學博士周松芳耗時二十余載深耕而成的著作，以志在大儒、成為半仙的矛盾視角為核心切入點，于史實與神話的交織處抽絲剝繭，為這位元末明初的傳奇人物勾勒出有血有肉的真實畫像，打破了民間長期盛行的“半仙”符號遮蔽。

劉基（1311年-1375年），字伯溫，浙江青田縣藍田（今屬文成）人，元末明初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明朝開國元勛，封誠意伯，與宋濂、高啟并稱“明初詩文三大家”。劉基博通經(jīng)史，亦精讖緯之學。著有《春秋明經(jīng)》《郁離子》《覆瓿集》《寫情集》《犁眉公集》等，皆收入《誠意伯文集》中。

二十年深耕破迷局

“民間津津樂道的‘半仙’形象，本質是劉伯溫才華遭壓抑后的歷史補償?！弊髡咧芩煞荚跁惺状蜗到y(tǒng)拆解這一形象的三重成因：其一，他在朱元璋麾下三年參謀生涯無正式軍職，雖獻“十八策”等具戰(zhàn)略意義的謀劃，軍功卻遭史料刻意遮蔽；其二，其后代及地方上人為抬升家族地位和地方形象，在編撰行狀、神道碑銘時添附神異傳說，逐漸開啟“半仙”之路；其三，明清小說如《大明英烈傳》與大量術數(shù)偽書的傳播，進一步放大“超能力”敘事，使其“預言家”“風水大師”的形象深入人心。

書中通過《靈棋經(jīng)注》等一手史料考證證實，劉伯溫雖深諳陰陽風角、讖緯術數(shù)之學，卻堅決反對過度迷信。他在《贈徐仲遠序》中將占卜之驗納入理學范疇，以《孟子》思想重構占卜邏輯，為《靈棋經(jīng)》作解時拒絕附會“黃石公授、張子房受”的傳說，堪比孔子“以儒解易”，將巫卜之術升華為儒家思想的延伸。

周松芳還透露，相較于早年側重文學研究的專著《自負一代文宗：劉基研究》，新傳實現(xiàn)多維突破性拓展：首次厘清“十八策”與諸葛亮“隆中對”的歷史錯位，指明其軍事地位實為后世拔高——他從未像諸葛亮那般執(zhí)掌三軍，僅以參謀顧問身份參與軍事；通過考辨至正二年至八年的六載“空白期”，發(fā)現(xiàn)劉伯溫曾北上干謁的關鍵史實，填補了其在元“四仕四隱”的軌跡斷層，為解讀其后續(xù)進退沉浮與舉薦邏輯提供了重要依據(jù)。

《大儒與半仙：劉伯溫新傳》，周松芳著，東方出版中心2026年1月版。

還原“大儒”四重本色

本書以編制年譜、系年作品、考訂交游為堅實研究基石，通過海量史料精準還原劉伯溫的儒者內核，其“大儒”本色集中體現(xiàn)在四個核心維度：其一是經(jīng)學根基：其應試之作《春秋明經(jīng)》雖為科舉而作，卻暗藏獨到見解，其經(jīng)學涉獵遠超單一典籍，如今已逐漸受到研究者重視；其二是理學革新：侯外廬盛贊其“旁逸斜出”，既傳承程朱理學精髓，又不拘泥于成規(guī)，或沿流發(fā)揮，或議論于“規(guī)矩”之外，深刻影響明初思想走向；其三是經(jīng)世實踐：政治思想史大家蕭公權將其與黃宗羲并論，稱其“復先秦古學”，雖有復興先秦古制的理想，卻絕非食古不化——參與制定的衛(wèi)所制、刑律等重要制度，兼具古意與實效，影響深遠；其四是文儒合一：清代錢仲聯(lián)推其為“明代散文八家之首”，他自負“一代文宗”，曾向朱元璋直言“當今文章第一，輿論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濂，華夷無間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其寓言著作《郁離子》成就遠超同代文人（包括宋濂的《龍門子》），成為明代諸子文章的巔峰。

