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歷二十八年的重陽佳節(jié)，當大明帝國上下都沉浸在登高燕飲的節(jié)日氛圍中時，徽州府婺源縣卻籠罩在一片愁云慘霧之中。

一份從南京抄回的鄉(xiāng)試榜單顯示，婺源縣本籍學子在本次秋闈中全軍覆沒，無一人中舉。 這對文風昌盛的婺源而言無異于一場地震，因為這個被譽為“朱熹故里”的科舉強縣，往屆鄉(xiāng)試少則產(chǎn)出五六名，多則七八名舉人。這次掛了個零蛋回來，參加科舉的又大多是有身份的秀才，家里出身好的鄉(xiāng)紳不在少數(shù)，導致全縣鄉(xiāng)紳灰頭土臉，簡直無臉見人。

面對突如其來的科舉慘敗，婺源上下最初將原因歸結為考試不公。當時有消息稱，應天府丞徐公申是蘇州長洲人，他利用提調官職權，在送卷順序上做了手腳，優(yōu)先將江南三府和江北四府的考卷送入考官房，而將徽州等六府的考卷押后處理。 這種安排使得考官在閱卷前期精力充沛時更多關注了徐公申家鄉(xiāng)地區(qū)的考卷，而對后面批閱的徽州考卷則草草了事。

但是，婺源人沒有找到更多的證據(jù)，無法把事情鬧大，只好忍氣吞聲咽下這枚苦果。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這一咽下去，就整整咽下去將近一百年。

三年后的萬歷三十一年秋闈，婺源學子再接再厲，結果卻依舊令人失望——偌大的婺源縣僅有三名本籍學子中舉。 次年春闈，成績更是慘淡，只有一人位列三甲同進士。 連續(xù)兩屆科舉的失敗意味著未來二十年內，婺源在朝為官者將大幅減少，這個地方的政治影響力和話語權也會隨之削弱。明朝的鄉(xiāng)紳知道，自己管轄的地盤往中央送了多少官員進去，以后才會有多少代言人，自己的鄉(xiāng)土利益才會得到更大的保證。

在一切常規(guī)解釋都無法自圓其說的情況下，縣學生員程世法提出了一個猜想，是不是婺源的風水被人搞了破壞？

明代社會普遍篤信風水，尤其徽州地區(qū)對此更為癡迷。婺源人向來以其龍脈格局為傲，境內大鄣山被譽為“諸山祖源”，從擂鼓峰延伸出來的山脈被風水師形容為“進龍”格局，主青云直上。 而這條龍脈的樞紐所在，正是船槽嶺一帶，這里有文筆峰、硯池、日月雙峰等象征文運的地理標志。

程世法抽空自費進山搞了一次調查后，恍然大悟。原來，船槽嶺一帶的山區(qū)早就不是山清水秀的龍脈寶地了，而是烏煙瘴氣的采石區(qū)。大量農民在此開采優(yōu)質的石灰?guī)r燒制石灰，形成了一大產(chǎn)業(yè)。因此這批農民被當?shù)厝朔Q為“灰戶”。石灰產(chǎn)業(yè)在明代需求極大，廣泛應用于建筑、消毒、印染、造紙等各行各業(yè)。 船槽嶺一帶的石灰?guī)r品質優(yōu)良，加上附近有豐富的植被作為燃料，地理位置又靠近交通樞紐，使得這里的石灰產(chǎn)業(yè)蓬勃發(fā)展。 對于婺源這個“多山少地，墾殖率不到兩成”的地區(qū)而言，許多農民依靠燒灰謀生。

程世法痛心疾首，他認為龍脈以山石為骨，以土為肉，以草木為皮毛?；覒魝冭徥谕?、伐木焚林的行為，無異于是在龍身上一塊塊剜肉。此消息一出，婺源的鄉(xiāng)紳集體大嘩。

萬歷三十二年春，一份由五十五人聯(lián)名的請愿書被送到了婺源知縣譚昌言的案頭。 署名者中包括三十四位曾在朝中為官的鄉(xiāng)宦，如兵部左侍郎汪應蛟、戶部右侍郎游應乾等高級官員。 這些鄉(xiāng)宦雖然已經(jīng)致仕還鄉(xiāng)，但在地方上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和人脈資源，堪稱婺源實際上的統(tǒng)治者。 他們請求知縣下令禁止灰戶開山采石，以保護龍脈。

