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身處美國的宋希濂，干了一件讓臺灣當(dāng)局特別腦殼疼的事兒。

這老爺子雖然躲開了政治漩渦，既不站國民黨的隊，也不去靠共產(chǎn)黨，可偏偏閑不住，一封接一封地給臺灣的老哥們寫信，滿紙都在念叨兩岸統(tǒng)一。

當(dāng)年的《北美日報》對此有過一段評論，說得那叫一個一針見血：

“現(xiàn)在大家爭論的點在于，宋將軍到底該忠于國家民族？

還是該死心塌地忠于某個政黨？

甚至是某個領(lǐng)袖個人？

很明顯，宋將軍選了前者。”

這話，算是把宋希濂后半輩子活明白的道理給講透了。

可要是把日歷翻回到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包圍的那個下午，宋希濂腦子里的想法那是完全不一樣。

那會兒，他滿腦子就琢磨一件事：怎么死。

那天，解放軍把他的殘兵敗將圍了個鐵桶一般。

眼瞅著插翅難飛，宋希濂從腰里掏出勃朗寧，槍口直挺挺地頂上了自己的太陽穴。

這一出可不是演戲，他是真打算自我了斷。

要不是身邊的警衛(wèi)排長眼明手快，一把死死攥住他的手腕，歷史上也就沒了后來那個為和平統(tǒng)一奔走的宋希濂了。

那一年，宋希濂四十二歲，正當(dāng)年。

身為黃埔一期的高材生，蔣介石手底下的“鷹犬將軍”，他咋就非得尋死覓活不可呢？

說白了，是他心里那筆賬，算岔劈了。

剛被抓那會兒，宋希濂情緒躁得很。

有個解放軍干部想給他拍張照，他覺得這是把他當(dāng)猴耍，是一種巨大的羞辱，當(dāng)場就跟人家吵翻了天。

那時候，他脖子一梗，就等著挨槍子兒了。

直到第五兵團司令員楊勇來看他。

楊勇說話那是相當(dāng)實在：“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不怎么信我們的俘虜政策…

我可以透個底，在長沙的時候，我們就把你這攤子事研究過了，覺得爭取你起義并不是沒戲?！?/p>

這番話就像一根針，狠狠扎進了宋希濂的心窩子。

楊勇說得在理。

宋希濂不是沒機會活，他是自己把路給堵死了。

把時間倒回去四個月，1949年8月。

那時候宋希濂剛調(diào)任川湘鄂邊區(qū)綏靖公署主任，手里雖說是一幫被解放軍攆著跑的敗兵，但他為了充門面，在湘西收羅了一大幫土匪武裝，花名冊上的兵力一度湊到了十幾萬人。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一個天大的好機會送上門了。

他的老鐵、同為國民黨將領(lǐng)的陳明仁從長沙拍來電報，喊他一塊兒起義。

這簡直就是給他留的一道“生門”。

要是宋希濂當(dāng)時點個頭，憑他手里那十幾萬人馬和在國軍里的威望，西南的仗搞不好能提前打完，他自己也能像陳明仁一樣，成為座上賓。

可他偏偏給拒了。

為啥？

這里頭有兩個大坑他沒跳過去。

頭一個坑，是對“沒地兒站腳”的恐懼。

他在給陳明仁的回電里說得明明白白：“我要是投了共軍，恐怕根本沒有容身之地。”

他覺得自己跟共產(chǎn)黨結(jié)的梁子太深，不信能有什么好下場。

第二個坑，是被一條假情報給忽悠瘸了。

當(dāng)時局勢亂成一鍋粥，誰也分不清真假。

桂系的白崇禧為了穩(wěn)住宋希濂給他賣命，專門編了個瞎話：“程潛、陳明仁起義之后，部隊都被繳了械，陳明仁已經(jīng)被扣起來了。”

宋希濂居然信了。

他對底下的弟兄們說：“那條路走不通…

眼下最要緊的，是別讓人給包了餃子…

只要能保住本錢，等著國際局勢一變，咱們前途還是大大的有。”

