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那個冬天，廣東的氣氛有些肅殺。

一張判決書靜靜地躺在辦公桌上，紅色的勾決筆跡格外刺眼。

被告那一欄里，填著“莫雄”二字。

后面跟著的頭銜挺嚇人：國民黨少將、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

在那會兒，根本不需要羅列什么具體的罪狀，單憑“國民黨少將”這塊牌子，碰上鎮(zhèn)反運動的高潮，這就夠他在鬼門關走上好幾遭了。

當?shù)氐睦相l(xiāng)和負責土改的干部們想法很樸素：既然抓住了反動派的大頭目，那還有啥好猶豫的？

直接斃了。

處決的命令簽了字，刑場那邊也打掃干凈了，就連動手的時辰都定得死死的：即刻執(zhí)行。

照著那個年頭的慣例，莫雄這次是徹底栽了。

畢竟這里是剛解放的廣東，沒人會吃飽了撐的去保一個舊軍閥的命。

可偏偏就在槍栓拉動、馬上就要響槍的節(jié)骨眼上，一封加急電報火急火燎地從北京飛到了廣州。

緊跟著，葉劍英元帥的專線電話直接打進了中南局負責人陶鑄的辦公室。

電話那頭，指令簡短而有力，只有四個字：“槍下留人！”

緊接著傳達過來的，是毛主席親自給這個人下的評語：“這是紅軍的大恩人，馬上放人！”

這事兒聽著就挺稀奇。

一個掛著國民黨少將軍銜的人，咋就成了紅軍的恩人？

毛主席日理萬機，怎么會親自過問一個“反動軍官”是死是活？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得把日歷往前翻十六年，去算一筆險之又險的舊賬。

這筆賬只要算錯哪怕一個小數(shù)點，咱中國的歷史書可能就得換個寫法。

鏡頭拉回到1934年10月，江西廬山。

那陣子，蔣介石的心情那是相當不錯。

他在廬山牯嶺搞了個規(guī)格極高的秘密軍事碰頭會。

會議的中心思想就一條：給中央蘇區(qū)的紅軍來個“絕戶計”。

為了這一招，蔣介石可是下了血本。

他一口氣調(diào)動了一百五十萬大軍，還在瑞金周圍密密麻麻布下了三十道鐵絲網(wǎng)和火力封鎖線。

這個計劃有個聽著就讓人透不過氣的名字——“鐵桶計劃”。

蔣介石的小算盤打得精：我不跟你正面硬剛，我就用這一百五十萬人鑄成一個鐵桶，把你困在里面，餓死你，渴死你。

每天往前挪幾里地，步步緊逼，直到把蘇區(qū)壓縮得連個立足的地方都沒有。

只要這招數(shù)一使出來，原本就處于劣勢的紅軍，那是插翅難飛。

就在這個連蒼蠅都飛不進來的絕密會議室里，坐著一位肩膀上扛著少將星徽的專員，這人就是莫雄。

那時候他對外公開的身份，是贛北第四行政專署專員兼保安司令。

蔣介石能讓他進這個屋開會，那是真把他當心腹看。

畢竟贛北是剿共的最前線，莫雄手里那是真有兵權的。

可蔣介石千算萬算，腦子轉(zhuǎn)得飛快，唯獨算漏了一樣東西——人心。

會議剛散場，莫雄就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那時候擺在他眼前的路，其實有三條。

第一條路，老老實實當他的國民黨將軍。

拿著這份絕密的“鐵桶計劃”，回去調(diào)兵遣將，配合中央軍圍剿紅軍。

只要這一仗贏了，憑著這份戰(zhàn)功，往上爬那是板上釘釘?shù)氖?，榮華富貴伸手就能夠著。

第二條路，當個縮頭烏龜。

裝作啥都不知道，出工不出力，混日子。

雖然撈不著大功勞，但起碼腦袋在脖子上長得穩(wěn)穩(wěn)當當。

第三條路，也是最瘋狂、最要命的一條：把這情報捅給紅軍。

選這條路的風險有多大？

再一個，當時的中央蘇區(qū)已經(jīng)被圍得像鐵桶一般，紅軍眼瞅著就要不行了，聰明人都在忙著跳船，這會兒往紅軍那邊湊，在旁人眼里簡直就是那句老話——“49年入國軍”，逆著大勢干，不但沒好處，搞不好還得跟著紅軍一塊兒完蛋。

