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博弈中，信息是一個重要的籌碼。信息分散，就是權力分散，信息集中，就是權力集中。

前幾天見了一個在鄉(xiāng)鎮(zhèn)政府工作的同學，聊起基層從村工作的一些情況。

他說“上面千把錘，下面一根釘”，基層就是那根釘，誰都可以錘一下。這描述，比“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更“動感”一些。

他舉了一個例子。本來，焚燒秸稈是好處的，既能燒死蟲卵，又能提供肥料?？墒?，為了防止空氣污染，現(xiàn)在不允許農民焚燒秸稈了。原本，由于農村地廣人稀，基層很難監(jiān)控，往往疲于應付，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如今“上面”有衛(wèi)星監(jiān)控，鄉(xiāng)鎮(zhèn)政府還不知道自己的地面上有“火情”，省里已經把信息給到縣里了。鄉(xiāng)鎮(zhèn)于是就挨錘了。

衛(wèi)星監(jiān)控焚燒秸稈的優(yōu)勢

恰好我最近在看聶輝華教授的新作《基層中國的運行邏輯》，里面提到，技術的進步正在讓基層喪失“信息優(yōu)勢”，從而讓“下面”失去與“上面”博弈的籌碼。過去基層政府壟斷底層信息的情況，基本上不復存在了。

這是中國歷史上不曾出現(xiàn)過的情況。

古代政治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矛盾，就是地方與朝廷的矛盾——由于權力具有擴張的本能，雙方總是在進行權力博弈。

古代的社會興衰，很多時候取決于朝廷與地方權力博弈的結果。如果朝廷權力過大，地方會缺乏積極性，導致社會活力不足；如果地方權力過大，會導致國家動蕩甚至政權解體。那些穩(wěn)定與繁榮的時代，往往是朝廷和地方達成了權力“均衡”，實現(xiàn)了“上下同治”。

那你可能會問，古代是家天下，官員都是給皇帝打工的，朝廷怎么會允許地方權力過大呢？聶輝華教授的研究成果是，當一個政權的外部威脅——這里說的“外部威脅”并非僅僅只外地入侵，農民起義也是政權的外部威脅——較大時，朝廷就會傾向于向地方放權。正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地方如果不獲得較大的授權，就難以抵御外敵或平定叛亂。

舉例而言，唐朝雖然曾很強大，卻一直處于強敵環(huán)伺的局面，周邊先后遭遇突厥、高句麗、吐蕃、南詔這些政權的威脅。這就迫使朝廷不得不向地方放權，于是有了權力極大的節(jié)度使和藩鎮(zhèn)。當節(jié)度使和藩鎮(zhèn)擁有了軍權、財權和人事權，必然藐視朝廷的權威，于是爆發(fā)了安史之亂，導致大唐一蹶不振。宋朝汲取唐朝的教訓，宋太祖一開始就杯酒釋兵權，朝廷牢牢掌握人事權、財政權尤其是軍權，宋朝的軍事力量就集中在首都周邊。對于外敵，宋朝用花錢、進貢的方式贖買和平，這就導致地方既無力抗衡朝廷也難以應對外敵，所以宋朝就顯得很文弱，最后終結于外敵的入侵。

不過，無論朝廷相對于地方如何強勢，古代一直存在“皇權不下縣”的現(xiàn)象。因為受制于交通和技術水平，朝廷無法有效掌控地方或基層的信息。一個縣具體有多少人口，有多少耕地，能征多少稅，朝廷是難以有效掌握的。

這些信息都被基層壟斷了，朝廷只能聽地方官的匯報。這些信息就意味著權力，就是地方與朝廷博弈的籌碼。朝廷只能把地方的治安和稅收“外包”給地方官員，容忍他們擁有較大的權力。

所以古代的“縣令”在自己的管轄范圍內，很多時候就如同一方諸侯，掌握著轄區(qū)內的人事權、財政權以及司法權，可以對治下的百姓生殺予奪。

總之，上下博弈總是存在。對于朝廷而言，穩(wěn)定是最高目標，所以盡量收權以維護秩序，對于地方而言，則不會“束手就擒”，而是憑借山川之險交通不便帶來的信息優(yōu)勢，維持甚至擴張權力，與朝廷博弈。

不過，隨著現(xiàn)代交通網絡的普及，天塹變通途，山川之險沒被了，隨著互聯(lián)網和通信技術的日益發(fā)達，信息傳遞打破了空間限制?；鶎拥男畔?yōu)勢正在被打破，以“一刀切”的方式“維護秩序”正在變得簡便易行。

就像大城市的司機，已經沒有了與交管部門“博弈”的能力，滿大街的攝像頭，讓他們變得很聽話。于是，交通秩序的維護就變得容易多了。同樣，小偷近年來也失去了與警察“博弈”的能力，攝像頭與人臉識別技術治下，被抓到的概率太高了。這就是技術進步讓司機和小偷失去了“信息優(yōu)勢”。

信息就是“權力”，信息分散，就是權力分散，信息集中，就是權力集中。誰可以輕易集中更多的信息，誰就可以擁有更多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