譚昌言有點懵，作為地方官，他肯定不敢得罪這批鄉(xiāng)土大佬，但是找“灰戶”收稅又是本地創(chuàng)收的一大來源，這怎么玩？若貿然禁止，可能引發(fā)社會動蕩。石灰開采還牽扯到皇帝的利益。萬歷二十四年，萬歷皇帝下令派遣太監(jiān)前往全國各地征收礦稅，這些稅款直接進入皇帝的小金庫，與朝廷財政無關。 船槽嶺的灰稅也正是始于此時，且采用的是“包稅”制，由包稅人向稅監(jiān)承包一定稅額，超額部分歸己所有。

婺源縣可以下令禁止開采，卻無權免除灰稅。即使灰戶停止開采，理論上仍需要繳納礦稅，這肯定會引起造反?。?/p>

譚昌言沒辦法，最后搞出一個“官贖”方案，由官府出面贖買灰戶的私地，將船槽嶺變?yōu)楣兀瑥亩皂樀貙嵤┙伞?贖買資金名義上來自官員俸祿捐贈，實則大部分由士紳承擔。 這樣，士紳出資保護了龍脈，灰戶獲得補償失去營生但得到實利，官府則未出分文便將大片山地收歸國有。

爭論暫時平息，萬歷三十四年，婺源縣將禁采令鐫刻于石碑，立于船槽嶺進山處，以示震懾。禁令雖立，但利益驅動下，灰戶們很快又重操舊業(yè)。 此后近半個世紀，婺源龍脈問題隨著每任知縣的態(tài)度變化而反復。

不久以后，譚昌言因父親去世離職丁憂后，接任的知縣對保龍態(tài)度不一。

萬歷三十八年，新任知縣趙昌期到任，他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嚴厲措施，全面排查、登記建檔、屬地管理、舉報有獎。 在這一系列強力執(zhí)法下，灰戶們暫時收斂，龍脈得到短暫安寧。

然而萬歷四十一年趙昌期離任后，接任的馮知縣管理松懈，群眾也不再舉報，灰戶們又“悶聲發(fā)大財”。 這種反復態(tài)勢一直持續(xù)到萬歷四十七年，新任知縣金德義到任后，縣學士子們改變策略，在呈文中強調龍脈破壞將影響所有在婺源任職官員的前程。 這一說法觸動了金知縣，于是他開展了力度空前的整治，調集力量直接拿人，將灰窯一掃而空。

天啟元年秋闈，婺源中舉三人，之后兩屆也分別有一人和二人中舉。到崇禎元年會試，婺源甚至有四人中試，與歷史最高紀錄持平。 消息傳回，婺源學子士紳無不歡欣鼓舞，認為保龍大業(yè)終于結出碩果。

明代礦業(yè)由官府經(jīng)營，尤其是金銀礦，嚴禁民間開采。政府屢次申明礦禁，違者往往處以極刑。 礦工們要么忍受苛捐雜稅為官府服務，要么冒著生命風險私開礦場。嘉靖年間，朝廷和官員競相從礦業(yè)中牟利，壓榨更甚以往，導致許多礦工無法承受，逃入深山據(jù)險開礦，以此謀生。

婺源的灰戶們其實也面臨類似困境。他們多是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在“多山少地”的婺源，墾殖率不足兩成，靠農業(yè)難以維持生計。 而當時利潤較高的行業(yè)如茶葉、木材、徽墨等又被大族壟斷，普通百姓只能從事燒灰這類辛苦行業(yè)。 對他們而言，保護龍脈固然重要，但生存才是當務之急。

一位灰戶李大山曾直言：“咱們小民不懂什么龍脈不龍脈的。只知道不采石，家里就揭不開鍋。您說這是大罪，那餓死就不是罪了？”

婺源龍脈之爭并未隨著明王朝的滅亡而結束，婺源士紳前后經(jīng)歷六任知縣仍未能徹底解決的龍脈問題。這場爭端一直持續(xù)到清朝乾隆年間，跨越近一百多年，才慢慢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