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光耀（讀史專欄作者）

引子

1757年，在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多次戰(zhàn)爭后，乾隆皇帝再次派出兩支遠征軍征討準噶爾。這一次，在天花的幫助下，準噶爾戰(zhàn)士相繼死亡，軍隊自行瓦解，準噶爾汗國徹底覆亡。

準噶爾汗國滅亡的疆域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天山北路準噶爾盆地，一是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清政府把天山北部稱為“準部”，天山南部稱為“回部”。

征服了天山北路的準部，并不等于控制了準噶爾汗國全國領土。天山南路的回部是十七世紀被噶爾丹可汗吞并的，現(xiàn)在侵略者失敗，回部不愿再接受外人的統(tǒng)治。

回部范圍即塔里木盆地的范圍，這里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古西域故地，公元前二世紀張騫，公元一世紀的班超，都曾在這里威震列國。七世紀時，唐王朝的軍隊再度進入，把它歸并大唐版圖，但八世紀時卻被吐蕃王國奪去。直到十八世紀，整整一千年之久，跟中國本土隔絕。一千年里面，這個區(qū)域發(fā)生過無數(shù)我們不知道的事件和無數(shù)傳說不一的興亡存廢的變化。

所以，當大清遠征軍征服準噶爾汗國，越過天山南下時，所面對的已不是當年古色古香的西域，而是奇異而陌生的回部風光。

明朝嘉靖年間，在回部興起一位伊斯蘭教教主，稱為和卓木，地位跟喇嘛教的達賴，天主教的教皇相似，只不過和卓木是可以結(jié)婚的，所以教主的寶座是父子相傳。

現(xiàn)在，準噶爾汗國已經(jīng)覆滅，大清遠征軍派遣使節(jié)到回部的都府葉爾羌（今新疆莎車），要求他們接受大清的統(tǒng)治。

大和卓木同意，但小和卓木反對。于是，他們宣布建立巴圖爾汗國，公開跟大清對抗。大清遠征軍主帥定邊將軍兆惠遂決定進攻葉爾羌……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十月十三日，葉爾羌河南岸，清軍大營。

定邊將軍兆惠在做完戰(zhàn)前動員之后，起身上馬，帶領著部下官兵開赴葉爾羌城外。

數(shù)日之前，兆惠所帶領的四千名官兵就已經(jīng)與當?shù)氐暮妥颗衍娊贿^戰(zhàn)，結(jié)果三戰(zhàn)皆捷，被打出心理陰影的叛軍只得龜縮城中，不敢出戰(zhàn)。

旗開得勝的兆惠對此次攻城頗有信心，在他看來，一旦攻克叛軍重鎮(zhèn)葉爾羌，便離平定叛亂不遠了。

然而，“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

就在兆惠率領部隊渡河的時候，橋塌了。

突如其來的事故讓清軍一陣騷亂。此時，渡到河對岸的只有四百余人，這其中就包括主帥兆惠。

在葉爾羌城垣上密切注視清軍動向的叛軍大喜過望——此時再不動手，更待何時！

很快，城門大開，從里面沖出了五千余名如狼似虎的叛軍，向著這四百多官軍包抄過來。

眼見大勢不妙，兆惠迅速下令且戰(zhàn)且走，撤回南岸。

然而，由于河里淤泥太多，人馬行動都極為不便，清軍在撤退過程中被叛軍截成數(shù)段圍攻。

在這萬分危急的情況下，清軍爆發(fā)出了異常兇悍的戰(zhàn)斗力，“自旦至暮，殺賊千記”，在付出百余人陣亡的代價后，終于退回大營。

眼看著清軍主帥在手心里溜了，叛軍自然是十二分的不甘，于是一連五日猛攻清軍營寨，但皆以失敗告終。

叛軍見“力戰(zhàn)”無功，便想法“智取”——他們掘開河流上游的堤壩，準備水淹清軍大營。

然而，清軍卻在營地內(nèi)挖開了一道道水溝，將水排了出去。

有些黔驢技窮的叛軍只好采用圍困戰(zhàn)術(shù)，以優(yōu)勢兵力將清軍大營死死圍住，企圖困死清軍。

但讓叛軍意想不到的是，他們見證了一次“生命的奇跡”。

被圍清軍在營地內(nèi)四處掘地尋找水源的時候，不僅“掘井得水”，竟然還有“意外收獲”——挖出了儲糧的地窖160余座！

最令叛軍哭笑不得的是，由于清軍營地依林而建，他們槍炮射出的大量彈丸都嵌在了樹上，結(jié)果清軍 “反得鉛丸數(shù)萬以擊賊”。

清軍“三月不困”的殘酷現(xiàn)實，讓叛軍一舉消滅清軍主帥的“希望”逐漸變成了“絕望”。

然而，更讓他們絕望的還在后頭——清朝的援兵到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正月初六日，定邊右副將軍富德等人率軍三千余進至呼爾滿（今巴楚縣），與大小和卓親率的五千叛軍展開了激戰(zhàn)，叛軍傷亡慘重，落荒而逃。

