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山東無棣縣出了樁奇聞。

那時候新中國的大門剛打開沒幾天，縣里正熱火朝天地搞“鎮(zhèn)反”運動。

縣大牢的角落里蹲著個頭發(fā)全白、渾身破爛的老頭子，檔案上的罪名戳得死死的：“前國民黨草嵐子監(jiān)獄看守”。

照當年的規(guī)矩，這號人屬于典型的“黑五類”，那是必須要嚴加看管、甚至還要吃槍子的主兒。

可偏偏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省委那邊火急火燎地轉(zhuǎn)來一封來自北京的加急電報。

電報上的字不多，卻把縣里的領(lǐng)導(dǎo)嚇得不輕：不管挖地三尺還是上天入地，必須在山東地界上把一個代號叫“OX”的人找出來。

他們的訴求只有一個：找到他，把他接到北京，還要給他養(yǎng)老送終。

誰能想到，這個蹲在縣大牢里等著挨批斗的“國民黨看守”，正是中央滿世界找的“OX”，大名叫牛寶正。

乍一聽，這像是個善有善報的老套路，可你要是把當年的細節(jié)掰開了揉碎了看，這哪是什么簡單的發(fā)善心，分明是一場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的生死賭局。

這是一場在幾十平米牢房里展開的特殊暗戰(zhàn)。

把日歷往前翻十九年，1931年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也就是那個讓人聽了就打哆嗦的草嵐子監(jiān)獄。

國民黨為了困住這幫人，把監(jiān)獄修得跟鐵桶似的：墻高得嚇人，通了電網(wǎng)，一共就48間牢房，窗戶眼兒都被鐵絲網(wǎng)給焊死了。

對于被困在里面的黨支部書記殷鑒和楊獻珍來說，眼前的路全是死胡同。

硬闖？

門都沒有，外面全是端著刺刀的憲兵。

干耗？

更不行，那就是等著把牢底坐穿。

想破這個局，只有一招險棋：在敵人的心臟部位，挖個洞。

說白了，就是策反看守。

但這事兒操作起來難度比登天還大。

這里的看守都是千挑萬選出來的，一個個心狠手辣，全是特務(wù)的徒子徒孫。

想在狼群里找只羊，搞不好就把自己搭進去了。

一旦看走眼，情報送不出去不說，還得招來一頓血洗。

楊獻珍那一雙銳利的眼睛，在來回巡視中，停在了牛寶正身上。

憑啥是他？

楊獻珍盯了他很久，發(fā)現(xiàn)這人有點“不對勁”。

別的看守對犯人不是打就是罵，變著法兒給上司表忠心。

唯獨這個牛寶正，從來不跟犯人紅臉，說話還客客氣氣的。

這種“不對勁”，在特務(wù)看來是窩囊，可在楊獻珍看來，那就是機會。

為了方便獄中溝通，大家伙給看守都起了洋代號。

牛寶正因為姓牛，代號就是“OX”。

破局的關(guān)鍵，源于一張不起眼的信紙。

有天，牛寶正拿著信紙偷偷摸摸找楊獻珍，求這位“大知識分子”幫個忙——給老家寫封家書。

信剛寫完，這個快五十歲的山東漢子眼圈紅了，聲音發(fā)顫：“老娘七十多了，病在床上沒錢治，我這個當兒子的，真他娘的沒用?！?/p>

那一瞬間，楊獻珍心里的算盤珠子撥響了。

一個知道孝順爹娘的人，心眼壞不到哪去；一個因為窮得沒錢給娘治病而自責(zé)的人，說明他對這個世道憋著一肚子火。

這就是切入口，準得很。

獄里的同志們雖然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河，但大伙你掏一塊，我摸一塊，硬是湊了一筆像樣的錢，悄沒聲地塞到了牛寶正手里。