針對“忠臣與貳臣”的歷史爭議，書中披露的細節(jié)尤為動人：劉基對元朝本有“孤臣孽子之忠”，元末同科十六名進士中四人殉難的背景，更凸顯其對元朝的情感羈絆。因此，當朱元璋麾下孫炎奉命征召時，他反復猶疑，途經(jīng)桐廬遭隱士徐舫“以語侵之”譏諷，仍“數(shù)欲挽起之”，試圖拉同道出山以平衡內心對“貳臣”身份的糾結。晚年詩作中，他更暗藏入世悔意，盡顯儒者“兼濟天下”理想與身份認同的劇烈沖突。而協(xié)助石抹宜孫守處州期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掙扎，更成為其理想與現(xiàn)實碰撞的縮影——彼時元廷已“絕不可為”，他卻寄望通過建功獲取更大使命，最終因石抹宜孫剛愎自用、“匡時長策”遭擱置，痛悟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巨大落差。

“從未褪色的書生倔強”

“支撐我數(shù)十年研究的，是他從未褪去的‘倔強書生’的本色?！敝芩煞荚跁刑貏e強調劉伯溫的人格力量，這種力量成為其區(qū)別于“半仙”符號的靈魂所在：洪武元年，他留守建康時，中書都事李彬觸犯律法，宰相李善長親自出面求情，甚至以天旱需祈雨為由拖延行刑，劉基卻不為所動，堅持“遣人馳奏，請誅彬”，冒雨執(zhí)意行刑后遭貶斥；他向朱元璋直言文章次第，不懼天下非議，即便朱元璋刻意冷落，仍堅守己見；明知術數(shù)可趨避禍端，卻始終以儒者準則行事，直言敢為，拒絕以旁門左道謀求自保?！皩τ谄胀ㄗx者而言，這本書既是讀懂劉伯溫的鑰匙，更是理解傳統(tǒng)士大夫精神的生動范本?！?/p>

面對面——

學者周松芳：我最欣賞劉伯溫的“倔強書生”本色

解碼劉伯溫的矛盾與堅守

南都：為何選擇“志在大儒，成為半仙”這一矛盾視角解讀劉伯溫？

周松芳：這首先源于導師黃天驥先生的教誨。當年黃先生指導我以劉基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時強調，研究古代作家與歷史人物，需秉持平常心與平議態(tài)度，全面看待其長短優(yōu)劣，不因研究而偏愛，唯有樹立起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后方可下筆。在研讀劉基詩文及相關史料的過程中，我深切感受到他內心的矛盾與彷徨——這正是其高遠志向與惡劣環(huán)境碰撞的必然結果。起初，我尚未將這種矛盾升華為“志在大儒與成為半仙”的核心命題，因此博士論文及獲社科基金資助出版時，以“自負一代文宗”為正標題，側重凸顯他對自身詩文的高度自信，也貼合文學研究論著的調性。

后來之所以能以此為核心統(tǒng)籌全書，一方面是二十年來持續(xù)關注劉基研究新成果，自身研究亦有新突破，尤其對其未竟之志、人生悲愴，以及后世通過塑造“半仙”形象進行的歷史補償（朝野合力促成），認知愈發(fā)清晰；另一方面，學界對劉基思想文化與學術成就的研究仍顯薄弱，他本應有的歷史形象，遠不及坊間“半仙”傳說深入人心——這既對劉基不公，也潛在阻礙了相關研究的深化。

南都：相較于您早年的著作《自負一代文宗：劉基研究》，新傳在研究維度和內容上有哪些延續(xù)與突破性拓展？

周松芳：《自負一代文宗：劉基研究》作為博士論文，更側重文學領域的探討。但劉基的才華與志向遠不止于此：他博覽群書，詩文中涉及的海量知識點令校注者棘手；從其主張與生平來看，他絕非紙上談兵的書生，而是兼具遠見卓識與實踐能力的豪杰之士。二十年來，我在深化全面研究的同時，實現(xiàn)了幾方面突破性拓展，核心是正面回應“半仙”形象的成因。