此時此刻，戰(zhàn)場上的火光和槍炮聲驚動了數(shù)十里外被圍的清軍。

兆惠迅速意識到援兵已至，隨即傳令所有官兵整裝突圍。

當逃歸的叛軍來到自家營寨門口，準備長出一口氣的時候，卻驚奇地發(fā)現(xiàn)，竟然又有一支清軍“撲面而來”！

沒錯，這就是潰圍而出的兆惠軍！

腹背受敵的叛軍迅速崩潰，自相格殺踐踏者不可勝計，幸存的殘兵敗將則逃進葉爾羌城中閉門不出。同時，兆惠與富德等人勝利會師，還兵阿克蘇。史稱“呼爾滿大捷”。

得勝的清軍經(jīng)過四個多月的休整，對叛軍發(fā)動了總攻。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富德與兆惠兵分兩路，一路進軍葉爾羌；另一路則直搗叛軍老巢喀什噶爾（今喀什）。

兩路清軍一路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大和卓波羅尼都與小和卓霍集占自知不敵，縱火焚燒葉、喀二城后，帶著家眷、部屬一路向西逃亡。

七月初，清軍追擊兩和卓至阿爾楚山，斃殺叛軍千余，又招降被裹挾的維族百姓一萬二千余人。

大小和卓至此已是山窮水盡，只得帶著三四百人的殘部逃入鄰近的巴達克山王國（今阿富汗境內(nèi)）尋求庇護。

巴達克山是個伊斯蘭教國家，出于“宗教感情”，它拒絕向清廷引渡大小和卓。

但正如人們常說的——“不作死就不會死”。

大概是在老家作威作福習慣了，這兩位和卓老爺竟然因為巴達克山國王“不恭”而與其開戰(zhàn)。

結(jié)果可想而知，兩和卓兵敗被俘，旋遭處死，他們的頭顱則被巴達克山當作“禮物”送給乾隆皇帝。

至此，持續(xù)兩年多的“大小和卓之亂”徹底平定，清朝重新統(tǒng)一了天山南北�！�現(xiàn)在，自康熙時期起，就與大清爭斗不休的準噶爾汗國全部領土，面積約190萬平方公里，由清政府改稱為新疆，即新開辟的疆土——事實上是新收復的疆土之意，并入大清版圖。

然而，在對叛黨余孽肅清的過程中，清廷卻因為失誤漏掉了一個人，為數(shù)十年后新疆的動蕩埋下了禍根。

漏網(wǎng)之魚

這條漏網(wǎng)之魚名叫薩木薩克，他是大和卓波羅尼都的兒子，當初大小和卓兵敗西逃之際，他只有三四歲，由乳母帶入浩罕汗國（該國又被稱為“安集延”“霍罕”“敖罕”等）撫養(yǎng)成人。

作為一名流浪異域的落魄公子，薩木薩克生活得相當艱辛，甚至到了“糊口無資，狀同乞丐”的地步。

悲慘的生活使他對清廷的憎恨愈加強烈，而“復國”的“夢想”更是不可遏止地膨脹著。

然而，單槍匹馬、無依無靠的薩木薩克要憑借什么實現(xiàn)“夢想”呢？

憑借他的“家世”。

事情還要從200多年前說起。

明朝嘉靖年間，伊斯蘭教納克什班迪教團的第五代教主瑪哈圖木·阿雜木從中亞來到南疆，此人自稱“圣裔”，不僅善于講經(jīng)布道，還能展示各種“奇跡”，故而很快就吸引了大批信眾。

在他死后，其長子瑪木特額敏繼承了教主之位，進一步將傳教事業(yè)繼續(xù)發(fā)揚光大。

而幼子依斯哈克則自立門戶深入民間傳教。

在此過程中，瑪哈圖木的兩系后裔對教團領導權(quán)的爭奪不斷白熱化，最終使他們的信眾分裂成了兩個敵對的教派——即奉瑪木特額敏為教祖的“白山派”和奉依斯哈克為教祖的“黑山派”。

其中，由于“白山派”的活動中心在喀什噶爾，所以瑪木特額敏的后裔形成了喀什噶爾和卓家族——乾隆年間發(fā)動叛亂的大小和卓，以及流浪浩罕的薩木薩克，正是這個家族的成員。

更重要的是，此時的薩木薩克，是喀什噶爾和卓家族唯一的嫡系后裔——換句話說，雖然他已經(jīng)“狀同乞丐”，但卻是所有白山派信徒的領袖。

倚仗著這個身份，從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起，薩木薩克開始與南疆的白山派信徒進行聯(lián)絡，邁出了他復仇計劃的第一步。

