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是一部以五代十國時期為背景，從吳越國視角切入的歷史劇。

程昭悅的謀反計劃失敗了，他千算萬算沒有算到，胡進思并不想反。

程昭悅狼子野心，不是什么良善之輩，錢弘佐其實早就看出來。

只是朝廷一邊在東南打仗，一邊要給中原納貢，一邊還要賑災(zāi)減負，到處都是虧空，而搞錢是程昭悅的本事。

程昭悅許諾為錢弘佐解決五十萬斛糧食的燃眉之急，錢弘佐本想等他辦完了差事，再對他“卸磨殺驢”。

只是他沒有想到，程昭悅壓根沒有想完成任務(wù)，他只是用這五十萬斛糧食空頭支票，為自己的謀劃爭取時間。

在這亂世里，程昭悅不甘心永遠只是一介商賈，位列士農(nóng)工商最下等，他也想上桌。

他對外勾結(jié)南唐，和秦淮社李元清合作，對內(nèi)買通了軍隊中的要職，想要殺入宮中政變，取代錢氏執(zhí)掌吳越國。

而他最大的底氣，來自于胡進思站在他這一邊。

自從錢弘佐繼位，就一直打壓胡進思，先是打掉了他托孤重臣的位置，之后又阻止他入閣。

胡進思對錢弘佐，對錢氏族人確實頗為不滿，這也是程昭悅的信心。

然而程昭悅誤判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胡進思想要的東西，是他給不了的，能給他的只有錢氏。

所以，不到窮途末路他不會謀反，他給程昭悅曖昧的信號，只不過是想嚇一嚇錢弘佐，勸其改變心意。

他成功了，錢弘佐被水丘昭券罵醒，意識到自己的幼稚。

錢氏雖然是吳越國國主，但這吳越國從來不是錢氏一家的，本質(zhì)上是武勛集團共治。

醒悟過來的錢弘佐，當即封了胡進思為大司馬，手握兵馬大權(quán)，吳越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然而胡進思要的是“大司馬”嗎？其實也不是，他今年已經(jīng)九十歲了，再長壽又還有幾年？

大司馬也好，軍馬大權(quán)也罷，都只是他達成目的的工具。

胡進思出身卑微，年輕時候當過屠夫，是在吳越國建立過程中，靠著軍功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他和其它吳越國的豪強世家不同，和錢氏沒有過通婚，在地方上也沒有世代的累積。

通俗點說，雖然他已經(jīng)垂垂老矣，但在吳越之地，胡家還只是新貴。

他從始至終在乎的都是胡家能不能晉升世家大族，而不是他一死就煙消云散。

想要達成這個目的，首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吳越國必須穩(wěn)定，不能有動亂。

他已經(jīng)九十歲了，不可能再上馬建功立業(yè)，兒子雖不算無能，但也指望不上。

一旦吳越國動亂，和中原一樣政權(quán)更迭，胡家這樣的新貴，最容易一夜回到解放前。

吳越錢氏當國主，對內(nèi)保境安民，對外沒有逐鹿中原的野心，對胡進思來說最好不過。

程昭悅這樣自以為是的賭徒，他是一點瞧不上，更不會稱臣，還不如他自己當國主，可當了國主又能怎么樣？

他這把年紀還能當幾年，他死后兒孫又能守得住，不是給別人做嫁衣？

所以，客觀從利益角度說，他對吳越國，對錢氏一族是“真愛”。任何威脅到吳越錢氏王權(quán)的人，都是他的敵人。

公心和私心從來都是難分清楚的，更多的時候兩者是一致的。

其次，有了穩(wěn)定之后，他還需要權(quán)力。只有大權(quán)在握，他才能給世家輸送利益，才能和地方豪族勾兌。

才能和吳越國十六州之地的“貴族”結(jié)成利益共同體，才能保子孫富貴延綿。

流水的天子，鐵打的世家，到那個時候不管誰來，南唐也好北宋也罷，胡家都能穿越周期，無非是起起伏伏。

胡進思一轉(zhuǎn)向，程昭悅便大勢已去，到底只是個生意人，懂交易的藝術(shù)，卻沒有長遠的計較，所以無論是胡進思還是李元清，最后都棄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