換了任何一個精于算計的“聰明人”，肯定選第一條，最次也得選第二條保平安。

偏偏莫雄，選了那條死路。

他火速趕回德安的司令部，大門緊閉，叫來了幾個心腹。

這幾個人挺有意思。

名義上是莫雄的手下，其實全是莫雄特意安插進來的共產(chǎn)黨人：項與年、劉啞佛、盧志英。

這背后的道理在哪？

一個國民黨的高級將領，憑啥干這種“吃里扒外”的事兒？

其實早在1930年他在上海閑居的時候，心里就已經(jīng)有了譜。

通過老部下劉啞佛，他結識了周恩來和李克農(nóng)。

他對蔣介石那套獨裁做法早就煩透了，好幾次提出要加入共產(chǎn)黨。

當時黨組織的回復特別有遠見：你留在黨外頭，能起的作用比在黨內(nèi)大得多。

這一步閑棋，在1934年得到了萬倍的回報。

莫雄曾經(jīng)跟嚴希純撂過一句狠話：“蔣介石讓我剿共，我偏要剿蔣，我要用他的拳頭砸他自己的嘴?！?/strong>

這可不是句氣話，這是他實打?qū)嵉男袆訙蕜t。

回到1934年的那個晚上。

情報搞到了，決心也下了，接下來擺在面前的是個執(zhí)行層面的大難題：咋送出去？

這時候，到了第二個關鍵時刻，主角換成了項與年。

項與年是負責送情報的中共地下黨員。

咋整？

項與年對自己下了個狠手。

他從地上撿起一塊石頭，對著自己的嘴巴狠狠地砸了下去。

一下，兩下。

血肉橫飛，四顆門牙被硬生生敲了下來。

為啥要這么干？

因為他得扮成個叫花子。

一個蓬頭垢面、衣服破爛、滿嘴豁牙、渾身散發(fā)著餿味兒的乞丐，才有可能讓哨兵放松警惕。

就這樣，項與年頂著腫得老高的臉，忍著鉆心的疼，穿過一道又一道封鎖線，把命豁出去，終于從德安跑到了瑞金。

當他站在周恩來面前，從鞋底摳出那份帶著體溫和餿味兒的情報時，周恩來看著眼前這個面目全非的戰(zhàn)友，眼淚差點沒掉下來。

這份情報值多少錢？

那是無價之寶。

李克農(nóng)和周恩來拿到情報一瞅，后背直冒冷汗。

要是沒這份情報，紅軍可能還在蘇區(qū)傻乎乎地硬抗，或者選個錯誤的方向突圍。

真要那樣，九萬紅軍哪怕渾身是鐵，沒幾天也得被這一百五十萬大軍和無數(shù)碉堡給磨成鐵粉。

中央“三人團”拿到情報后，當機立斷，做出了那個改變中國命運的決定：撤。

而且是立刻撤，趕在“鐵桶”徹底合攏前留下的最后一道縫隙，跳出去。

這就是后來震驚世界的長征。

因為走得太突然、太快，等到蔣介石的大軍合圍上來時，發(fā)現(xiàn)蘇區(qū)早就成了一座空城。

蔣介石氣得破口大罵，說有人走漏了風聲，他那個精心打造的“鐵桶”，最后成了一只四處漏水的“破桶”。

可他查來查去，把身邊人懷疑了個遍，唯獨沒查到那個他親自任命、親自請來開會的莫雄頭上。

這就是情報戰(zhàn)的最高境界：敵人知道自己輸了，但死活不知道輸在哪兒。

時間一晃到了1949年。

解放前夕，國民黨開始瘋狂屠殺進步人士。

莫雄這時候已經(jīng)被薛岳盯上了，薛岳打算斬草除根。

莫雄畢竟是老江湖，提前嗅到了危險的氣味，連夜逃到了香港。

這時候，歷史來了個大反轉(zhuǎn)。

按理說，莫雄可以在香港當個富家翁，安安穩(wěn)穩(wěn)過晚年。

但葉劍英南下主政廣東時，毛澤東特意囑咐：一定要把莫雄找回來，給他安排工作。

為啥？

因為共產(chǎn)黨人講義氣，記恩情。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

葉劍英專門派人揣著親筆信去香港，請莫雄回來。

莫雄回來了，但他低估了信息不對稱的可怕后果。

在那個年代，像莫雄這樣既有國民黨少將身份，又沒有公開通電起義，而且長期干的是秘密統(tǒng)戰(zhàn)工作，由于保密需要，他真正的功績只有極少數(shù)高層知道。

莫雄老家的人不知道他是大英雄，只知道他是“反動軍官”。

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個別領導也不了解內(nèi)情，看到有人舉報，程序一走，大筆一揮：殺。

要不是葉劍英發(fā)現(xiàn)得及時，要不是毛主席那句“紅軍大恩人”，莫雄這顆腦袋，可能就真的冤死在自己人的槍口下了。

這不光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情報工作的宿命——最大的功勞，往往埋藏得最深，深到連自己人都產(chǎn)生誤會。

好在，結局挺暖心。

接到毛主席的命令后，陶鑄立馬執(zhí)行“槍下留人”。

11月，莫雄被委任為北江治安委員會主任。

到了1951年，他又出任廣東省參事室參事、副主任。

1956年國慶節(jié)前夕，北京來人了。

這次派人來的是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也是當年情報戰(zhàn)的老戰(zhàn)友——李克農(nóng)上將。

李克農(nóng)派專人把莫雄和那個敲掉門牙送情報的項與年，一塊兒接到了北京。

這一年的國慶大典，在天安門城樓上，出現(xiàn)了一位前國民黨少將的身影。

李克農(nóng)代表中央軍委設宴款待，葉劍英元帥親自作陪。

在酒桌上，葉劍英熱情地夸贊了他們的歷史功績。

回過頭來看，莫雄這一輩子，其實就是一場關于“選擇”的豪賭。

在1934年那個烏云壓頂?shù)耐砩希阉械馁€注都押在了一個看起來弱小、當時正處于絕境的政黨身上。

他賭的不是榮華富貴，因為那時候投奔共產(chǎn)黨只有死路一條；他賭的是良心，是對蔣介石獨裁的唾棄，是對中國未來的另一種期盼。

事實證明，這把牌他贏了。

那份“鐵桶計劃”，不光救了九萬紅軍的命，也救了他自己二十年后的命。

所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歷史的因果循環(huán)，往往就藏在這些關鍵的決策瞬間里。

信息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