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中旬的一個深夜，南京城下著那種能把人心澆涼的大暴雨。

就在這沒人敢出門的鬼天氣里，清涼大街一家掛著“健步商行”招牌的后院，幾道閃電把夜空劈得慘白。

三個穿著雨衣的漢子，像拎小雞一樣架起屋里一個八十歲的老頭就往外拖。

桌上整整齊齊碼著一摞500塊現(xiàn)大洋，在油燈下泛著冷光。

這事兒做得神不知鬼不覺，連商行前頭的伙計都蒙再鼓里。

誰能想到，這個剛剛騰出來的空房間，幾個月后竟然成了太湖黑幫大佬保福祥最后的“保命符”。

咱們把時間軸往回撥一撥。

那時候的保福祥，江湖人稱“保老大”，心里頭那叫一個憋屈。

他本來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跟臺灣那邊都掛上鉤了，準備搞個叫“品字三方會”的大動作，結果全壞在手下人曾涉川身上。

這小子辦事太不牢靠，連坐個火車都能出岔子，直接把保老大的全盤計劃給攪黃了。

這就叫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

眼瞅著解放軍就要過江，曾經呼風喚雨的保老大，一夜之間成了公安追捕的喪家之犬。

但這保福祥能混成大佬，確實是有兩把刷子的。

他在杭州靈隱寺的那波逃亡操作，真的，我都想給他寫進教科書。

當時停車場停著四輛車，一輛回鎮(zhèn)江，一輛回杭州城里，兩輛去上海。

按理說，他想去南京，坐鎮(zhèn)江那輛車最順路，閉著眼都該這么選。

可他心里門兒清，專案組肯定在路口張著大網呢。

于是，這老狐貍反其道而行之，舍近求遠，偏偏選了回上海的車。

越是危險的地方越安全，這就叫燈下黑。

這一招直接把后面的尾巴給甩到了爪哇國去了。

更有意思的是他對同車人的挑選。

他瞄上了一個大概四十來歲的胖女人。

這女人雖然穿金戴銀，但那一臉的晦氣，隔著二里地都能聞到。

一看就是家里出了大事，跑來燒香求菩薩保佑的。

保福祥那雙毒眼一下子就看透了：這種時候的人，心理防線跟紙糊的一樣，最容易趁虛而入。

事實證明他猜得一點沒錯。

這女人姓甄，是上海灘一個張姓資本家的續(xù)弦。

這老張頭以前不地道，抗戰(zhàn)時候跟軍統(tǒng)特務不清不楚，出賣過不少工人里的地下黨。

現(xiàn)在要清算了，老張進去了，甄氏這是六神無主亂投醫(yī)。

他不光順順當當?shù)卮盍隧橈L車回上海，還借著這層掩護，馬不停蹄轉車去了南京。

到了南京，保福祥直奔清涼大街的“健步商行”。

這地方的老板叫竇老板，實際上就是他的結拜兄弟——任師爺。

說起來這任師爺也是個奇人，雖然是個癱子，雙腿殘疾離不開輪椅，但這腦子，比那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曾涉川強了不知道多少倍。

兩人一見面，那些虛頭巴腦的客套全免了。

保福祥現(xiàn)在的處境就是騎虎難下：要么被抓去吃槍子兒，要么硬著頭皮繼續(xù)干。

但他面臨兩個死結：第一，沒地兒躲；第二，沒人手。

任師爺聽完，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嘴角反而掛起了一絲冷笑。

在他看來，這兩個要把保福祥逼瘋的難題，簡直就是送分題。

這就要說到咱們開頭提的那一幕了。

這“健步商行”表面上是做生意的，私底下其實是個高級“托老所”。

住這兒的九個老頭，個個非富即貴。

那個年代兵荒馬亂的，新舊政權交替，這種私人辦的養(yǎng)老機構根本沒人管，處于監(jiān)管真空地帶。

只要不出人命案子，誰吃飽了撐的來查一群快入土的老頭？

任師爺給保福祥出的主意，就是讓他頂替一個人——解玉祥。

這解玉祥是誰？

這老頭背景可不簡單。

我特意去查了下資料，他的兩個兒子都在美國，是國民黨“保密局”的高級特工，那是毛人鳳眼前的紅人。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這兩個特工兒子急眼了，從紐約發(fā)了急電，讓在南京的代理人曹某把老爹接走。

那個雨夜闖進來的三個漢子，領頭的曹某表面上是解玉祥的監(jiān)護人，真實身份是潛伏的警察。

他們強行把老頭帶走送去香港，然后飛美國。

但這事兒做得極其隱秘，除了任師爺，商行里的伙計、傭人都以為解老頭還在屋里養(yǎng)病呢。

畢竟這老頭平時也是深居簡出，住的又是單間，誰也不會閑著沒事去推那扇門。

最絕的是，解家兒子為了省事，一次性付了五年的全款，還簽了那份“生死勿論、概不退款”的協(xié)議。

這就給任師爺留了個巨大的空子：錢照收，人沒了，房間空著。

只要錢到位，活人都能變成失蹤人口，死人也能變活。

保福祥聽得兩眼放光。

他和那個解玉祥年紀相仿，臉型也像，而且巧了，兩人腿腳都有點毛病。

只要住進去，從此以后，世上再無黑幫老大保福祥，只有那個深居簡出的富家翁解玉祥。

連美國那邊寄來的補品和信件，都能成了他最好的掩護。

這簡直是一場完美的“借尸還魂”。

在這座剛剛解放的城市里，在舊社會的殘渣和新社會的秩序還在激烈碰撞的夾縫中，保福祥就這樣堂而皇之地住了下來。

他躺在本來屬于解玉祥的床上，隔壁就是任師爺?shù)呐P室。

兩人一墻之隔，開始密謀著如何利用這個看似安全的據(jù)點，重新編織那張罪惡的網。

保福祥那時候肯定覺得自己是天選之子，找到了絕對安全的避風港，殊不知，這不過是一個更加封閉的牢籠。

直到1951年被捕，保福祥在這個房間里整整躲了兩年，最后還是因為一封寄往香港的信露了餡，當然了，這就是后話了。

參考資料：

南京市公安局史志辦，《南京公安歷史檔案選編》，1989年內部印行。

羅瑞卿，《關于鎮(zhèn)壓反革命活動的報告》，人民出版社，19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