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秋分剛過，上海的日頭正往西沉。

屋里，一位快九十歲的老人剛洗完臉，臉上細(xì)細(xì)撲了粉，描了眉。

她安安靜靜地靠在枕頭上，嘴里念叨了一句：“這輩子，真沒覺著這么乏過?！?/p>

話音落下沒多久，眼睛一閉，人就沒了。

沒留骨灰，也沒置辦墓地。

早在生前，她就在紅十字會的單子上簽了字，把這副皮囊全捐了。

這場謝幕太利索，太講究。

以至于大伙兒都快想不起來，這副身板兒在過去幾十年的風(fēng)雨里，到底扛過多重的擔(dān)子。

要把日歷往回翻三十七年，那會兒壓在她肩膀上的那張欠條，換作旁人，脊梁骨早斷了。

那是1961年，丈夫吳毓驤在牢里咽了氣。

死亡通知單送來的時候，后頭還跟著個嚇?biāo)廊说拇罂吡悍ㄔ号邢聛?，吳毓驤欠了國家六萬四千美金，外帶十四萬人民幣。

擱在那年頭，這筆錢夠買下半條街。

換個別人，守著個有了“反革命”帽子的亡夫，再頂著這一屁股債，路只有兩條：要么找根繩子尋短見，要么趕緊撇清關(guān)系劃界限。

可郭婉瑩心里頭，賬本不是這么寫的。

她硬是把牙咬碎了往肚里咽：認(rèn)了。

這債，她扛。

旁人看著直搖頭，說她腦子進(jìn)水。

可你要是看懂了她年輕時候挑男人的那股勁兒，就曉得：這哪是還債，分明是給當(dāng)年的眼光“擦屁股”。

她這輩子的劫數(shù)，根子上全在年輕時拍板的那一刻。

當(dāng)年在燕京大學(xué)念書那會兒，郭婉瑩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永安百貨四千金”。