直到這個時候，清廷方才意識到境外還有和卓后裔在謀劃叛亂，于是立即諭令新疆的大小官員嚴厲打擊與和卓后裔有往來的活動。

在這種高壓態(tài)勢下，薩木薩克的行動并沒有取得什么進展——直到嘉慶四年（1799年）。

這一年的正月初三日，統(tǒng)治中國長達63年的乾隆帝在北京駕崩。當了三年“兒皇帝”的嘉慶帝終于結(jié)束“見習期”，開始親掌大政。

不知什么原因，這位新上臺執(zhí)政的皇帝，對于其父乾隆帝嚴防和卓后裔的政策竟頗不以為然。他先是表示“薩木薩克，久在邊外逃竄之犯，本可置之不問”；再到后來，就干脆聲稱“亦無薩木薩克其人”。

不僅如此，嘉慶帝甚至還刻意打擊那些執(zhí)行嚴防和卓后裔政策的官員，久而久之，和卓后裔與其死黨內(nèi)外勾結(jié)陰謀叛亂的事情，就再無人過問了。

清廷這種自撤藩籬的行為，對于薩木薩克及其子嗣來說，卻無疑是天賜良機。二十年間，他們與其黨羽逐漸完成了發(fā)動叛亂的一切準備。

薩木薩克于嘉慶初年身死，他的三個兒子：玉素普、張格爾和巴布頂則繼承了乃父的“遺志”，自嘉慶末年起，不斷襲擾清朝邊關(guān)。

不久，新即位的道光帝就意識到和卓的后裔并未銷聲匿跡，而是仍在謀劃叛亂，遂重啟了乾隆年間的“嚴打”政策，但為時已晚。幾年后，薩木薩克的兒子們就發(fā)動了一場震驚清廷的大規(guī)模叛亂——張格爾之亂。

道光六年（1826年）六月十四日，張格爾率領黨羽五百余人竄入清朝境內(nèi)的大阿圖什回莊作亂，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慶祥聞訊，即遣清軍千余前往圍堵。次日夜，雷雨交加，張格爾趁機突圍而出，直撲喀什噶爾。

這時，長期受到張格爾等人煽惑的白山派信眾“不止數(shù)萬，蜂起造逆”，清軍無法抵擋，形勢急轉(zhuǎn)直下。

不久，英吉沙爾（今英吉沙市）、葉爾羌、和闐（今和田）等重鎮(zhèn)相繼陷落。

八月二十五日，喀什噶爾也被叛軍攻陷，參贊大臣慶祥、阿奇木伯克（阿奇木伯克，為清廷任命主管當?shù)啬滤沽质聞盏淖罡唛L官，通常由維吾爾族上層人士擔任）玉努斯等率皆殉難。

雖然在短時間內(nèi)，張格爾糾集起了十余萬的叛匪，但這些人多為臨時煽動起來的“亂民”，談不上有什么戰(zhàn)斗力——也正是這個原因，導致他們一直沒能攻陷南疆的戰(zhàn)略要地阿克蘇。

阿克蘇為“回疆適中之地”，它的堅守，不僅將叛亂隔絕在南疆西四城，更為清廷調(diào)兵遣將贏得了時間。

道光七年（1827年）二月，兩萬余名援兵抵達了前線。伊犁將軍長齡親統(tǒng)大軍發(fā)動反攻，由烏合之眾拼湊而成的叛匪迅速潰敗。

張格爾見勢不妙，帶著手下死黨將占領區(qū)洗劫一空后逃回浩罕。同年四月，清軍將淪陷地區(qū)全部收復，并開始追捕張格爾。

不久，阿克蘇阿奇木伯克伊薩克收買了張格爾的岳父塔依拉克，從他那里獲取了大量情報。是年除夕，張格爾再次帶領黨羽潛入新疆謀亂，早就得到消息的清軍立即出兵抓捕，終于在喀爾鐵蓋山將其擒獲。四個月后，張格爾被解至北京。

除掉張格爾的道光帝終于松了一口氣，但他沒想到的是，危機才剛剛開始。

多事之秋

新疆真正的危機來自浩罕。

浩罕是乾隆初年由烏茲別克人建立的一個伊斯蘭教國家。清朝平定南疆叛亂之后，浩罕伯克（“伯克”即“頭領”之意，亦可稱之為國王）額爾德尼遣使入貢，與清朝建立了宗藩關(guān)系。

起初，浩罕對清朝十分恭順，“一切凜遵喀什噶爾、葉爾羌大臣命令”。但隨著其國土的不斷擴張，國力的不斷增強，浩罕伯克漸漸對清朝耍起了陽奉陰違的兩面派，不僅開始自稱為“汗”，甚至對新疆起了覬覦之心。

浩罕國王當然深知和卓家族的強大能量，于是借“援助”和卓后裔“復國”之機入侵新疆，就成了浩罕的一大國策。當初“狀同乞丐”和卓后裔，不僅搖身一變成了浩罕宮廷的座上賓，還吃上了浩罕朝廷發(fā)給的俸祿。

而頻繁出入新疆的浩罕商人，更成了和卓后裔與其南疆死黨聯(lián)絡的重要媒介。張格爾作亂之際，浩罕國王邁買底里甚至親率軍隊進攻喀什噶爾，但后來由于傷亡慘重而被迫撤退。

