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萊是一位總統(tǒng)，也是一位經濟學者。

有意思的是，從經濟學的角度說，他有過一次重要的”背叛“，年輕時有些左，信奉的是凱恩斯主義，不得不說凱恩斯主義很有魅力，它昭示了歷史上很多政府干預下的帝國之夢，讀到碩士時，開始懷疑政府干預的有效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很多經濟學人陷入學術困境，米萊的”背叛“就是從這個時間窗口上開始的。

我們很難把2008年的金融危機完全歸結為市場失靈，實際上，美聯(lián)儲在2000年后長期維持低利率，創(chuàng)造出巨大的過剩流動性，這就扭曲了市場信號，導致資源錯配，而另一方面，全球應對金融危機又無一例外地采用了凱恩斯主義，不得不依賴政府干預的猛藥，整個經濟學界全亂套了，決定了凱恩斯主義和奧派的新自由主義，都不是孤獨的勝利者，世界在尋找政府與市場新的平衡點。

但米萊的思考是原理性的，他在2026年達沃斯論壇的演講，提出了一個頗具爭議卻又十分深刻的觀點：正義與效率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在米萊看來：”長久以來，許多公共政策的制定者陷入了一個致命的誤區(qū)：他們將效率與正義割裂，甚至對立起來。但事實恰恰相反 ——正義與效率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這枚硬幣的基石，就是不可侵犯的私有產權，以及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企業(yè)家精神?！?/p>

正義與效率這兩個概念，存在著知識點上的不平衡。

效率很清楚，可以證實，也可以證偽。

比如，人們會以為中國經濟的效率很高，這個效率是有標準的，它不等于龐大，從總量價值說，美國2025年三億多人創(chuàng)造了約30萬億美元的GDP，中國十四億人創(chuàng)造了約19萬億美元的GDP，2025年中國能耗是美國的1.5倍，用電量約為美國的2.4倍，而勞動生產率美國是中國的4-5倍，這就是效率差距，與正義無關。

正義則是一個模糊概念，前幾天看小紅書上有人談中華文明的根脈，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個正義就是崇禎腦子里的正義，與米萊腦子里正義只能是雞與鴨的對白。既然正義無法下定義，那就換個角度，米萊述說的正義是”結果正義“。我更愿意說是：理想正義。

這樣再看米萊的命題：正義與效率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這個命題的本質是沒有離開了效率的理想正義。

完全正確，中國在達沃斯論壇上向全世界宣布，共同富裕的前提是富裕，沒有富裕的效率，也不存在共同的理想。

人類要有理想，而硬幣的另一面是效率，兩者要鑄為一體，人類只是在探索中，希望米萊能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