我的研究認為，劉基被神化為“半仙”、神跡甚至超越諸葛亮，本質是其才華與事功遭壓抑遮蔽后的歷史補償。事實上，他的軍事建樹并非坊間渲染那般卓著：初見朱元璋時所獻“十八策”雖具深遠戰(zhàn)略意義，堪比隆中對，但朱元璋征召他時已征戰(zhàn)有成，劉基在其陣營中僅以參謀顧問身份參與軍事三年，無正式職務名分，與諸葛亮執(zhí)掌三軍的軍師地位相去甚遠?！睹魈鎸嶄洝分须y尋其軍功詳證，清修《明史》亦非一手材料，但他以低位文臣獲封伯爵，足見軍功不淺，顯然遭到遮蔽。值得一提的是，劉基本人并不看重軍事才能，《郁離子》中曾引孔子之言表明對軍旅之事的態(tài)度，其《題太公釣渭圖》更是自道心志——成為帝師、宰相，實現(xiàn)治國安邦的抱負，才是他的終極追求。

此外，針對坊間熱議的劉基“超能力”，即陰陽風角、讖緯術數(shù)之學，我通過大量一手材料考證，證實他確實深諳此道：《靈棋經(jīng)注》傳世至今，余嘉錫先生曾有翔實考證，且史料中明確記載他在實戰(zhàn)中有所運用。這些在當時被視為“超能力”的技能，如今不少可被科學解釋，未明者也未必永遠無法破解。而劉基的可貴之處在于，他雖懂且用，卻能超越此道——在《贈徐仲遠序》中，他將占卜之驗納入理學范疇，又以《孟子》思想闡釋吉兇趨避；為《靈棋經(jīng)》作解時，拒絕附會“黃石公授、張子房受”的傳說，堪比孔子作《易傳》將巫卜之《易》升華為儒家經(jīng)典；他更直言“人靈于物，何不自聽而聽于物”，激烈反對過度迷信術數(shù)。

這種超越最終成就了他的歷史地位，卻也間接導致了他的悲?。核究蓱{借術數(shù)趨避禍端，卻堅守儒者準則，直言敢為——比如堅決誅殺朱元璋寵臣李善長的親信李彬，由此得罪淮西軍功集團，成為其悲劇結局的重要誘因。

南都：創(chuàng)作過程中，您最希望向讀者還原或澄清劉伯溫的哪個核心形象？

周松芳：核心是還原劉伯溫“志在大儒，卻成半仙”的真實面貌?！爸驹诖笕濉笔撬簧淖非笈c實踐：他始終懷揣大儒理想，只是受客觀條件限制未能完全實現(xiàn)；同時，后世對其人生志業(yè)、哲學思想的研究滯后，也變相讓“半仙”形象得以盛行。我希望通過本書，讓讀者看到他作為儒者的本質，而非被傳說遮蔽的“神化形象”。

劉伯溫詩作被文學史低估

南都：書中提到通過編制年譜、系年作品、考訂交游展開研究，這三項工作中最具挑戰(zhàn)性的是哪部分？有何關鍵發(fā)現(xiàn)？

周松芳：最具挑戰(zhàn)性的是編制年譜。作品系年雖有部分難以精準界定，但對整體研究影響不大；而系年與交游本質上可視為年譜的延伸，常為充分論述而獨立呈現(xiàn)。唯獨年譜，尤其是關鍵年份的行實考證，直接關系到對人物的整體判斷——若有偏差，可能引發(fā)一系列誤判。

例如，劉基于至正二年辭職后，直至至正八年才復出，這六年正值人生黃金時期，卻處于史料記載匱乏的低谷，他本人不愿提及，當時地位低微也未留下太多痕跡，成為長期未解之謎。近年來，隨著新史料的出現(xiàn)，我抓住了關鍵線索：考證出他在至正六年曾北上干謁。這一發(fā)現(xiàn)意義重大：少年得志、初任即作《官箴》自警的劉基，在仕途受挫后也曾向現(xiàn)實低頭。厘清這一“四仕四隱”的第一個回合，便能更好地理解他后續(xù)的幾次進退、仕明后的沉浮，以及他佐朱期間舉薦人才的行為邏輯。

