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拂曉，廣九鐵路線上的專列風馳電掣。 透過車窗，嶺南的蕉林與鋼筋水泥交替閃過。 車廂里幾位中央領導簡短交談，“明天就能見識那股‘深圳勁’了。” 說這話的人半帶調侃，卻也藏著幾分好奇——誰也不敢保證，那個才剛過四歲“虛歲”的經(jīng)濟特區(qū)，真有傳說中的驚人變化。 車中最年長的老人輕輕點頭，目光依舊銳利。 他要去看一看，五年前放手讓一位老革命去搏殺的決定，到底兜出了什么樣的結果。

時間回撥到一九七九年初冬，北京西長安街的燈正亮。 改革、開放、特區(qū)——幾個新鮮字眼在三層樓小會議室里此起彼伏。 劃出一塊地，給足政策，讓它自負盈虧，“殺出一條血路”——主張已定，剩下的只有一個問題：誰去坐鎮(zhèn)？ 會上報出好幾張名單，有年富力強的技術干部，也有一路從基層提拔的行家。 老人聽完，手指輕敲桌面，忽然抬頭：“梁湘怎么樣？”

梁湘，廣東化州人，生于一九一九年，十七歲入黨，十八歲奔赴延安，槍林彈雨里當過排長。 抗日、解放、援朝，戎馬半生；建國后在廣東、海南都搞過地方建設，膽子大，手腳快，口碑硬。 可那時他已年過六旬，照理說可以退居二線。 中央有人疑惑：這么大的攤子，能否撐得?。?老人只說了一句話：“辦特區(qū)，需要敢破的老兵?！?方案拍板，梁湘放下手頭工作，二月初抵達蛇口，一身黃呢子大衣，腳下沾著沙土，直接奔工地。

彼時的深圳，還叫“寶安縣深圳鎮(zhèn)”，不出三平方公里。 窄街三條，稀稀落落的民居，出海小木船比樓房還多。 行政建制剛在一月批復，地方財政捉襟見肘。 梁湘落地不久，先跑香港、廣州，把招商的牌子往桌上一放：“中央給了政策，資金技術都可以談，唯一的條件是效率?！?這番直白的開場白，讓不少海外商人眼睛一亮。 他們看重的不是現(xiàn)成利益，而是背后的政治承諾——只要敢做，就沒人橫加攔路。

最早的硬仗叫“國際商業(yè)大廈”。 五月動工，卻在六月被施工方坐地起價拖停。 基地雜草半人高，工人們閑坐打撲克，媒體也開始起哄。 梁湘頂著三十八度高溫直奔現(xiàn)場，氣得拍桌子：“不信天下無好工匠！” 第二天，深圳特區(qū)第一次對外公開招標，港澳、上海、天津十幾家建筑公司打破頭來投標。 入選方報出的造價比原先低三成，工期縮到十六個月。 公開競標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省內(nèi)幾位廳局干部私下抱怨“亂了規(guī)矩”。 梁湘的回話簡單：“特區(qū)就是要鬧新規(guī)矩?！?/p>

磚瓦一層層往上疊，外界卻在觀望：真能成？ 到一九八二年秋，二十層的國際商業(yè)大廈封頂，別人要三年，他們十六個月搞定，平均五天一層樓。 百廢俱興的深圳，由此誕生了第一個“深圳速度”的樣本。 同期，羅湖口岸旅檢大樓也通關，海風里，工地吊塔一夜多過一夜。 數(shù)據(jù)最能說明問題：一九八三年，全市工農(nóng)業(yè)總產(chǎn)值比一九七九年翻了十倍，財政收入突破十億元大關。 這些數(shù)字，每一個都像一記響亮的銅鑼聲，敲在北京的案頭。

于是便有了文章開頭那趟專列。 下午三點半，迎賓館六號樓門推開，老人步伐不快，卻不急著坐。 梁湘遞上簡報，側身陪他說一句：“請批評?！?老人沒談宏大口號，只抬眼問：“今天深圳有多少家外資企業(yè)？” 答案七百零二家。 “今年口岸過關的人？” “六百萬。” 簡單幾問，數(shù)字清楚，發(fā)展脈絡已在腦中。

正式會議只二十分鐘，老人起身：“出去看看。” 一行人走進漁民村，雙層洋樓整齊排列，屋里冰箱、彩電俱全。 村干部笑著匯報：“人均月收入四五百?！?老人打趣：“還超過我的工資?！?大家笑聲未落，他又補一句：“讓全國農(nóng)民過上這樣的日子，難?！?語調平靜，卻聽得出心中盤算。 接著一口氣登上那座二十層高樓，俯瞰基坑與塔吊——熱浪與塵土混雜，正是特區(qū)最原始的氣味。

回京后，老人給深圳留下一句批示：“深圳的發(fā)展說明，經(jīng)濟特區(qū)方向正確?！?八個字，堪比一紙尚方寶劍，幫梁湘擋住了不少流言。 同年秋天，深圳大學的第一批學生在剛竣工的教學樓開課。 旁人曾懷疑“空地半年起大學”是癡人說夢，結果建筑工地三班倒，真在九月把校門掛上。 梁湘事后自嘲：“褲子沒賣，倒先欠了銀行一屁股賬，可值！”

五年期滿，中央回頭看賬本：工業(yè)、外貿(mào)、財政三大指標皆以年均超過三成速度增長，人口凈流入破百萬。 梁湘交出的答卷，沒有令人失望。 他在一九八五年調任廣東省副省長，離深那天，工人們自發(fā)拉起紅幅送行——“感謝您在深圳扛過第一道閘”。 這幅橫幅后來被保存進市檔案館，字跡已微微褪色。

一九九二年初春，老人再度抵深，故地重登國貿(mào)五十三層，腳下的城市已經(jīng)燈火如晝。 三天一層樓的施工紀錄、年增兩成的經(jīng)濟增速、千座二十層以上高樓——這些新名詞在當年都覷著試驗的味道。 老人站在旋轉餐廳窗前，輕聲道：“不是喊出來，是干出來?！?梁湘的繼任者們默不作聲，只將這句話記在心里。 他們明白，特區(qū)的大門一旦推開，再想合上已不可能。

人們常說，一座城市的風格往往由第一任“掌門”定下基調。 深圳的氣質——敢闖、敢試、敢擔責——在某種意義上與梁湘的性格高度重合。 一九七九年那場看似簡單的人事抉擇，實則隱藏著對改革方法論的信任：先給方向，再找能把方向變成具體操作的人。 事實證明，這種選擇足夠精準——五年時間，答案已經(jīng)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