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的南京，空氣已經(jīng)有些悶熱。那天清晨，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的病房走廊里，有人壓低聲音說了一句：“老王怕是撐不住了。”病房內(nèi)，63歲的王近山已經(jīng)極度虛弱，身邊只剩下家人和少數(shù)老部下守著。就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突然睜開眼睛，沙啞著嗓子問了一句：“現(xiàn)在前線，誰在那邊？”聽到兒子提到“李德生”三個字，他費力地點了點頭：“李德生上去，我就放心了?！币痪湓挘袷前褞资甑膽?zhàn)火歲月，又重新拉回了眼前。

很多年以后，人們提起這位開國中將，常常會想到電視劇里的“李云龍”。但相比藝術形象，真實的王近山生平，更加曲折，也更加鋒利。他打的是惡仗、硬仗，骨子里那股“不怕死也不服輸”的勁，一路從紅軍時代頂?shù)搅诵轮袊闪⒑蟆?/p>

有意思的是，若把時間往回撥到半個世紀之前，很難想象這個在病床上連說話都費勁的老人，當年是怎樣在槍林彈雨中“拎著腦袋打仗”的。

一、“王瘋子”的刀口歲月

1915年，王近山出生在湖北黃安（今紅安）一個貧苦農(nóng)家，本名王文善。家里地少人多，日子過得緊巴巴，他很早就知道“窮”這個字到底有多沉重。村里老人說他是成吉思汗后裔，這話真假難考，但對一個黃土地里刨食的少年而言，這種說法更多是一種心里安慰：總得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1930年，紅軍來到黃安，一位姓詹的共產(chǎn)黨員，跟村里青年講窮人翻身的道理。那時的王文善，文化不高，聽不懂那些復雜的理論，只記住一句話：“窮人要自己救自己?！彼攬鼍鸵獔竺麉④?，還說：“要當就當打仗最厲害的那種人。”很快，他給自己取了個新名字——“近山”。想法也簡單：人要像山一樣硬。

1933年秋，四川軍閥劉湘發(fā)動所謂“六路圍剿”，紅四方面軍被壓得喘不過氣。王近山所在的二十八團，傷亡極大。仗打到最緊的時候，他經(jīng)常是第一個沖上火線，端著機槍往前趟火力點。在老戰(zhàn)士記憶里，這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打起仗來眼睛是紅的，整個人像擰緊了的弓。

1934年夏，鷹嘴山一戰(zhàn)，把他那股狠勁徹底打出來了。那天，紅二十八團正面頂著十倍于己的敵人防守高地，敵軍把山上的樹砍倒，當成“云梯”，一波一波往上沖。子彈打到發(fā)燙，彈藥眼看就要不夠用，陣地邊緣已經(jīng)被沖爛了一塊。有人勸他往后撤一段，重新組織火力，他卻咬著牙吼：“打！越狠越好！”說完，扛起機槍就站到了最靠前的位置。

那一仗，二十八團傷亡很重，但陣地沒丟。時任軍長王宏坤后來評價他：“人是鐵打的，陣地交給他，心里就踏實。”這話聽著簡單，在那種敵我力量極不對等的情況下，其實等于是一種生死托付。

一年后，戰(zhàn)爭把他推到更危險的地方。

1935年春，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江油一線與川軍激戰(zhàn)。戰(zhàn)斗打到白熱化時，第十師政委許世友緊急命令二十八團反擊。王近山照樣是“話不多，人先上”。剛沖到陣地前沿，就被一槍打中胸口，當場昏迷，被抬下火線。團里很多戰(zhàn)士看到他被抬走，一度心里發(fā)虛，以為連隊扛不住了。

不久之后，他在后方臨時救護點醒過來，渾身是血，頭上又挨了一彈，連抬擔架的戰(zhàn)士都嚇了一跳。傳說中，當時總指揮徐向前端著槍，對一片混亂的前沿陣地大吼“王近山，你給我站住！”這句半是命令半是氣話，恰好說明在指揮員心中，他已成了“壓陣的人”。

同年10月，他已升任紅四方面軍第十師副師長，帶隊攻打川西大金川。在天全一帶的戰(zhàn)斗中，他親自扛著機槍趟過河灘，在灘頭卡位，硬生生掩護主力渡河。天全戰(zhàn)役里，他一馬當先沖入城市，打垮了號稱劉湘“模范師”的郭勛祺部隊。這一仗，紅軍殲敵兩千余人，在長征史上，被作為典型戰(zhàn)例反復講述。