親爹郭標(biāo)，在上海灘商界那是跺跺腳地抖三抖的人物。

家里給訂的親，男方叫艾爾伯德，喝過洋墨水的闊少爺，兩家那是世交。

這門親事，橫看豎看都是天造地設(shè)的一對兒。

壞事就壞在一雙襪子上。

艾爾伯德從美國回來，獻(xiàn)寶似地掏出一雙玻璃絲襪，得意洋洋地來了一句：“這玩意兒結(jié)實(shí)，穿一年都磨不破?！?/p>

就這一嗓子，直接把這段姻緣送進(jìn)了墳?zāi)埂?/p>

在郭婉瑩看來，日子要是為了“結(jié)實(shí)”，為了“穿一年不爛”，那活著還有什么勁？

她圖的是有意思，是風(fēng)花雪月，是活蹦亂跳的那股子勁兒。

一個張口閉口只知道襪子牢不牢的男人，簡直乏味透頂。

她要退婚。

艾爾伯德急紅了眼，抄起槍追到火車站，槍口指著她吼：黛西，信不信老子崩了你！

換作一般的嬌小姐，這場面早嚇癱了。

郭婉瑩倒好，臉不紅心不跳，冷冷地回了一句：你就是崩了我，這婚也結(jié)不成。

說完，頭也不回地上了火車。

那會兒的她，傲氣都寫在骨子里。

后來，她挑了誰呢？

挑了個叫吳毓驤的。

這人名頭挺響，林則徐的后人，十九歲公費(fèi)留洋，麻省理工的高材生。

聽著嚇人，其實(shí)家里早敗落了，是個典型的花花腸子。

吳毓驤兜里沒子兒，可人家有情趣。

懂風(fēng)情，會玩鬧，能把郭婉瑩哄得花枝亂顫。

在“沒意思的有錢人”和“有意思的窮光蛋”之間，郭婉瑩眼皮都沒眨，選了后者。

她穿著自己畫圖設(shè)計的婚紗，把一輩子的賭注都壓在了這個男人身上。

沒過多久，老天爺就給她上了一課，告訴她“有意思”得付多大代價。

這個風(fēng)流才子，褲腰帶根本拴不住。

1943年，郭婉瑩懷著老二，正在產(chǎn)床上跟閻王爺搶命。

吳毓驤倒好，正跟一個年輕小寡婦打得火熱。

這事兒要是擱舊式女人身上，非得尋死覓活；要是擱新式女人身上，那是立馬離婚走人。

郭婉瑩偏不，她走了第三條道。

生完孩子，她把自己收拾得利利索索，臉上妝畫得一絲不茍，直接去敲那個女人的門。

門開了，里頭是那個嚇得哆哆嗦嗦的小寡婦。

郭婉瑩只淡淡說了一句：我是來接孩子他爹回家的。

沒撒潑打滾，沒扯頭發(fā)。

她用一種居高臨下的氣場，把丈夫領(lǐng)回了家。

這不光是為了救這個家，更是為了守住“郭四小姐”的面子：我的日子，就算里頭全是虱子，我也得把它洗刷得干干凈凈，讓人挑不出毛病。

可大風(fēng)大浪還在后頭呢。

到了1957年，大浪打過來了。

吳毓驤因為跟洋人做買賣，被打成“現(xiàn)行反革命”，家底兒被抄個精光，連郭婉瑩那件寶貝婚紗也沒保住。

緊接著，丈夫進(jìn)了大牢，自己被趕去資本家學(xué)習(xí)班改造。

以前住的花園洋房、用的銀刀銀叉、穿的定制旗袍，一夜之間全成了泡影。

換成的是喂豬食、砸石子、起房子、掏魚塘。

特別是到了后來，她被發(fā)配到崇明島農(nóng)村。

住的是臭氣熏天的鴨棚，干的是最臟最累的農(nóng)活。

當(dāng)年因為同學(xué)喊錯名字就能罷課的大小姐，這會兒被人按在泥地里，還得挨掃帚疙瘩。

在這種煉獄里，人只有兩種活法。

一種是“熬”。

變得粗手大腳、麻木不仁，為了口吃的像牲口一樣活著。

另一種是“抗”。

不是跟你對著干，而是在心里頭守住最后那點(diǎn)體面。

郭婉瑩選了后一種。

她干了一件在旁人看來“窮講究”的事。

在那個被煤煙熏得黑漆漆的鋁鍋里，她硬是蒸出了彼得堡風(fēng)味的俄式蛋糕；用生了銹的鐵絲網(wǎng)架在煤爐子上，她烤出了脆生生的吐司片。

這有啥用？

肚皮都填不飽，整這些花架子干嘛？

有用。

這是她在跟老天爺叫板：你可以搶走我的錢，可以把我的身子骨累垮，但你想把我的生活過成爛泥，沒門。

很多年后，美國前總統(tǒng)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問她，遭了那么大罪，是怎么挺過來的？

郭婉瑩笑了笑，回了一句特別絕的話：“那些活兒能幫我保持身材，省得那會兒長胖了?！?/strong>

這話聽著像開玩笑，骨子里全是硬骨頭。

1971年，六十二歲的郭婉瑩總算從崇明島回了上海。

這會兒的她，家散了，錢沒了，男人也死了。

她窩在一間只有七平米的亭子間里，頭發(fā)全白了。

可你要是那會兒在上海弄堂里碰見她，準(zhǔn)會發(fā)現(xiàn)，老太太背挺得筆直，衣服雖然舊，但永遠(yuǎn)洗得干干凈凈。

兒子從美國寄美金回來，她不要，就靠那點(diǎn)可憐的退休金過日子。

一碗八分錢的陽春面，她也能吃出在永安百貨西餐廳里的那個優(yōu)雅勁兒。

那時候，有個叫汪孟立的男同事一直默默守著她。

這人是牛津出來的，沒吳毓驤那么風(fēng)流倜儻，但勝在老實(shí)、心眼好。

1976年，倆人搭伙過了日子。

這大概是老天爺看她太苦，給的一點(diǎn)甜頭。

那幾年，倆人到處轉(zhuǎn)轉(zhuǎn)，晚上點(diǎn)著蠟燭聊天。

可惜，好景不長，才過了六年，汪孟立得了癌，走了。

郭婉瑩又剩一個人了。

有人勸她去美國投奔孩子，她搖頭。

有人想給她再介紹個伴兒，她擺手。

她就一個人守著那個七平米的小窩，教書、干活，一直干到八十四歲。

1990年，八十一歲的她回了一趟悉尼，那是她落地的地方。

站在小時候住的莊園舊址跟前，她臉上沒多少傷感。

因為對她來說，這輩子的糊涂賬，她已經(jīng)還清了。

她這一輩子，起點(diǎn)高得嚇人，摔得也痛徹心扉。

從永安百貨的四小姐，到崇明島鴨棚里的勞改犯；從揮金如土的闊小姐，到替死鬼丈夫還債的窮老太。

她為年輕時的任性買了單，為丈夫的混賬買了單，為這個世道的動蕩買了單。

不管這單子有多貴，她從來沒賴過賬，也沒坐地上撒過潑。

就像有人說的那樣：把一顆胡桃砸開，那種粉身碎骨的慘烈，和砸開后飄出來的香味，才是人生的味道。

1998年那個黃昏，當(dāng)紅十字會的車慢慢開過上海街頭，郭婉瑩完成了最后一次體面的退場。

干干凈凈，連把灰都沒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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