所謂的“國際局勢一變”，無非就是做夢盼著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打起來。

這筆賬，宋希濂算得看似挺精明，其實全是在賭命。

他賭蔣介石能挺住，賭美國人會插手，賭共產(chǎn)黨容不下他。

結(jié)果呢，輸了個底掉。

接下來的幾個月，宋希濂的日子過得那叫一個狼狽。

他和胡宗南湊一塊兒商量，想把主力拉到滇緬邊境去。

這是一條活路，退能守，進能攻，實在不行還能跑國外去流亡。

可蔣介石不干。

老蔣的命令死得很：不準退，就在西南死磕。

宋希濂雖說頂著蔣介石心腹的名號，可到了命懸一線的時候，他也開始把命令當(dāng)耳旁風(fēng)了。

他在川湘鄂邊區(qū)搞了個撤退方案，又是縮短防線，又是準備鉆山溝打游擊，可以說是絞盡腦汁。

奈何解放軍推進的速度簡直快得嚇人。

10月，在大庸縣城，他的一個軍部加上兩個師部被人家連鍋端，連軍長師長都被活捉了去。

到了11月，身邊只剩下一萬多勤雜人員的時候，宋希濂終于繃不住了。

他對部下交了實底：“事兒明擺著了，西南肯定保不住…

蔣介石也沒轍，咱們也不可能去臺灣，以后他管不著我了，何必再去受那個窩囊氣！”

這時候的宋希濂，對蔣介石的那份愚忠算是徹底塌了，對三民主義的信仰也動搖得厲害。

他鼓動剩下的殘兵去翻雪山，說到“遙遠的地方”找根據(jù)地。

這哪是找根據(jù)地啊，分明就是絕望的大逃亡。

一直折騰到大渡河邊那一幕發(fā)生。

當(dāng)了俘虜后，宋希濂干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跟著他一塊兒跑的許開元后來回憶說，宋希濂把隨身帶著的四千兩黃金一股腦全交了出來。

他對解放軍的負責(zé)人說：“這是老百姓的血汗錢，應(yīng)該交給貴軍。”

這四千兩黃金，原本是他最后的保命符，也是他作為軍閥最后的家底。

把金子交出去，意味著他徹底放棄了抵抗，可心里的那個疙瘩，還沒解開。

他還是不信共產(chǎn)黨的政策，依然覺得自己這條命是保不住了。

真正幫他解開這個死結(jié)的，是一個人。

陳賡。

1950年，宋希濂被轉(zhuǎn)押到重慶白公館。

陳賡特意擠出時間去探監(jiān)。

這場見面，尷尬得要命，也震撼得要命。

兩人以前是黃埔軍校的同學(xué)，甚至可以說是一個頭磕在地上的師兄弟。

當(dāng)年正是陳賡做介紹人，拉宋希濂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可后來，中山艦事件一出，宋希濂退了黨，跟了蔣介石，從此兩人分道揚鑣，在戰(zhàn)場上兵戎相見打了二十年。

如今再見面，一個是戰(zhàn)功赫赫的解放軍大將，一個是灰頭土臉的階下囚。

兩人大眼瞪小眼，沉默了半天。

還是陳賡先開了腔：“你好啊！

看你身子骨挺硬朗，我很高興！”

宋希濂沒接茬。

他不知道該咋回，羞愧、悔恨、恐懼，五味雜陳，心里亂成了一團麻。

陳賡緊接著又問了一句：“咱們最后一次見面是啥時候？”

這句話，一下子就把宋希濂的心理防線給捅穿了。

他激動得聲音都變了調(diào)：“1936年西安事變以后，在西安，你到警備司令部來看我…

那一刻，政治上的死對頭身份暫時放到了一邊，剩下的只有從黃埔時期延續(xù)下來的那份情義。

這次見面以后，宋希濂變了。

他終于信了，共產(chǎn)黨對他這個“戰(zhàn)犯”不是要殺之而后快，而是真心實意想改造他。

1954年，他進了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

1959年，因為改造表現(xiàn)好，他成了第一批拿到特赦令的人。

從1949年在大渡河邊想給自己腦門來一槍，到1959年重獲自由，這十年，宋希濂完成了一次脫胎換骨的轉(zhuǎn)變。

晚年的宋希濂，在美國定居。

雖然隔著太平洋，但他對兩岸關(guān)系的看法，比很多人都要通透敞亮。

他說過一段特別深刻的話：

“這個悲劇…

是人為造成的！

凡是人干出來的事，都是能改變的。

咱們已經(jīng)經(jīng)受了太多的不幸和坎坷，不能再把這慘痛的經(jīng)驗往下傳了…

不管是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還是站在老百姓盼團圓的人道主義立場，咱們都應(yīng)該呼吁并且贊同祖國和平統(tǒng)一?！?/p>

回過頭來看，宋希濂這輩子做了無數(shù)個決定。

1926年，他退黨跟了蔣介石，路走歪了。

1949年，他拒絕陳明仁拉他起義，又選錯了道。

1949年底，他想在大渡河邊自盡，差點把路走絕。

好在老天爺賞臉，歷史給了他最后一次修正錯誤的機會。

在人生的最后階段，他終于跳出了“黨派之爭”和“個人恩怨”的小算盤，算了一筆關(guān)于“國家民族”的大賬。

這筆賬，他總算是算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