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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愛簡·奧斯丁，正如人人都愛奧斯卡·王爾德和比利·康諾利。誠然，上世紀六十年代一位美國批評家曾稱她為冷漠的老處女，但那是個將濫交誤認為解放的年代——至少男性群體如此。

如今，在她誕辰250周年之際，奧斯丁與其說是作家，不如說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她更應歸屬于上議院和英格蘭銀行的體系，而非與薩克雷和特羅洛普并列。英國人對研究她著作的胃口像是無底洞，無論這些研究多么忸怩或矯情。

若想明日退休時擁有豐厚的銀行存款，不妨寫本名為《簡·奧斯丁與狗》的書。盡管她小說中其實并沒有狗，但這無關緊要。若愿厚顏杜撰幾百頁內容，《簡·奧斯丁的秘密性生活》將更暢銷。而關于奧斯丁同性戀取向的研究，自然已泛濫成災。

然而，正是奧斯丁與沃爾特·司各特、瑪麗亞·埃奇沃思一起，使小說在英國成為嚴肅的文學形式，不再僅是哥特恐怖或傷感浪漫的產(chǎn)物。在她動筆之前，上流社會看待小說這類文體，恰如牛津劍橋高級休息室里看待《太陽報》——被鄙視為虛張聲勢或多愁善感的垃圾，而非嚴肅道德探究的媒介。

奧斯丁清醒意識到自己正面對普遍對她創(chuàng)作內容的蔑視，但拒絕承認小說只是有閑上層女性的幻想讀物。

或可斷言，她還開創(chuàng)了典型的英語散文風格。讀她的作品，亨利·菲爾丁直率熱烈的語調相比之下顯得陳舊過時，塞繆爾·理查森道貌岸然的說教亦然。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幽默而不失分寸、理性克制卻暗藏鋒芒的文體。正是這種柔韌自信、充滿反諷與迂回的表達，從簡·奧斯丁傳承至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E·M·福斯特，甚至直至約翰·勒卡雷仍見回響。

這類小說講究風格卻不浮夸，尖銳諷刺卻始終保持冷靜。奧斯丁句式的精妙平衡與復雜對稱，映照出她秉持的社會道德觀。她的小說家前輩們慣于描繪史詩般的人物與事件，而奧斯丁是最早從諸如記得為他人臥房生火、或未等候取鑰匙的同伴這類細微卻關鍵處發(fā)掘道德意義的英國作家之一。亨利·菲爾丁們幾乎忽略的細節(jié)，對這位洞察秋毫的作者卻至關重要。

由于這種微觀視角（在當時女性中比男性更典型），奧斯丁常被指責忽視時代重大歷史事件（如拿破侖戰(zhàn)爭）。然而，對那個時代的社會史而言，沒有什么比土地貴族階級的興衰更關鍵。她的作品大多以這些男女為角色，且通常不以贊賞眼光看待他們。

這部分源于奧斯丁本非其中一員。她是一位收入微薄的牧師之女，寫作所得至多一千英鎊，但其家族與較富裕鄉(xiāng)紳有往來。因此，她處于所觀察社會秩序的邊緣，半融入半疏離——既熟稔到足以生動描繪其風貌，又疏離到為其自私傲慢驚心?！栋谅c偏見》中可怕的凱瑟琳·德·布爾夫人便是后者的鮮活例證。

后世英國小說家同樣身處這種曖昧境地。維多利亞時代主流小說——勃朗特姐妹、狄更斯、喬治·艾略特、托馬斯·哈代——皆出自中下層階級。作者們既貼近平民能深入展現(xiàn)其生活，又懷抱抱負、受過良好教育，能與上層人士交往。若說這種內在流放者因身份認同矛盾與長期焦慮而處境痛苦，它同時也孕育著獨特的創(chuàng)造力。自亨利·詹姆斯、T·S·艾略特和埃茲拉·龐德以降，二十世紀“英國”寫作已由實際流亡者而非精神流亡者主導。

奧斯丁在她所處文雅社會中的位置頗為尷尬。作為半個局外人，她發(fā)現(xiàn)自己在實際屢屢違背理想價值觀的上層階級面前，反而堅守著鄉(xiāng)紳貴族的理想價值。她足夠融入那個階級，能敏銳察覺莊園規(guī)模價值及其主人的可能社會地位，筆下卻鮮見田間勞作者。

