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一封加急信擺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辦公桌上。

寫信的人當時正躺在大連的病床上，連拿筆都費勁，手抖得跟篩糠似的，但這信里的內(nèi)容簡直就是顆炸彈——他死活不要那個“大將”的頭銜。

那時候，多少人為了肩膀上那顆金星爭得面紅耳赤，甚至鬧情緒哭鼻子的都有，偏偏就他，覺得自己是個“廢人”，這榮譽拿著燙手。

周總理看完，只回了一句掏心窩子的話：“海東同志，這大將的軍銜，不是授給你一個人的，是授給那幾千名犧牲烈士的?！?/p>

這封信的主人叫徐海東。

你要是不懂他為啥想逃跑，就看不懂1958年深秋，那個拄著拐杖站在湖北大悟縣荒山野嶺里的倔老頭。

那是1958年10月18日，外面正是大躍進鬧得最兇的時候，滿大街都在煉鋼，口號喊得震天響。

可再湖北大悟縣的徐家橋，氣氛冷得像冰窖。

一輛吉普車停在山溝溝口，徐海東那是出了名的倔脾氣，縣里搞的那些排場、歡迎儀式，他手一揮全給拒了。

連剛修好的老宅都沒回，硬是要去那個全是亂石頭的荒坡。

旁邊陪同的人看著都心驚肉跳，這大將軍走一步喘三口，肺里呼哧呼哧的像拉風箱。

他哪是來看風景的啊，他是來還債的——一筆欠了整整三十年的血債。

時間得倒回去看。

1929年春天，比現(xiàn)在還冷。

徐海東帶著隊伍在大別山跟國民黨兜圈子。

對面打不過徐海東，就玩陰的，跑到徐家橋搞“三光”。

那一夜，徐家整整七十三口人，全沒了。

這不是冷冰冰的數(shù)字，那是替他燒窯的爹，是護著孩子的媽，是昨天還在喊叔的侄兒。

那一夜，徐家橋的每一寸黃土都被染成了黑紅色，洗都洗不掉。

后來徐海東就成了那個“幸存者”。

這種感覺吧，比槍子兒還難受，像釘子一樣扎肉里。

別看他紅二十五軍長征先到陜北，給中央紅軍“墊了底”；別看他抗戰(zhàn)時候把鬼子打得哇哇叫，蔣介石懸賞十萬大洋買他腦袋。

其實支撐他活著的，早就不是想當什么官，而是家里那七十三口冤魂在背后盯著呢。

他總說“這里的山路閉眼都能走”，聽著像懷舊，其實那是腦子里把屠殺現(xiàn)場復(fù)盤了無數(shù)遍。

1958年這次回來，與其說是考察，不如說是來贖罪。

在那個簡陋的墓碑前，他足足站了半個時辰。

這時候的他，早不是當年那個威風凜凜的“徐老虎”了，肺病把他折磨得夠嗆。

這病根是1938年在皖西戰(zhàn)場落下的，那時候他一邊咳血一邊指揮，直到吐血昏迷。

這二十年基本就在病床上度過，解放戰(zhàn)爭好多大場面都沒趕上，這也是他1955年死活不想要大將的原因——他覺得自己這哪是功臣啊，就是個茍活的幸存者。

夫人周東屏想讓他歇會兒，他理都不理。

這一刻，歷史跟現(xiàn)實撞了個滿懷。

這會兒外頭都在吹牛皮放衛(wèi)星，畝產(chǎn)幾萬斤的瞎話張嘴就來，可徐海東不一樣。

他在武漢看鋼廠，不問產(chǎn)量問工人戴沒戴口罩；回了老家，不談什么宏偉藍圖，而是蹲在破窯廠的廢墟里扒拉。

當他捏起一塊破瓷片的時候，手抖得厲害。

他是窯工出身，小時候大冬天挑陶器凍暈過，太知道底層老百姓想“活下去”有多難了。

他抓著縣委書記的手，交代的都是些瑣碎事：路要硬化，學校要擴建，烈士名字要核實。

這跟當時那股浮夸風簡直是兩個世界。

他不是在指點江山，是在替死去的親人討個說法。

他心里明鏡似的，要是沒路沒學校，大家還吃不飽，那當年七十三口人的血，乃至鄂豫皖二十五萬英烈，豈不都白死了？

那天晚上回到招待所，人就燒到了三十九度。

迷迷糊糊的時候，他對秘書說了句讓人破防的話：“父親死前只說了一句——‘要活下去’?！?/p>

這句話，算是把舊社會和新中國給連起來了。

老一輩人哪懂什么主義不主義，拿命換的，無非就是子孫后代一個不挨餓、不被殺的權(quán)利。

徐海東這一輩子，其實就是在執(zhí)行他爹這句遺言。

這次回去后，他身體徹底垮了。

但他還是像個固執(zhí)的老農(nóng)，守著實事求是的底線。

1970年他走了，好在家鄉(xiāng)慢慢變了樣，那些他叮囑的路啊、學校啊，后來都成了真的。

1978年，大悟縣重修了烈士墓。

十米高的碑座上刻著一行字：“徐海東親屬犧牲人員共七十三人”。

每一個走到這的人，看著那密密麻麻的名字，都沒人敢大聲說話。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