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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長城今猶在，功過是非任人說。東起山海關(guān)、西至嘉峪關(guān)，兩萬多公里的長城橫亙在中華大地上，蔚為壯觀。那邊城的雄關(guān)和冷月，既讓旅人神往，也讓哲人深思。

為什么古人要在崇山峻嶺、戈壁沙漠、茫茫草原之上，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修筑這么一個巨無霸的“城墻”呢？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思考著原因，這里面有政治的、軍事的、經(jīng)濟的因素，當然也有自然條件的緣由。既然沉睡的長城不能回答它存在的理由給出標準答案，那么，我們還是從幾個小故事入手，打開這扇探索神秘長城的小視窗。

修筑萬里長城，比較傳統(tǒng)的說法是為了防御長城以北，逐水草而居、騎在馬背上的游牧民族的侵擾。長城既是宣示主權(quán)的象征，也是保衛(wèi)邊疆、讓民眾安居樂業(yè)的重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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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的修筑經(jīng)歷了千余年，最早可追溯至戰(zhàn)國時期。秦國、趙國、燕國先在北邊與游牧民族邊界處分段修建城防，這便是長城的雛形。后來，秦、漢、明三朝都大力修筑。秦國橫掃六國后，秦始皇派蒙恬帶人將秦、趙、燕三國舊長城連接整修，筑起西起臨洮、東到遼東的萬里長城。漢代則在秦長城基礎上延伸完善，增設河西四郡防線；明代更是為長城添磚加石，加固山海關(guān)、居庸關(guān)等關(guān)隘要塞。

在冷兵器時代，這固若金湯的萬里長城，連同戍邊將士的利矛堅盾，確實對保衛(wèi)邊疆安寧起到了巨大作用。正如盛唐邊塞詩人王昌齡所寫：“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漢武帝時期，衛(wèi)青北擊匈奴收復河套，霍去病率軍深入漠北，于狼居胥山刻石祭天，宣告疆土歸屬，這“封狼居胥”的壯舉成為將士們建功立業(yè)的崇高追求；東漢時期，竇憲大敗北匈奴后，登燕然山刻石記功，這“燕然勒石”的偉業(yè)成為將士戍邊報國的至高榮耀。當然，鎮(zhèn)守邊關(guān)的還有巾幗英雄，誰說女子不如男？從軍的花木蘭，英烈的楊門女將，也是保衛(wèi)邊疆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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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人擁護修筑長城，也有人認為修長城勞民傷財。民間流傳甚廣的孟姜女哭長城的故事，便道出了百姓的心聲。

相傳，在秦朝的時候，有一戶姓孟的人家種了一棵瓜，瓜秧順著墻爬到姜家結(jié)了果。一瓜跨兩院，兩家打開瓜一看，里面竟有個又白又胖的小姑娘，便給她取名孟姜女。孟姜女長大后嫁給了范喜良，可新婚燕爾之時，范喜良就被官府抓去修長城，一去杳無音訊。

孟姜女思夫心切，跋涉千山萬水尋找丈夫，來到長城腳下，卻得知丈夫早已累死，尸骨被埋入長城之內(nèi)。悲痛欲絕的孟姜女在長城下哭了三天三夜，感天動地，一段長城轟然倒塌，露出了范喜良的尸骨。

這故事雖未必全然屬實，但它卻反映了修筑長城過程中，百姓所承受的沉重徭役和與親人離別的相思之苦，也代表了一部分人對修長城這一浩大工程的抵觸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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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政者逐漸意識到，防止游牧民族的侵擾，只靠武力不行，還得有懷柔政策。于是便想到了用美女的青春和嫁妝換取和平。在長城邊上的歷史長河中，西漢昭君出塞，唐代文成公主入藏的佳話，為烽火狼煙增添了溫情底色。