目前我仍希望能以專著篇幅，編撰一部翔實的劉基年譜，為相關研究帶來突破性進展。

南都：針對劉伯溫祖先世系的學術爭議如是否為劉光世后裔，您在書中是如何平衡不同史料觀點的？

周松芳：劉基家族的族譜直至其孫輩才編纂，而修譜往往存在“追溯遠祖、攀附顯赫”的通病，唐代以后尤為明顯——我早年在《晚唐詩人李郃的籍貫問題》中，就曾重點探討過這一現(xiàn)象。我近年關注劉基先世譜系，核心是為了解“半仙”形象的形成機制：學界普遍認為，對劉基的神化始于其孫輩，他們請人撰寫的行狀、神道碑銘中已出現(xiàn)神奇成分，這些內容后來被多部傳記乃至《明史》采信；而他們在族譜中追溯光輝先世，或許也與劉基當時的歷史地位尚未完全確立有關。

從史料證據(jù)來看，其孫輩追溯的世系存在諸多邏輯不自洽之處，這一現(xiàn)象雖可理解，但我更想從今人視角提出一點：無論立功、立德、立言，劉基的成就都在劉光世之上，完全無需“追攀世系”，大可“自我作古”。借此我也想反思一個學術現(xiàn)象：今人編制歷史人物年譜時，往往默認需開列世系，但這些世系的準確性，有多少能經(jīng)得起嚴謹考證？這是一個值得學界重視的問題。

南都：解讀劉伯溫詩歌“蒼深之氣”時，您是如何建立詩風嬗變與他人生沉浮的對應關系的？

周松芳：劉伯溫詩歌的“蒼深之氣”，與他的人生境遇深度綁定，主要體現(xiàn)在三個層面：其一，“蒼”源于人生的反差與心境的蒼老。從至元二年出仕到至正十九年棄絕元仕，二十三年內他四仕四隱，始終沉淪下僚，遠大理想與過人才華難以施展，這種強烈反差讓他心境早早趨向蒼老，自然投射于詩歌之中。其二，“蒼”是詩體選擇的必然。作為沉淪下僚卻心懷大儒、宰輔之志的士人，若直抒胸臆卻采用輕倩詩風，難免遭人譏諷。因此他看似模仿古人詩體，實則是“無法之法”——唯有“舊瓶”才能承載他的“新志”，與后世徒求形式復古截然不同，詩體本身便自帶蒼勁之感。其三，“深”體現(xiàn)在內涵與形式的雙重厚重。形式上，他知識面深廣，詩歌中驅遣歷史故實、僻典麗辭與奇譬妙喻，千匯萬狀，給人深不可測之感；更核心的是內容之深——其詩歌的題材、主題，以及對歷史的反思、對現(xiàn)實的關切，在歷代詩歌中都堪稱卓絕。

南都：民間將劉伯溫神化為“預言家”“風水大師”的核心原因是什么？這種神話化過程對歷史真相的傳播有何影響？

周松芳：美化先人，這原本人之常情。民間神化劉伯溫的核心原因是歷史補償。這一過程由多重力量推動：其一，其孫輩為弘揚祖德，在撰寫行狀、神道碑銘時加入神奇成分，成為神化的開端；其二，地方上出此杰出人物，民間代代傳講中難免“添油加醋”；其三，朱元璋大殺功臣后，早逝的劉伯溫反而樹立起“受害者”形象，朝野均以各種方式進行補償——伯爵從非世襲改為世襲，正德皇帝追贈太師、謚“文成”，嘉靖年間配享太廟，朝廷的“吹風”進一步助推了民間傳說的盛行；其四，宋元講史、明清章回小說的繁榮（如《大明英烈傳》），以及大量術數(shù)書籍假托其名，讓神化形象更易傳播；其五，歷代政治運動（如反清復明、抗日御侮）中，他被符號化利用，這與錢穆所言明朝 “得國最正” 的認知密切相關。