這招叫“攻心為上”。

但這絕不光是錢的事兒，更是一次思想上的“洗腦”。

只要趕上牛寶正值班，楊獻珍就拉著他嘮嗑。

不聊案子，就聊老家莊稼長得咋樣，聊窮人咋就翻不了身，聊這國家咋亂成了一鍋粥。

牛寶正這輩子過得挺苦。

貧農(nóng)出身，好不容易混到33歲才在警察隊當個班長，結(jié)果北伐戰(zhàn)爭一打，部隊散了，他也失業(yè)了，只能當個“北漂”。

托了好多人情才混進這監(jiān)獄當看守，圖的也就是個能填飽肚子的飯碗。

牛寶正心里的那桿秤，徹底歪了。

有了這個缺口，雙方的配合開始上臺階。

這是一步步試探出來的信任。

頭一步，探探底。

楊獻珍說想看報紙，牛寶正點頭答應(yīng)了。

第二步，搭個橋。

報紙書刊源源不斷地送進來，大家精神上有了盼頭。

第三步，送情報。

當牛寶正把第一封密信縫在鞋底，邁出草嵐子監(jiān)獄大門的那一刻，他其實已經(jīng)把自己的腦袋押在賭桌上了。

一旦露餡，作為“吃里扒外”的看守，他的下場絕對比犯人慘十倍。

但他沒慫，還是把信送到了。

就因為這條線搭上了，監(jiān)獄里外成了通途。

那段時間，傳出來的情報價值連城。

比如說蔣介石的侄孫蔣孝先派了個特務(wù)，裝成犯人進來當臥底。

多虧牛寶正提前通氣，這特務(wù)剛進門就被大伙識破了，晾在一邊坐冷板凳。

再比如政訓(xùn)處要搞大清查、南京那邊下了密令要殺12個骨干，這些關(guān)乎腦袋的絕密消息，全是牛寶正第一時間遞出來的。

時間晃到1936年，風(fēng)向又變了。

抗日的呼聲越來越高，北方局急缺能干活的人。

組織部長柯慶施下了死命令：獄里的同志必須盡快出來，為黨干活。

這時候，一個天大的難題擺在了獄中黨支部面前。

按國民黨的規(guī)矩，坐牢坐夠了五分之一，只要發(fā)個《脫黨聲明》，也就是寫個“反省書”，就能放人。

但這在黨內(nèi)原則上是絕對禁區(qū)——這叫叛變。

這下子，獄里的同志面臨著兩難：

路子A：保全名聲，把牢底坐穿。

后果是這一大批人才全爛在監(jiān)獄里，對抗日大局沒半點好處。

路子B：假裝低頭，辦手續(xù)出獄。

大家反復(fù)琢磨，又等到了中央的回信批準，最后拍板決定搞個“瞞天過?！薄掷m(xù)照辦，人出來，但心里絕不叛變。

這計劃要想成，全靠一個“假”字。

怎么把“假投降”演得跟真的一樣，騙過國民黨的審查官？

關(guān)鍵還得看牛寶正。

他是連接里外的唯一那根線。

為了這事，他那一雙鞋底都快跑穿了，在組織和監(jiān)獄之間來回傳話，統(tǒng)一口徑。

更絕的是，牛寶正利用職務(wù)之便，在監(jiān)獄內(nèi)部幫著“吹風(fēng)”。

他在同事面前造勢，說這幫人是真的想通了，是真的想出去過安生日子。

有了這位“自己人”的擔(dān)保和忽悠，國民黨當局還真以為這幫硬骨頭被“感化”了。

第一批，9個人走了出來。

第二批，21個人走了出來。

前前后后，總共61名同志靠著這個法子，大搖大擺地走出了草嵐子監(jiān)獄。

這61人一出獄，就像水滴入海，迅速消失，緊接著就回到了組織懷抱，成了抗日戰(zhàn)場和后來解放戰(zhàn)爭中的頂梁柱。

國民黨那邊很快就琢磨過味兒來了：這幫人出獄后咋全都“人間蒸發(fā)”了？

既沒回家種地，反倒在抗日戰(zhàn)場上露了臉。

中計了。

監(jiān)獄里肯定出了內(nèi)鬼。

所有的疑點，最后都匯到了那個平日里看著老實巴交的“OX”——牛寶正身上。

其實牛寶正早有打算，幫大家把事辦完自己就開溜。

可惜他低估了敵人的反應(yīng)速度。

1936年底，他正在值班，直接就被按住了。

接下來的日子，那是任何詞語都形容不出來的慘烈——純粹是血肉之軀跟刑具的對抗。

皮鞭抽、坐老虎凳、竹簽子釘手指…

特務(wù)們把滿清十大酷刑都過了一遍。

他們就想知道這61個人去了哪，想知道這監(jiān)獄里還有沒有別的線人。

按理說，牛寶正就是個拿工資混飯吃的獄警，他和共產(chǎn)黨之間沒簽過什么生死狀。

在那種生不如死的酷刑下，招供才是正常人的反應(yīng)。

可這老漢硬是一聲沒吭。

哪怕被打得皮開肉綻，哪怕十個手指頭都被扎爛了，這個山東漢子把牙咬碎了咽肚里，一個字都沒往外吐。

后來，組織上聽到了風(fēng)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他撈了出來，還把他們一家老小都送出了北平。

1936年這一別，再見面已經(jīng)是1950年，中間隔了十四年的炮火硝煙。

當年大家在獄里用的都是假名，牛寶正壓根不知道自己救出去的那些人，后來成了國家的部長、書記。

他只知道回山東老家刨地，本本分分過日子。

直到1950年，他在“鎮(zhèn)反”運動中因為歷史問題被抓進了無棣縣大牢。

要不是那封救命的中央電報，牛寶正的結(jié)局恐怕就是另一個悲劇版本了。

看著眼前這些當了大官卻依然對他畢恭畢敬的“老犯人”，牛寶正心里或許會想，當年那一注大賭注，下得值。

經(jīng)中央批準，牛寶正被安排了工作，享受行政18級干部待遇——這規(guī)格相當高，等于國家給他當年的義舉蓋了個紅戳。

到了1954年，老牛走了。

按他的遺愿，兒女把他送回山東老家入土為安。

如今回頭看這段往事，牛寶正雖是個小人物，但在那個暗無天日的時刻，他做出的選擇，改寫了61個人的命，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推了一把歷史的車輪。

這里面有一筆賬，楊獻珍算準了：只要是心存善念、懂得孝道的人，就能拉過來。

這里面還有一筆賬，牛寶正也算準了：跟著這群為了信仰連命都敢豁出去的人走，是一條光明大道。

哪怕這條道，得從刀山火海里蹚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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