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山那晚的月亮像被誰故意擦過，亮得發(fā)冷。吳國楨扶著夫人鉆進別克，司機剛踩下油門，車身便像醉漢似的歪向山壁——三個輪胎的螺絲只剩一圈螺紋在硬撐，再多拐一個彎，就是百米深谷。司機當場腿軟，吳夫人黃卓群拎著藥袋蹲在路邊干嘔，冷汗把旗袍后背洇成深色地圖。十分鐘前，壽宴廳里蔣介石剛切完六層蛋糕，鼓掌聲蓋過外頭松濤；十分鐘后，同一批掌聲的主人隔著車窗看見螺絲缺口，臉色比月光還白。

說“暗殺”未必準確，更像一記提前擺好的警告：別擋道。吳國楨懂，他手里攥著省主席大印，還兼保安司令，理論上全臺文武一把抓，可蔣經(jīng)國的情報學校畢業(yè)生早把每個科室塞成蜂窩。雙方斗法其實就兩件小事：一是小蔣想把特務編制寫進年度預算，吳省長當眾回一句“警察是警察，間諜是間諜，預算不能混”；二是火柴公賣局那批滯銷煙，小蔣主張統(tǒng)購統(tǒng)銷，吳省長堅持讓市場自己吐納，會議桌上兩人隔著長桌互瞪，像兩只算盤珠子，噼啪亂響卻死活不對眼。

螺絲事件后，吳國楨沒吵也沒鬧，只把辭職信寫得像醫(yī)檢報告：血壓高、神經(jīng)緊張、需長期靜養(yǎng)。蔣介石批得更快，朱筆一圈，附帶一張“赴美機位”訂位單，體面得近乎溫柔。1953年5月，一家七口在松山機場合影，照片里吳省長笑得跟新領護照的留學生似的，只有黃卓群知道，行李箱夾袋里藏著十二顆被換下來的輪胎螺絲，像一串鐵證，一路當啷到紐約。

隔年“叛國”通緝令見報，吳國楨正在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午餐會上他把印著罪狀的《中央日報》折成紙飛機，朝垃圾桶輕輕一丟，旁邊美國教授看得直咧嘴：東方政治原來也玩紙飛機。后來他在《Look》雜志寫那篇《警察國家》，編輯刪了兩次才讓他把“Gestapo”改成“security units”，稿費足夠在哈德遜河畔買小洋房，后院種番茄，藤蔓爬過籬笆，像替他重新長出一點民間煙火。

1982年，南開老同學周恩來已去世六年，吳國楨在佐治亞的教堂舊書義賣攤翻到一本泛黃的《南開校友錄》，他用指甲描著“恩來”二字，對身旁的孫女說：“當年如果去日本找他們，我大概會在北京教書，也許天天擠公交，但不必半夜摸輪胎?！闭Z氣平淡，像討論別人的劇本。兩年后，他因心臟衰竭倒在同一條公交站臺，手里拎著半價面包，口袋里的螺絲早被海水銹成疙瘩，沒人認得。

臺北二二八紀念館的玻璃柜里，那十二顆螺絲只剩模型，標簽寫著“1952年政治沖突證物”。導游每次講到此處就停三秒，讓游客猜“如果輪胎真滾下去，臺灣會怎樣”。沒人答得準，就像沒人說得清，權力與性命之間，到底需要幾顆螺絲才能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