張格爾之亂讓清廷了解到和卓后裔與浩罕之間的互為狼狽。叛亂平定后不久，辦理善后事宜的欽差大臣那彥成就下令斷絕與浩罕的一切商業(yè)往來，同時將浩罕商人驅(qū)逐出境，并沒收其全部財產(chǎn)。

那彥成的報復行動使浩罕當局大為惱火。道光十年（1830年）八月，張格爾之兄玉素普在浩罕的唆使下，以“復仇”為名帶領一萬余人進入南疆作亂，史稱“玉素普之亂”。

雖然玉素普這次來勢洶洶，但他帶來的卻是一群七拼八湊的烏合之眾，再加上實際統(tǒng)兵的浩罕官員與玉素普不睦，所以僅過了兩個多月，這場叛亂即宣告平息，玉素普等人也倉皇逃回浩罕。

此次亂事讓浩罕的狼子野心更加暴露無遺。伊犁將軍玉麟上奏道光帝，建議選派精兵，將浩罕“搗穴殲梁”；總統(tǒng)大軍平叛的揚威將軍長齡亦提出在新疆增兵的方案。

然而，此時的清朝早已褪去了“康乾盛世”的光環(huán)，國力的衰退使道光帝不得不放棄這種主動出擊或是積極防御的策略，最終選擇了一個“下策”——與浩罕妥協(xié)。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五月，清廷“恩準”了浩罕的四項“請求”，即：重開貿(mào)易，免除浩罕商稅；歸還浩罕商人被沒收的財產(chǎn)；準許浩罕在南疆自設稅吏（清廷既不向浩罕商人征稅，浩罕遂自行征稅）；赦免張格爾余黨。

清廷無底線的綏靖政策，讓浩罕人見識到了清朝對邊疆控制的軟弱無力，此后數(shù)年，浩罕對新疆進行騷擾侵襲愈發(fā)肆無忌憚。

就在浩罕汲汲于東侵新疆的時候，卻沒想到“西鄰”布哈拉汗國已對自己磨刀霍霍。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春，布哈拉興師吞并浩罕，殺其國王邁買底里。雖然幾個月后，邁買底里的堂叔希爾阿里登上王位并成功復國，但重建的浩罕已沒有了原來的實力。

為了拓展生存空間，浩罕再次把侵略的目光投向了新疆，他們故技重施，不斷慫恿和卓后裔——也就是薩木薩克的孫輩們進入新疆發(fā)動了一系列叛亂，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七和卓之亂”（雖名為“七和卓之亂”，但領頭者是否為七名和卓后裔尚有爭議）；咸豐二年（1852年）的“鐵完庫里和卓之亂”；以及咸豐七年（1857年）的“倭里罕之亂”。

雖然這一系列叛亂都被成功平定，但卻使清朝在新疆的統(tǒng)治日益脆弱。而西方列強的入侵與太平天國運動的蔓延，更讓清廷無暇顧及遙遠的西陲。

在清朝無能為力與浩罕侵擾不止的情況下，終于釀成了新疆近代以來最大的一場危機——阿古柏之亂。

引狼入室

同治元年（1862年）春，太平軍攻入陜西，反清風暴遂如星火燎原一般席卷陜、甘，并迅速蔓延至新疆。

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庫車發(fā)生反清暴動，辦事大臣薩凌阿及維族郡王愛瑪特等大小官員皆遇害。倡亂者推當?shù)睾缽姛嵛鞫椤昂埂保嵛鞫≡跐h文史料里也被稱為“黃和卓”），揭開了新疆大亂的序幕。

同年六月起，喀什噶爾的思的克、金相印；和闐的“帕夏”哈比布拉；伊犁的“蘇丹”邁孜木雜特；烏魯木齊的“清真王”妥明（一名妥得璘）等相繼舉兵反叛。伊犁將軍明緒、烏魯木齊都統(tǒng)平瑞無力鎮(zhèn)壓，皆自殺。新疆自此陷入群雄割據(jù)的混亂之中。

這其中，喀什噶爾的叛軍首領思的克、金相印為了籠絡當?shù)氐陌咨脚尚磐�，擴大勢力，乃遣使請求浩罕護送一名和卓后裔前來助陣。

不過，此時浩罕的日子卻并不好過，確切地說是危在旦夕——俄國軍隊已經(jīng)兵臨其國都塔什干城下。

即便在此生死存亡之際，浩罕人依然對新疆“念念不忘”，準備趁火打劫一把。浩罕攝政王阿里木·庫里隨即召見了張格爾之子布魯素克，封他為“喀什噶爾汗”，并任命大將穆罕默德·阿古柏為其“衛(wèi)士長”，總領一切大權(quán)。