從黃安窮小子，到紅軍副師長，王近山前后不過二十出頭。那些年，他身上的傷一個接一個地添，身上的“王瘋子”名頭，也越傳越響。有戰(zhàn)友說：“在他身后沖鋒，比光往前跑，心里要穩(wěn)。”

二、太岳伏擊與“軍令狀”的較勁

抗日戰(zhàn)爭時期，王近山輾轉多個戰(zhàn)區(qū)，到了1943年秋，他已經(jīng)是太岳第二軍分區(qū)司令員，歸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一二九師指揮。這一年，八路軍奉命抽調(diào)部隊回防陜北延安，他所帶的三八六旅十六團，有一項特殊任務：沿著太岳根據(jù)地外圍，一路護送、一路打擊日軍。

10月24日清晨，太岳根據(jù)地外圍的韓略村還籠在黑暗里。偵察兵報告：村邊公路是日軍經(jīng)常通過的路線，地形狹窄，又有田埂掩護，非常適合伏擊。王近山看地圖看了一會，決定就地“打一仗像樣的”，把這條路上的敵人狠敲一記。

六個連，分散潛伏在公路兩側田地里。天剛亮，只聽遠處傳來汽車引擎聲，三輛小汽車、十三輛卡車在昏暗的晨光里晃動著駛入埋伏圈。等車隊完全進入預定區(qū)域，他揮手發(fā)出攻擊命令。負責斷后的六連先打頭一槍，緊接著，手榴彈、炸藥包一起砸向車隊。

慌亂之中，日軍軍官和士兵從車上跳下來，想組織防御，卻發(fā)現(xiàn)四面八方都是機槍火力。等八路軍吹響沖鋒號，近距離刺刀戰(zhàn)一展開，這支所謂“觀戰(zhàn)團”已經(jīng)失去了大部分抵抗能力。三個多小時后，戰(zhàn)斗結束，敵軍一百八十余人全部被殲。

戰(zhàn)后清點戰(zhàn)場時，繳獲的文件顯示，這支被端掉的隊伍，是岡村寧次設立的“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戰(zhàn)場參觀團”，其中有一百二十多名軍官，包括少將旅團長、聯(lián)隊長等人。岡村本想借所謂“鐵滾式三層陣地新戰(zhàn)法”在太岳戰(zhàn)區(qū)大做文章，沒想到第一批來“觀摩”的部隊，就栽在了王近山手里。

如果說太岳伏擊戰(zhàn)，體現(xiàn)的是他利用地形、抓住戰(zhàn)機的一面，那么三年后的“軍令狀”，則完全把他那股不怕死的脾氣暴露出來。

1946年夏，內(nèi)戰(zhàn)已經(jīng)全面爆發(fā)。蔣介石集中十四個師、三十八萬兵力，向晉冀魯豫解放區(qū)壓來。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打完隴海戰(zhàn)役后，人困馬乏，手里只有四個縱隊五萬余人，武器裝備遠遜國民黨軍。當時，整編第三師孤軍深入，是國軍的王牌部隊，裝備精良，師長趙錫田出身黃埔一期，背景不小。劉鄧經(jīng)過反復權衡，決定“吃掉”整三師，扳回主動權。

問題在于：拿五萬疲憊之師，硬撕一支裝備頂尖的國軍主力，難度極大。各縱隊首長心里都有顧慮，覺得這仗打不好，很可能全盤皆輸。有的只是沉默，有的委婉表達不安，會議一時陷入僵局。

就在這時，六縱司令員王近山站了起來，話不多，卻句句扎心：“我們縱隊打。打整三師，我王近山立軍令狀。打到只剩一個旅，我去當旅長；剩一個團，我去當團長；剩一個連，我去當連長。真要都打光了，那就這么給黨、給太行山的老百姓交代。”

這番話，說得不客氣，也不講客套。鄧小平一向慎重，當場卻被這股勁頭打動，拍著桌子說：“好！”劉伯承也隨即表態(tài)：“你去打，放心去打！”

后來的皮定均、陳錫聯(lián)等人都記得這次會議。多年以后，鄧小平回憶時仍然感嘆：“這不是胡鬧，這是革命英雄氣概。”在那樣的形勢下，如果沒有人愿意站出來把這口“硬骨頭”咬下，中原戰(zhàn)局未必能扭轉。

三天后，中原戰(zhàn)場上的炮火，替這份“軍令狀”做了注腳。六縱與兄弟部隊一同圍殲整三師，作戰(zhàn)極其激烈，但最終勝出。這一仗，把大批武器裝備握在了人民軍隊手里，也讓蔣介石的“中原會戰(zhàn)”計劃遭到沉重打擊。

三、“撒山攻城”與李德生的“刀劈三關”