這種神話化對歷史真相的傳播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確實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歷史遮蔽，讓大眾難以知曉劉基的真實面貌；另一方面，傳說的盛行保持了劉基研究的熱度，倒逼學者進行正本清源的研究。不過目前相關研究多停留在 “辨?zhèn)巍?層面，對傳說本身的研究（如從民間文學、民俗學、人類學視角）仍顯薄弱，這也是劉基研究的一大缺失。

“忠臣與貳臣”的身份爭議

南都：您如何看待劉伯溫“忠臣與貳臣”的身份爭議？他投奔朱元璋的抉擇背后，蘊含著怎樣的儒者理想？

周松芳：“忠臣與貳臣”的爭議，本質是時代背景下儒者“兼濟天下” 理想與身份認同的沖突。

劉基對元朝本有“孤臣孽子”之忠——元朝開科取士稀少，進士身價極高，與他同科的十六人中，就有四人在元末殉難。因此，當朱元璋麾下孫炎奉命征召時，他反復猶疑，直至孫炎再三勸說才與宋濂等人一同應征。途經(jīng)桐廬時，隱士徐舫“以語侵之”，反對他出山，而劉基“數(shù)欲挽起之”，實則是想通過拉同道出山，平衡自己內心對“貳臣”身份的糾結——這一點，宋濂在二十余年后為徐舫作墓志銘時仍感慨不已。

朱元璋建明后，嚴辨忠貳（如禁止元臣慶賀北方捷報），更讓劉基陷入尷尬。洪武七年，他在《送宋仲珩還金華序并詩》中主動提及當年與宋濂等人應征入京的往事，字里行間暗藏悔意。但對儒者而言，他們并無太多選擇：除非徹底放棄“兼濟天下”之心，否則在元末群雄中，朱元璋最具“王者氣象”，且遣使征召盡顯誠意，劉基選擇出山實則情理之中。

這背后是他始終堅守的儒者理想：在元代四仕四隱，只為尋求施展抱負的機會；棄絕元仕后著《郁離子》，“以俟來者”“以待王者之興”；初到南京時，與宋濂等人夜宿鐘山，“共談古今豪杰事”，仍可見其建功立業(yè)的初心。宋濂的經(jīng)歷更為典型：他曾堅辭元朝翰林院編修之職，卻在《龍門子凝道記》中直言“茍用我，我豈不能平治天下乎”——他拒元是因看清其無可救藥，應朱是因相信“將以有為”，劉基的抉擇亦同此理。

南都：你在書中提及劉伯溫“在理想與現(xiàn)實之間的痛苦徘徊”，這種掙扎最集中體現(xiàn)在他人生的哪個階段或事件上？

周松芳：這種掙扎最集中體現(xiàn)在協(xié)助石抹宜孫守處州期間。至正十六年，張士誠攻破蘇州，劉基寫下“死生俱可悼，吾道一何屯”的詩句，盡顯對時局的悲觀；次年三月，朱元璋攻破婺州，局勢更趨惡化，錢穆先生也認為此時元廷已“絕不可為”。但劉基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接受石抹宜孫的舉薦，出任浙江行省都事，赴處州共討括寇——在他看來，這或許是向朝廷展示能力、獲取更大使命的進身之階，正如他在詩中所言“周綱雖云弛，一匡賴齊桓”，暗將石抹宜孫比作齊桓公，寄寓了自己一匡天下、復興國家的理想，這也正如錢穆所說，是他“孤臣孽子之忠”的體現(xiàn)，更是文人的理想與想象。初期局勢尚佳，“宜孫用基等謀，或搗以兵，或誘以計，未幾，皆殲殄無遺類”，劉基也隨石抹宜孫一同升職。但好景不長，石抹宜孫逐漸剛愎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將胡深、章溢亦擁兵觀望”，劉基的諸多“匡時長策”也被當政者擱置。他的門生徐一夔曾直言：“公銳以功業(yè)自見，累建大議……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茍且，抑而不行?！弊罱K，劉基痛定思痛，放棄了最后的幻想，寫下“甘雨祈祈，不起斷根之木；長風烈烈，難行折舵之舟”的感慨，以孔明、萇弘的壯志未酬自比，道盡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巨大落差。