是年底，布魯素克在阿古柏等六十余人的護送下來到喀什噶爾，受到了思的克等人的歡迎。

但思的克很快就發(fā)現(xiàn)，那位“不速之客”的阿古柏，其實是一頭入室的惡狼。

阿古柏借著布魯素克“和卓后裔”的金字招牌，煽惑了大量的白山派信徒加入麾下，沒過多久，勢力竟反超思的克。

思的克當然不能容忍“外來戶”阿古柏的反客為主，遂與其開戰(zhàn)，結(jié)果戰(zhàn)敗身亡�？κ哺翣栔链顺蔀榱税⒐虐厍终夹陆母鶕�(jù)地。

自同治四年（1865年）起，阿古柏相繼了攻陷英吉沙爾、巴爾楚克（今巴楚）、葉爾羌、和闐等重鎮(zhèn)，其間又收留了七千多名被俄軍擊潰的浩罕兵將，實力大增。

同治六年（1867年），阿古柏擊滅熱西丁，將阿克蘇、烏什、庫車、喀喇沙爾（今焉耆）等城市亦收入囊中，幾乎將南疆地區(qū)全部鯨吞。

未幾，阿古柏宣布在其統(tǒng)治區(qū)成立“哲德沙爾汗國”（即“七城汗國”），以布魯素克為名義上的可汗，他自己則“挾天子以令諸侯”，總統(tǒng)一切軍政大權(quán)。

然而，布魯素克不堪淪為傀儡，他企圖利用自己“和卓”的身份“感召”當?shù)氐纳蠈尤耸�，幫他除掉阿古柏，但這些人早已被阿古柏收買，結(jié)果布魯素克反遭驅(qū)逐，不久客死浩罕。

在這之后，阿古柏索性將布魯素克的兄弟子侄通通殺光，自立為“洪福汗”（又作“幸運汗”、“至幸汗”）。

同治九年（1870年），阿古柏又北上攻克烏魯木齊，“清真王”妥明投降（后來妥明被阿古柏逐走，流亡而死）。至此，整個新疆除哈密、巴里坤等少數(shù)地區(qū)外，盡皆淪為異域。

阿古柏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俄國人的警惕。

自彼得大帝時代起，俄國就為尋找暖洋不凍港制定了征服中亞乃至于印度洋沿岸的宏大計劃；如今，老對手阿古柏（阿古柏在浩罕軍中任職時，長期與俄軍作戰(zhàn)）竟在新疆搞出來個“哲德沙爾汗國”，實在是俄國經(jīng)略中亞的一大阻礙。

為了阻止阿古柏的繼續(xù)擴張，俄國搶先于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占領伊犁，消滅了那里的“蘇丹”政權(quán)，并設置官吏進行統(tǒng)治。對于這種強占他國領土的行為，俄國人倒是給了清廷一個“十分合理”的解釋——“代收”。

而這個時候，俄國的主要對手英國，也對阿古柏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眾所周知，英、俄兩國為爭奪亞洲而展開的“大博弈”幾乎貫穿了整個19世紀。在西亞和南歐地區(qū)，英國人扶植波斯與奧斯曼土耳其對抗俄國；如今在中亞當然也要“故技重施”——扶植阿古柏的“哲德沙爾汗國”阻止俄國南下。

而夾在英、俄之間的阿古柏，也明顯意識到了自己的“戰(zhàn)略價值”。他一面利用兩大帝國之間的矛盾維持著自己的“獨立”，一面又兩面討好，爭取他們的承認。

同治十一年（1872年），俄國宣布承認阿古柏是“哲德沙爾汗國”的元首，并與之簽訂通商條約；

次年，英國的“盟友”奧斯曼帝國蘇丹兼哈里發(fā)阿卜杜勒·阿齊茲，遣使“冊封”阿古柏為“埃米爾”（即“國王”），同時送來了軍事援助；同年十二月，英國也正式承認阿古柏政權(quán)，并與之建交通商。

處于三方覬覦下的新疆，此時已是萬分危急。

力挽狂瀾

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陜甘總督左宗棠克復回民義軍大本營肅州（今酒泉），持續(xù)了十余年的陜、甘回民暴動至此宣告平息。解決新疆問題終于提上了清廷的日程，但在這個時候，卻又節(jié)外生枝。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日本借口“牡丹社事件”入侵臺灣，當時清朝海防力量薄弱，不得不向日本賠款五十萬兩白銀了事。

鑒于此，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上奏清廷，建議對阿古柏采取“羈縻”政策，停止西征，集中財力發(fā)展海軍；

而湖南巡撫王文韶則認為“海疆之患不能無因而至，必視西陲軍務之成敗以為動靜”。

著名的“海防”“塞防”之爭由此而起。

以當時新疆的情況而言，阿古柏“鳩占鵲巢”已有多年，而英、俄兩國又覬覦不已；再加上新疆道路險遠，自然條件惡劣，清朝出師征討亦非易事。

一時間，主張放棄新疆的“海防派”在輿論上占據(jù)了上風。

不過，督師西北的左宗棠對這種“主流”朝議頗不以為然，他上疏稱：“若此時即擬停兵節(jié)餉，乃自撤藩籬……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則大有所妨”。