盡管如此，她所見周遭景象除卻理性與判斷力，更有一個日益加碼商貿金融市場的土地階級；盡管奧斯丁對誠實的商人并無偏見，卻視此為她所珍視社會秩序的潛在威脅。在她眼中，鄉(xiāng)紳不僅是企業(yè)家群體，更是整個家長式生活方式的基石。因而她小說中常出現(xiàn)探訪貧苦佃農(nóng)小屋、盡責照料底層病榻的儀式化描寫。

但隨著社會流動性增強，身無分文的從男爵幼子們開始追求城市商賈之女。即便最封閉的家族也存在名為婚姻的裂隙，足以讓潛移默化的影響滲入。都市財富、道德輕浮、圓滑的都會作派與冷酷的利己主義，正侵襲著英格蘭鄉(xiāng)村的寧靜。英國文化的守護者們面臨被各種道德失序侵蝕的風險——從忤逆父母權威到盲目追逐時尚，從情感輕浮到金錢崇拜。

全英范圍內，金融資本正挽救即將沉沒的抵押地產(chǎn)；但在奧斯丁看來，這種城鄉(xiāng)聯(lián)姻需在行為禮儀層面付出高昂代價。于她而言，禮儀絕非遞送漢堡時不掉落到他人膝上這般簡單，而是整套正受圍困的道德價值：善意、體貼、耐心、同情與尊重。

優(yōu)雅與良好教養(yǎng)關乎美德與自律，非任何江湖騙子皆可模仿的客廳姿態(tài)。當時新興的情感自發(fā)崇拜（后稱浪漫主義），在奧斯丁眼中實屬危險的主觀主義與自我放縱——情感固然重要，但須由理性牢牢制約。

通過追蹤英語中“紳士（Gentleman）”一詞的流變，足以書寫大半部相關歷史。在奧斯丁時代，商人或工業(yè)資本家無論多富裕、人脈多廣，都算不得紳士，但其受公學教育的兒子必然夠格?！稅郜敗分辛_伯特·馬丁是位“紳士農(nóng)夫”，被當?shù)剜l(xiāng)紳領袖奈特利先生認為“可敬且有見識”；但這不意味奈特利會邀請馬丁狩獵或向其姊妹求婚，因其紳士成色尚不足。

公學制度正鞏固土地資本、商業(yè)資本與工業(yè)資本間的聯(lián)盟，公爵之子在此學會不居高臨下對待棉紡巨富的后代。貴族需學會減少傲慢，中產(chǎn)階級則需減輕偏見。由此形成的強大統(tǒng)治集團，在十九世紀后期輕易壓制并擊敗了蓬勃發(fā)展的工人運動。海峽對岸革命中的法國，貴族與資產(chǎn)階級在街壘兩端對峙；而在英格蘭，兩個階級以溫和精神結合，使該國以此著稱。倘若我們決定改為右側通行，也必將循序漸進。

盡管奧斯丁是上層社會的尖銳批評者，她卻以該社會秩序特有的優(yōu)雅與輕盈筆觸完成批判。問題在于如何將審慎判斷與鮮活氣質相結合，《傲慢與偏見》中伊麗莎白和簡·班納特完美展現(xiàn)了這種融合。

理想境界是既善良又精致，需要活潑而非輕浮，思想獨立而非任性個人主義。《愛瑪》中的愛瑪·伍德豪斯過于活潑，《曼斯菲爾德莊園》的范妮·普萊斯則過于沉靜。奧斯丁自身的散文正是教誨與娛樂的典范融合。

《傲慢與偏見》里伊麗莎白·班納特坦言，她初見達西先生精心規(guī)劃的莊園時，方意識到自己對他的情感。讀者瞬間懷疑這是反諷，仿佛伊麗莎白在透露初見對方存款數(shù)額時便墜入愛河。但此處并無反諷。伊麗莎白意指達西規(guī)劃莊園的方式關乎道德與審美——體現(xiàn)著可靠判斷力、分寸感、對庸俗景觀與無用裝飾的摒棄。一個人的品味是其靈魂的指南。

最終，道德與審美并無明確界限；奧斯丁本人的小說正是藝術愉悅與道德洞察的交融。然如其小說所揭示，世間確有這樣一群人：他們有著天使般的儀態(tài)，卻懷著公貓般的道德。

作者：Terry Eagleton

編譯：栩

來源：Un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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