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的一個清晨，宜春縣檔案館的值班電話驟然響起。值班員被凍得直哈氣，還是連忙接起聽筒。電話那端，一位自稱林場檢坑隊隊長的中年人語氣急促：“同志，我這兒出現(xiàn)了一枚來歷很怪的公章，麻煩你們派個人來看看?！蹦且豢?，檔案館意識到，這可能不是一般的舊物。

掛斷電話后，縣公安局獲悉情況，立即把檔案館、文化部門以及林場三方約在一起碰頭。會議室不大，十幾個人圍著一張長桌彼此打量，空氣里滿是木屑和茶水味。只有郭桃仁——那位打電話的人——顯得格外不安，他不時拿手擦額頭上的汗，仿佛一件壓在心口的事終于要見天日。

故事要倒回到1963年10月。那天，林區(qū)深處剛下過雨，樹皮濕滑，伐木工人踩上去像在冰面上行走。檢坑隊剛剛清點完木材，郭桃仁正準備催促弟弟快點干活，卻見弟弟捂著肚子直皺眉。弟弟名叫郭興仁，在兄長眼里向來貪玩，這會兒也沒人理會他的抱怨，可肚子疼這種事裝不了，一溜煙，他鉆進灌木叢里。

二十分鐘過去，鋸木聲一波接一波，弟弟卻遲遲不歸。郭桃仁火氣上頭，正要大罵，灌木突然晃動，郭興仁拽著一塊暗紅色小布包，神神秘秘地跑出來：“哥，我可撿到寶了！”他把包攤開，一枚厚重的圓形銅章映入眼簾，表面刻著五角星和錘鐮黨徽，還綴著幾行他們不大認得的豎排繁體字。

倆人一個字也不識多少，認不出究竟寫了什么。午休時，他們把章面蘸滿印泥，重重往泛黃的筆記本上一蓋。一行小篆似的字樣清晰浮現(xiàn)，氣勢古樸。郭興仁興奮得直咧嘴：“干脆留著，哪天要錢就拿去賣?！边@句話讓郭桃仁心里“咯噔”了一下，卻也沒立刻反對，最終決定先把東西藏在林場儲木棚最上層。

冬去春來，林場被抽調參加省林業(yè)系統(tǒng)交流會。郭桃仁帶著那本記有標號和工序的筆記本赴會，坐他旁邊的是一位檔案科的知識分子。對方隨意翻到那頁印章拓印時，眉頭猛然一挑，小聲問：“這圖章哪里來的？可別亂動，它像是早年的革命機關用印！”一句輕輕的提醒，把郭桃仁嚇得不輕。會還沒開完，他就暗自盤算要不要把真相說出來。

回到林場，他左思右想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終于打了那通電話。公安、檔案、文化三方會合完畢后，局里決定：立即上山核查。三輛解放牌大卡車呼嘯駛入林區(qū)，隨車的是刑偵民警、文物鑒定員和民工。沿著檢坑隊當日作業(yè)點往深處走，鏟、鎬、探桿輪番上陣，凡可疑土層都被仔細篩查。

忙了兩天，草葉、枯枝堆積的坡地被翻了個遍，除了那枚印章，再無其他文書。專家卻給出了驚人結論：章面上刻著“湘贛鄂省蘇維埃臨時政府委員會”字樣，印邊還有“1931年八月瀏陽制”。這正是鄂贛邊區(qū)黨委在瀏陽會議后成立省級蘇維埃機關時啟用的官方公章。換句話說，這塊銅印見證了湘鄂贛革命根據(jù)地最艱難的歲月。

1931年至1933年，中央蘇區(qū)面臨國民黨軍連續(xù)“圍剿”。湘鄂贛根據(jù)地被切割得七零八落，紅十六軍、紅十八軍多次突圍，帶著電臺、文件、印信穿山越嶺。1933年春的第五次反“圍剿”中，一支機動隊伍在宜春北面山地遭重兵夾擊，只能輕裝突圍。不少機要物品被就地掩埋。那枚公章，很可能就是那時藏進土里的。

鑒定報告遞到省里，歸檔編號一欄赫然寫著“失而復得”。公安隨后對郭家兄弟做了筆錄，確認他們無主觀違法意圖。郭興仁見民警時心里還是打鼓，小聲嘀咕：“真不敢想，一泡屎工夫給我挖出這種大玩意?！鞭k案民警半開玩笑地回一句：“你的運氣，要是用在猜彩票，說不定早發(fā)財了?！眱删渫嫘徍土藲夥眨瑓s也提醒了眾人——無意之舉，有時能把塵封史料從泥土里拎出來。

遺憾的是，周圍再沒找到與公章配套的文電。專家推測，其他文件要么被雨水腐蝕，要么在戰(zhàn)火中已遭焚毀。盡管如此，一枚印章就足以補全史料空白：它證明了湘贛鄂省蘇維埃政府確曾在平江縣轄區(qū)運轉，并在1933年夏全面轉移。

郭桃仁后來被請到檔案館協(xié)助口述。面對錄音機，他反復梳理那天在山里的情景，生怕漏掉半個細節(jié)。錄完，他才明白，眼前這小小銅印背后，是無數(shù)先輩用生命守護的信仰。同年秋，公章被移交至江西省革命歷史紀念館，展柜下方標注：1963年10月由宜春林場工人發(fā)現(xiàn)。

有人問郭興仁，若再讓他選一次，是不是還會撿起那包東西？他撓撓后腦勺笑了：“能給老祖宗留點真東西，比藏起來值錢?！币痪錁銓嵲?，把這起偶然發(fā)現(xiàn)的意義說得透徹。畢竟，歷史常常躲在角落里，只等人低頭的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