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塵封的名單，承載著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系草創(chuàng)時期的全部榮光。200余個名字，如同基石，奠定了今日高等教育的宏大格局。

“馮友蘭、陳寅恪、梁思成、蘇步青……”提起這些名字，你想到的是教科書里的學術泰斗，還是文化史上的璀璨星辰？

1956年，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發(fā)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首次評定“一級教授”。全國僅234人獲此殊榮，其中文理工醫(yī)各領域的奠基性人物云集。

這份名單不僅是一份工資等級表，更是一幅中國現(xiàn)代學術體系的“奠基者圖譜”。時過境遷，這個代表著學術地位最高標尺的稱號，經(jīng)歷了輝煌、沉寂與試探性的回歸，其背后的故事，關乎學術尊嚴、時代選擇與我們對“大師”的永恒追尋。

01 殿堂門檻：何為“一級教授”？

說起“教授”，大家都不陌生，那是高校教師的最高職稱。但如果說“一級教授”，很多人可能會愣一下。這可不是隨便哪位教授都能掛上的頭銜，它是教授職稱序列中的最高級別，堪稱學術殿堂的“天花板”。

這個稱號的誕生，與一次全國性的工資改革緊密相連。1956年，為了改善知識分子待遇，國家決定對高校教師進行評級。教授被分為一至六級（實際執(zhí)行中多為四個等級），而“一級教授”就是塔尖上的那顆明珠。

評定標準極其嚴苛。它要求候選人不僅“科學水平較高”，在教學科研上有“顯著的成就和貢獻”，能指導博士研究生，還必須是“在全國范圍內具有聲望的老教授”。簡單說，就是才、學、識、德俱佳，資歷與聲望并重的泰斗級人物。

02 群星閃耀：一份名單奠定學科基石

那一年，全國數(shù)千所高校中，僅有49所（不含獨立醫(yī)學院）擁有這份榮耀。北京大學以41位一級教授（加上北京醫(yī)學院的12位，共53位）高居榜首，盡顯其綜合學術實力。

緊隨其后的是復旦大學上海醫(yī)學院、上海交通大學醫(yī)學院、南京大學、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等，這些學校的一級教授數(shù)量都超過了10位。

細看這份名單，學科分布特點鮮明：理工農(nóng)醫(yī)類教授占絕對主流，高達約78%；相比之下，人文社科類的一級教授僅有30余位，顯得格外珍貴。這深刻反映了建國初期國家建設對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的迫切需求。

許多今天看來如雷貫耳的名字，都赫然在列。北京大學的馮友蘭、季羨林、朱光潛；清華大學的梁思成、錢偉長；北京師范大學的陳垣、鐘敬文；中山大學的陳寅恪……他們中的每一位，都不僅僅是某個高校的瑰寶，更是整個中國現(xiàn)代學科的開山鼻祖和奠基人。

03 開山之功：大師們的學科奠基傳奇

一級教授們的價值，遠不止于一紙聘書。他們中的許多人，扮演的是“從0到1”的創(chuàng)造者角色。

在北京師范大學，黃藥眠先生被稱為“黃大師”。他親手建立了中國第一批文藝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是新中國文藝學學科體系當之無愧的開拓者。他的同事鐘敬文先生，則一生創(chuàng)建了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兩大學科，被尊為“中國民俗學之父”。

同濟大學的李國豪老校長，則是一位“臨危受命”的帥才。上世紀50年代高校院系調整，同濟大學大量精英被調往兄弟院校，一級教授一度僅剩李國豪一人。正是在他的帶領下，同濟成功實現(xiàn)了從土木單科大學向理工為主的多科性大學的戰(zhàn)略轉型。

在中山大學醫(yī)學院（時稱中山醫(yī)學院），曾有八位一級教授，被業(yè)界敬稱為“八大金剛”。其中的陳心陶教授，在防治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蟲病方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貢獻，曾兩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見。