這項建議得到了大學士文祥的極力贊成，也打動了垂簾聽政的兩宮皇太后。光緒元年（1875年）四月，清廷下詔以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籌劃西征。

左宗棠對此次西征志在必得，他為麾下的六萬名清軍裝備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其中不乏“M1871（即第一代毛瑟步槍）”、“雷明頓一號”、“加特林”這樣的“世界名槍”，以及威名遠揚的克虜伯大炮。英國人包羅杰就認為，左宗棠麾下的清軍已經(jīng)“近似于一支歐洲強國的軍隊”。

除武器裝備之外，供應大軍的糧草更為重要。為此，左宗棠規(guī)劃了兩條運糧路線，一條自蘭州起運，經(jīng)河西走廊運至肅州、哈密；另一條則自包頭起運，經(jīng)內(nèi)蒙古草原運至巴里坤。

經(jīng)這兩條路線，左宗棠為大軍籌措到了四千萬斤糧食。

令左宗棠頗感意外的是，俄國人竟然也非常支持清朝的“西征”。前往蘭州“考察”的俄國官員索斯諾夫斯基就提出，將五百萬斤糧食賣給左宗棠，且“價格極其公道”——當然，“無利不起早”的俄國人是不會突然大發(fā)善心的，他們希望的是利用清軍打擊他們的“眼中釘”阿古柏，自己則趁機從中漁利。

相比于準備充分的左宗棠大軍而言，阿古柏的形勢卻不怎么樂觀。

當時阿古柏號稱手下有“百萬大軍”，但實際上不過四五萬人而已。即便這四五萬人，士氣也十分低落，其中“許多新兵都是非志愿征調(diào)來的”，導致經(jīng)常出現(xiàn)逃兵。

在軍火裝備方面，阿古柏軍中的武器大多為英國瀕臨淘汰的“過氣產(chǎn)品”，與清軍的“毛瑟槍”、“克虜伯”相比，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最為重要的是，武人出身的阿古柏統(tǒng)治手段極其殘暴，其手下官僚橫征暴斂，致使民不聊生；又以嚴刑苛法、大肆屠殺鎮(zhèn)壓民眾反抗，把昔日繁華的南疆八城“治理”得荒廢蕭條，百姓流離。正如俄國軍官庫羅珀特金指出的，阿古柏“沒有得到人民的支持”。

光緒二年（1876年）四月，萬事俱備的左宗棠命手下第一大將劉錦棠為前敵總指揮，統(tǒng)帥萬余精銳自肅州啟程西行，開始了這場晚清時代最光輝的遠征。

劉錦棠出關(guān)后面對的第一個對手乃是他的“老相識”白彥虎。白彥虎本為回民暴動首領，同治十二年被左宗棠大軍擊敗后，竟帶領殘部流竄至新疆投靠阿古柏，公然投敵叛國。此時，他正與妥明舊部馬人得等為阿古柏看守北疆。

知悉清軍大舉西征后，阿古柏即命白彥虎與馬人得將大量兵力集中于古牧地（今米泉）阻擋清軍。

劉錦棠偵知敵情后，先與烏魯木齊都統(tǒng)、幫辦軍務金順合兵于阜康，之后以優(yōu)勢兵力奇襲黃田，迅速包圍古牧地。

六月二十六日，清軍開始炮擊城墻，這時，得到消息的烏魯木齊守將馬人得派騎兵數(shù)千來援，又被清軍擊潰。

二十八日，古牧地城墻被大炮轟塌，清軍順勢發(fā)動總攻，將城內(nèi)的六千偽軍幾乎盡數(shù)殲滅。

攻克古牧地后，劉錦棠從繳獲的文書中獲悉烏魯木齊防守空虛，遂一鼓作氣于次日進兵收復烏魯木齊，旋又克復呼圖壁、昌吉諸處，白彥虎、馬人得狼狽逃往南疆。

九月，清軍收復瑪納斯，至此，除俄國竊據(jù)的伊犁外，北疆宣告光復。

是年冬，大雪封山，清軍攻勢暫緩。阿古柏趁機加緊布防，在天山隘口處的達坂、吐魯番及托克遜部署重兵，企圖阻止清軍南下。

光緒三年（1877年）三月，經(jīng)過一冬休整的清軍發(fā)動了新的攻勢。初四日凌晨，劉錦棠率軍突進至達坂城下，將該城團團包圍。

次日，清軍架炮攻城，其中一發(fā)炮彈擊中城內(nèi)火藥庫，引發(fā)劇烈爆炸，偽軍傷亡慘重，陷入一片混亂。清軍趁機發(fā)動全面進攻，消滅偽軍二千余人，生擒阿古柏的“大總管”愛伊德爾呼里，將達坂一舉收復。