南都：對于劉伯溫的死因謎團，您結合史料考證得出了怎樣的結論？

周松芳：經(jīng)史料考證，政治謀殺說并無實據(jù)，劉基的早逝本質是被朱元璋“逼死”或“逼得減壽”。政治謀殺說的源頭，是劉基死后朱元璋大興胡藍黨案時，為加重胡惟庸的罪名，追加了“暗藥毒殺劉基”的指控——這既為誅殺胡惟庸增添了合法性，也減輕了朱元璋自身猜忌逼迫劉基的“惡名”。除此之外，無任何其他史料能證實胡惟庸毒殺劉基：從邏輯上看，即便胡惟庸探病送藥，以他的地位絕不可能強迫劉基當場服食；以劉基的智慧與學識，也斷無輕易上當之理。

劉基早逝的核心原因，是朱元璋的持續(xù)逼迫與自身老病衰頹：他早年便體弱多病，曾坦言“弱冠嬰疾，習懶不能事，嘗愛老氏清靜，亦欲作道士，未遂”，平日雖注重養(yǎng)生（如夜宿鐘山時“澄坐至二更，撼之不動”），但洪武六年因談洋事件被迫返回南京后，身體狀況急劇惡化——“須發(fā)已白過太半，齒落十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聵，足踸踔不能趨”，且乏人照料。直至洪武八年正月病重，朱元璋才準其告歸，卻在《御賜歸老青田書》中言辭刻薄，極盡威逼：“若明以憲章，則輕重有不可??；若論相從之始，則國有八議……卿善為忠者，所以不辨而趨朝……今也老病未篤，可速往括蒼，共語兒孫，豈不君臣兩盡者歟？”對一位病入膏肓的功臣如此逼迫，已無需毒殺——劉基于三月抵家，四月十六日便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五歲，實為長期壓抑與逼迫所致。

南都：研究劉伯溫數(shù)十年，你認為這位歷史人物最打動您的特質是什么？

周松芳：最打動我的是他始終堅守的書生意氣與士人赤子之心。無論少年天才、學識超群，還是沉淪下僚、身居高位，他從未褪去這份“倔強書生”的本色——宋濂曾評價他“負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倔強書生’自命”。

這份書生意氣，首先體現(xiàn)在他的“狂言”上：敢向朱元璋直言“當今文章第一為宋濂，次即臣基，又次為孟兼”，且“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為確論”。這番話即便屬實，也違背了中國人低調謙抑的傳統(tǒng)，難免引來天下非議，連朱元璋也不買賬——他曾對王袆稱“浙東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對桂彥良直言“劉基峻隘，不如卿也”，刻意冷落劉基。

更體現(xiàn)在他的行事上：洪武元年四月，朱元璋赴汴梁，命李善長、劉基留守建康。中書都事李彬觸犯律法，宰相李善長親自出面求情，劉基不僅不為所動，還“遣人馳奏，請誅彬”；臨刑前，李善長以“天旱需祈雨”為由拖延，劉基為堅持原則，竟放下自己善察陰陽的專長，直言“殺李彬天必雨”。最終，殺李彬后并未下雨，劉基遭貶斥，僅任半年御史中丞便被免官，提前退休。

古往今來，堅守原則者不乏其人，但如劉基這般“倔強”，寧折不彎的書生氣，實屬罕見。全祖望曾指責劉基、宋濂“不知引君當?shù)馈?，實則天大的冤枉——劉基早年便在《感懷詩》中痛斥叔孫通遷就劉邦、不“引君當?shù)馈?，而他自己始終奮不顧身地踐行這一理念，卻屢遭摧殘。這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書生意氣，既令人憐惜，更令人敬佩。

采寫：南都記者 周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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