他們以個人的智慧與堅守，為一個國家搭建起了完整的學術骨骼。

04 時代變遷：沉寂與重啟的爭議

然而，這份極高的榮譽在特定歷史時期后逐漸淡出了公眾視野。教授職稱一度只簡單地分為“正教授”和“副教授”，那個精細的、代表至高學術地位的“一級”似乎被封存于歷史。

轉機出現(xiàn)在21世紀。2008年前后，國家重新推動高校教師崗位分級管理，教授再次被細分為一至四級。一級教授，這個沉寂已久的稱號，似乎有了回歸的可能。

但這次的“回歸”卻伴隨著新的時代特征和爭議。在多數(shù)頂尖高校，尤其是在自然科學領域，一級教授的崗位幾乎與“院士”頭銜直接掛鉤。這雖然保證了當選者的學術高度，卻也引發(fā)了一些討論。

有網(wǎng)友曾調侃：“現(xiàn)在的一級教授，不就是院士的‘校內職務版’嗎？感覺少了點1956年那種百花齊放、各學科奠基的傳奇色彩。”

更大的爭議出現(xiàn)在文科領域。長期以來，理工科有院士制度作為最高學術榮譽，而文科則缺乏一個全國性、公認的頂級學術稱號。一級教授制度的重啟，被許多文科院校視為填補這一空白的重要機遇。

05 文科破冰：人大的先行與困境

2009年，中國人民大學“第一個吃螃蟹”，率先制定了人文社會科學教授一級崗位的聘用辦法，一次性聘任了14位一級教授，并授予衛(wèi)興華、方漢奇等9位德高望重的老專家“榮譽一級教授”稱號。

時任校長紀寶成指出，這是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一種探索，旨在落實“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對作出開拓性、奠基性貢獻的學者的一種尊重和褒獎。

這一破冰之舉意義重大。此后，清華大學、山東大學、復旦大學等名校也相繼跟進試點。然而，試點至今已十余年，這項制度并未在全國高校，尤其是文科領域全面鋪開。

瓶頸在哪里？首先是沒有國家層面的統(tǒng)一標準。各校自定標準，導致稱號的含金量和公信力難以等量齊觀。其次，如何公平、公正地評價文科大師的“開創(chuàng)性貢獻”，本身就是一個比評價SCI論文和發(fā)明專利更復雜的課題。

06 未來之路：超越復刻，呼喚新的大師時代

近年來，恢復和完善一級教授制度的呼聲在學界日益高漲。2022年和2025年，都有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相關建議，希望以此破解高端人才評價中的一些結構性矛盾，并特別呼吁擴大文科一級教授的試點范圍。

歷史的啟示是深刻的。1956年的首批一級教授名單告訴我們，真正的學術標高，不僅僅是論文和項目，更是開創(chuàng)一個領域、奠定一種范式、培養(yǎng)一代學人的“奠基之功”。

有網(wǎng)友評論道：“看著那份老名單，感覺那時候的‘一級’是‘開天辟地’；現(xiàn)在有些評選，更像是‘精裝修’。我們更需要的是能開辟新天地的人。”

如今，我們需要的或許不是簡單地復刻一張“新時代大師名錄”，而是在新的時代語境下，建立一套能夠識別、尊重并激勵真正具有開創(chuàng)性貢獻的學者的制度。這套制度應當跨越文理界限，既獎勵在科技前沿“攻堅拔寨”的院士，也褒揚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宗立派”的巨擘。

當一所高校能以擁有數(shù)位這樣的一級教授為榮，而非僅僅以論文數(shù)量、科研經(jīng)費論英雄時，或許才是中國學術生態(tài)真正走向成熟和繁榮的標志。

今天，當我們漫步在任何一所重點大學的校園里，看到的宏偉樓宇、先進實驗室，其最初的設計藍圖，或許就出自某位一級教授在半個多世紀前的構想。

1956年的那份名單，像一顆種子。如今，中國高等教育的森林已枝繁葉茂。未來的“一級教授”，不應只是這棵大樹上最亮的裝飾，而應繼續(xù)成為孕育新苗、開拓新土的肥沃根基。

時代在呼喚新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