就在劉錦棠進攻達坂的同時，廣東提督張曜、四川提督徐占彪也奉左宗棠之命自哈密、木壘兵分兩路奔襲吐魯番，沿途收復七克騰木（今七克臺）、辟展（今鄯善）、哈拉和卓（今勝金）等地。

三月十四日，清軍攻克吐魯番，守將馬人得投降；同日，劉錦棠部主力攻克托克遜，駐守該城的阿古柏次子海古拉焚城逃去。

旬日之間，阿古柏苦心構(gòu)筑的“天山防線”即土崩瓦解，南疆八城門戶洞開。

左宗棠迅猛凌厲的“閃電戰(zhàn)”使阿古柏政權(quán)大受震撼，大小偽官人心惶惶，長期受到壓迫的南疆百姓更是紛紛投效官軍，“或為向?qū)В螂S同攻伐”。陷入絕望的阿古柏“日夜憂泣”，乃于是年四月暴斃于庫爾勒（其死因有自殺、他殺等諸多說法）。

此后，他的幾個兒子又因爭奪“汗位”而爆發(fā)內(nèi)訌，雖然沒過多久伯克胡里就從這出“手足相殘”的戲碼中勝出，但是“哲德沙爾汗國”已是搖搖欲墜。

眼見苦心扶植的“哲德沙爾汗國”行將覆滅，英國人于心不甘，于是出面“調(diào)停”，企圖以伯克胡里向清廷“稱臣納貢”為條件，繼續(xù)維持“哲德沙爾汗國”的存在。但此“建議”遭到了左宗棠的嚴厲駁斥，清廷亦不為所動，乃于七月下詔，命清軍“勠力同心，尅期進剿”。

實際上，當時的英國已經(jīng)卷入了巴爾干半島的“俄土戰(zhàn)爭”，與沙俄、奧匈等國角力，根本無暇東顧；除了給予“哲德沙爾汗國”一些外交上的“支持”外，實在愛莫能助，只能坐視這個“東方盟友”的迅速覆滅。

八月初一日，劉錦棠自托克遜出兵，發(fā)起了最后的攻勢。當時，白彥虎為阻止清軍南下，先將喀喇沙爾、庫爾勒的百姓擄掠一空，而后決都河之水，漫灌百余里。

九月初，清軍涉水收復兩城，隨后一路追擊白彥虎，六日之內(nèi)，疾馳九百里，解救維族難民十萬計。在進軍過程中，左宗棠派手下隨軍設立善后局，“招耕牧，籌籽種，治涂（涂同“途”，即道路）造船，以通商賈”，維族百姓“爭思歸附”。

九月十八日，劉錦棠軍抵阿克蘇城外，受到當?shù)匕傩盏臒崆闅g迎。

二十日，清軍克復烏什，白彥虎率殘部西遁。

隨著清軍的勝利推進，之前曾投降阿古柏的清朝官員亦紛紛“反正”。

十月，前清朝阿奇木伯克尼牙孜自和闐出兵圍攻葉爾羌，響應清軍西進。盤踞于喀什噶爾的伯克胡里得報大怒，親自率兵擊敗尼牙孜，并進取和闐。

就在這時，前綠營守備何步云、章京韶英又率滿漢官兵數(shù)百人在喀什噶爾漢城（“漢城”即滿漢官兵與其家眷生活區(qū)，喀什噶爾漢城即今日之疏勒）起義，伯克胡里被迫回兵，糾集白彥虎僅剩的百余殘兵進攻喀城。

此時，駐軍于阿克蘇的劉錦棠已得到起義官兵的告急文書，于是兵分三路進取喀什噶爾。

十一月十三日中午，清軍抵達喀城郊外，敵兵不意清軍猝至，“皆駭潰，安夷（即浩罕人）禁殺不能止”。

次日凌晨，清軍收復喀什噶爾。伯克胡里與白彥虎見大勢已去，連夜帶領親信死黨逃往沙俄境內(nèi)。

隨著伯克胡里的敗逃，其余偽軍已無心戀戰(zhàn)。十一月十七日，清軍復葉爾羌；二十日復英吉沙爾；二十九日復和闐。至十二月初，南疆地區(qū)完全光復。

大清王朝，也是中國帝王時代，最后一次用兵西域，至此圓滿落幕。新疆脫離中國版圖14年之后，再入版圖。

左宗棠自光緒二年四月出師，至三年十二月大功告成，歷時一年零八個月，蕩平了浩罕人建立的偽政權(quán)，使新疆避免分裂危機，是為“同光中興”第一武功。

尾聲

新疆亂事平定之后，清廷即照會俄國政府，要求他們歸還“代收”的伊犁。

當然，俄國人是不愿意的——已然吞到嘴里的肉豈能再吐出來？

實際上，當初俄國人對清廷宣稱“代收伊犁”，完全是認為清朝無力收復新疆——既然清朝不能收復新疆，俄國自然就能一直“代管”伊犁，直到變成“直管”。

但讓俄國人萬萬沒想到的是，半路竟殺出個左宗棠，把他們的“如意算盤”徹底打亂，事到如今，也只好跟清廷“耍賴”了。

而清朝方面，由于左宗棠立下不世之功，清廷深畏其“功高震主”，故不再希望由他主導接收伊犁，于是派出時任左都御史、奉天將軍的滿洲貴族崇厚，前往圣彼得堡與俄國人談判。

按照教科書里的說法，崇厚也是洋務運動中的一位“代表人物”，但他的業(yè)務水平實在令人不敢恭維。《劍橋中國晚清史》就評價崇厚“是一個顢頇無能的滿洲貴族……對國際外交上的錯綜復雜情況和伊犁的地理狀況一無所知”。