漢高祖劉邦曾采取和親政策，以宗室女嫁給匈奴單于，換取邊境安定。到了漢元帝竟寧元年（公元前33年），宮女王嬙（昭君）自請遠嫁南匈奴首領(lǐng)呼韓邪單于。她帶著中原的文化與物產(chǎn)，穿越長城，抵達漠北，被封為“寧胡閼氏”。此后，漢匈雙方“邊域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無干戈之役”。

要多說幾句的是王昭君可是四大美女之“落雁”，畫師毛延壽索賄不成，才把她畫得丑了些，這才有了昭君出塞。

唐代貞觀十五年（公元641年），文成公主遠嫁吐蕃贊普松贊干布，更是將這種懷柔政策的意義推向了新高度。她不僅帶去了金銀珠寶、綾羅綢緞，更帶去了中原先進的生產(chǎn)技術(shù)、歷法、醫(yī)藥與文化典籍。在她的影響下，吐蕃學習中原建筑風格修建宮殿，推廣農(nóng)耕技術(shù)發(fā)展生產(chǎn)，佛教也得以廣泛傳播，漢藏民族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紐帶。

紅顏安邊，不遜驃騎。“一去紫城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焙陀H，讓后人說起來總是覺得有些凄美。而這些和親的女子，用個人的犧牲換來了政權(quán)穩(wěn)定、民族關(guān)系緩和與社會和平，成為了民族友好的使者。

即便有長城相隔，也擋不住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戰(zhàn)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改革便是最好的例證。胡人穿窄袖短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zhàn)都十分方便，作戰(zhàn)時以騎兵、弓箭為主，比中原的兵車、長矛更具機動性。為了強兵富國，他力排眾議，沖破守舊勢力的阻撓，提出“著胡服”“習騎射”的主張，決心取胡人之長補中原之短。在他的親自教習下，趙國軍事能力大幅提升，向北開辟了上千里疆域，設置云中、雁門、代郡等行政區(qū)。

還要說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從大同遷都洛陽、改漢姓元，促進了鮮卑與漢民族的融合，這些都是民族融合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長城的走向與著名的胡煥庸線（原稱璦琿——騰沖線）有著驚人的暗合。1935年，地理學家胡煥庸繪制了中國第一張人口密度分布圖，提出從黑龍江璦琿至云南騰沖縣畫一條直線。這條線東南半壁36%的土地供養(yǎng)了全國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僅承載4%的人口，平均人口密度比高達42.6：1，清晰揭示了中國南重北輕的人口格局。

長城中段的位置與這條胡煥庸線基本重合。而這條人口分割線，還與氣象上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地貌區(qū)域分割線、文化轉(zhuǎn)換分割線以及民族界線均存在某種程度的重合。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指出，400毫米等降水量線（西方稱15英寸等雨線）促成了農(nóng)業(yè)和游牧兩種不同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而長城與這條線大致符合，進一步揭示了自然條件與人口分布、生產(chǎn)生活方式的高度相關(guān)性。

如今，萬里長城早已遠去了金戈鐵馬，褪去了軍事防御的功能，不再是隔絕內(nèi)外的“圍墻”，而是成為了一道震撼人心的風景線。秋日里，層林盡染的山巒映襯著斑駁巍峨的城墻，夕陽為烽火臺鍍上金邊；冬天時，銀裝素裹的原野托舉著宛如飛龍的長城，靜謐中透著雄渾。它靜靜地矗立在中華大地之上，承載著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人文歷史和熠熠發(fā)光的思想智慧。

長城從戰(zhàn)國雛形到秦漢盛景，再到明代修繕，從烽火狼煙到游人如織，見證了民族的沖突與融合，也記錄了王朝的興盛與衰落。那滿滿的豪情、雄偉的壯志、感人的溫情、大膽的革新，都鐫刻在它的磚石之間。它不再是冰冷的磚石堆砌，而是鮮活的歷史見證，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紐帶。長城靜靜地向世人訴說著千年的傳奇與歷史的滄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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