清廷派出這樣一位“全權(quán)大臣”與貪婪狡詐的俄國人談判，結(jié)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光緒四年（1878年）五月，崇厚一行抵達了圣彼得堡，開始與俄國談判。本就昏聵糊涂的崇厚，很快就在俄國官員的阿諛奉承下變得暈頭轉(zhuǎn)向。

次年三月，俄國人向崇厚提出了分界、通商、賠款等條款，內(nèi)容大略如下：

一、伊犁城西部、南部的大片領土及軍事要地皆割予俄國。

二、俄國在新疆與蒙古的貿(mào)易免稅，并增設七處領事館。

三、俄國船只可自由行駛于松花江上。

四、清廷向俄國“補償”軍費五百萬盧布（約合二百八十萬兩白銀）。

面對俄國人的獅子大開口，清廷大為震驚，認為不可接受，總理衙門隨即電令崇厚不得簽字。然而當年的八月，崇厚竟違抗命令，擅自前往黑海畔的里瓦幾亞宮與俄皇簽約，之后匆匆回國。

《里瓦幾亞條約》的簽訂，甚至連歐美諸國都感到“震驚”。美國學者馬士就指出，“這些條件，只會是戰(zhàn)勝國強加于戰(zhàn)敗國的，但絕不能是由兩國普通交涉的結(jié)果所產(chǎn)生的”。

清廷得知崇厚擅自簽約后，舉朝嘩然。朝中“清流派”官員紛紛上疏，要求立誅崇厚。居中執(zhí)政的兩宮皇太后也是勃然大怒，下旨將崇厚“革職拿問”，不久即定為死罪。

這時，督師西北的左宗棠也自肅州移節(jié)哈密，準備武力收復伊犁。俄國見勢不甘示弱，不僅在中亞增兵，還派軍艦在中國東部沿海游弋，以威脅清廷。

迫于朝中“清流”的輿論壓力，清廷這次罕見地對俄展現(xiàn)出了“強硬”姿態(tài)，但實際秉政的兩宮太后及恭親王深知與俄開戰(zhàn)勝算不大，且經(jīng)過長期內(nèi)戰(zhàn)的清朝亟待休養(yǎng)，故實際無意再啟戰(zhàn)端。

不久，清廷就下旨緩赦崇厚，并將左宗棠從哈密召回，向俄國示好。

俄國人此時的處境也不容樂觀，雖然他們在“俄土戰(zhàn)爭”中取勝，卻因龐大的軍費開銷導致了國內(nèi)的經(jīng)濟危機和社會動蕩；另一方面又在巴爾干問題上與英、法、德、奧諸國失和，國際地位空前孤立，故而“無力進行一次遠距離戰(zhàn)爭”。于是不久之后，談判再啟。

光緒六年（1880年）正月初三日，清廷以駐英、法兩國公使、大理少卿曾紀澤（曾國藩之子）為欽差大臣與俄國進行第二次談判。

曾紀澤受命之后，詳細研究了伊犁的地理狀況，以向俄國索回領土為最大目標；同時又在外交上爭取到了英國的支持。

是年七月，曾紀澤抵達了圣彼得堡，開始與俄方談判。談判中，曾紀澤在通商、賠款方面稍事遷就，卻在領土方面與俄國代表爭論激烈。

經(jīng)過五個月的漫長辯論，沙皇政府終于批準了新條約——《圣彼得堡條約》（即《伊犁條約》）。

按照新條約規(guī)定，俄國將伊犁地區(qū)的大部分領土歸還（伊犁西部的少部分領土除外）；俄國在新疆地區(qū)的貿(mào)易改為“暫時”免稅；新增設的俄國領事館由七個減少到兩個；俄國船只不能駛?cè)胨苫ń磺逋①r付的“軍費”則由五百萬盧布增加到九百萬（約合五百萬兩白銀）。

雖然這次改訂的中俄條約仍然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但清朝總算通過外交手段收回了部分領土，在晚清之際可稱得上是難能可貴。

經(jīng)過“阿古柏之亂”和俄國強占伊犁事件，清廷終于認識到了新疆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的重要意義，遂于光緒八年（1882年）廢止了南疆地區(qū)沿襲百余年的伯克制度，開始設立郡縣。

兩年后，清廷正式下詔建立新疆行省，任命劉錦棠為首任新疆巡撫，新疆的歷史從此翻開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