時間到了1948年夏，中原解放戰(zhàn)爭已經(jīng)進入關鍵階段。7月2日，中原軍區(qū)發(fā)起襄樊戰(zhàn)役，王近山率部擔任攻打襄陽的主力。

襄陽這座城，自古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城北、城東緊靠漢水，形成天然屏障；城南、西側又有鳳凰山、羊山等高地相連，地勢險要。國民黨守軍在這里重兵構筑工事，城墻以石為主，高約三丈、寬約二丈，在老百姓眼中，簡直就是鐵桶一般的“鐵襄陽”。

接到任務后，王近山整整一個上午關在屋里，盯著地圖不出門。歷史上，歷次攻打襄陽，通常都是先奪外圈高地，再圍城猛攻。國民黨軍在這里也照搬這個思路，以山為依托，把工事修得密不透風。如果還按老路子走，進攻部隊就得在山地硬啃一層又一層火力點，傷亡難以預料。

反復推演后，他冒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有些“離經(jīng)叛道”的想法：不跟你爭山頭，直接“撒山攻城”，把主攻方向放在襄陽西門。這個思路，一方面避開敵人設防最重的高地，另一方面利用夜戰(zhàn)和機動，搶時間、打突然。

計劃上報后，劉伯承聽完，眼睛一亮，說：“襄陽有門了，這個王近山，腦子不糊涂?！编囆∑揭颤c頭稱贊，特別提到了他身上的兩點：一是關鍵時刻敢請戰(zhàn)，二是硬仗也講究打法，既有膽子也有腦子。

要走西門這條路，前提是打開三道重要關口：琵琶山、真武山、鐵佛寺。這三處高地互相支援，是守軍重點經(jīng)營的防線。王近山把這項最難的任務交給了十七旅旅長李德生，讓他打出一條路來。彼時的李德生不過三十出頭，卻已經(jīng)歷過多次血戰(zhàn)，是六縱里出了名的“硬茬子”。

戰(zhàn)前動員會上，王近山開門見山，列出了三項任務：俘虜一萬名敵軍、繳獲化學炮、活捉守軍司令康澤。他把話說得很直：“這三條不夠，就不能算全勝。”士兵們聽得心里直打鼓，但也明白，這不只是“喊口號”，而是對整個戰(zhàn)役目標的清晰要求。

7月9日夜，李德生率部悄然逼近敵軍外線防御圈。琵琶山是第一道坎，山勢不算最高，卻是整條防線的“眼睛”。激戰(zhàn)一夜，陣地反復爭奪，雙方都有不少傷亡。到天色微亮時，解放軍終于把旗子插在了山頭。接下來是真武山，再往后是鐵佛寺。三日之內(nèi)，十七旅硬是在槍彈雨里“刀劈三關”，把整個西線防御撕開了大口子。

山開了，城也就暴露在解放軍面前。7月15日20時30分，攻城總攻開始。襄陽守軍兩萬余人死戰(zhàn)一夜，終究抵擋不住城內(nèi)外夾擊，到次日凌晨基本崩潰。守軍司令康澤被俘，國民黨在鄂西北苦心經(jīng)營的關節(jié)點，就這樣在短時間內(nèi)失守。

襄樊戰(zhàn)役勝利后，中共中央電賀中原局和劉鄧首長，朱德元帥把這場戰(zhàn)斗稱為“小型模范戰(zhàn)役”。在當年的解放區(qū)報紙上，“六縱”“王近山”“李德生”等名字頻頻出現(xiàn)。對前線官兵而言，這些名字背后，是一座座攻下來的山、一段段炸開的城墻，更是一次次從生死線上趟過來的經(jīng)歷。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這一系列惡戰(zhàn)中，王近山和李德生之間，結下了非常特殊的戰(zhàn)場信任。多年以后，當他在病榻上虛弱地問出“誰在那邊”的時候，兒子提起的名字，其實正是當年那個在襄陽西線“刀劈三關”的旅長。

四、戰(zhàn)后人生與最后的那句話

新中國成立后，戰(zhàn)爭煙火慢慢遠去，王近山的人生卻并沒有就此變得平靜順滑。1950年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第3兵團奉命入朝作戰(zhàn)，他擔任副司令員兼原中野六縱改編而來的軍長，親身經(jīng)歷了五次戰(zhàn)役，也參與了后來上甘嶺等硬仗的組織指揮。

在戰(zhàn)場上，他依舊延續(xù)著那股“寧肯硬頂，也不服輸”的路數(shù)。朝鮮戰(zhàn)場地形復雜，美軍空中優(yōu)勢明顯，志愿軍每推進一步都極其艱難。王近山在給部隊部署任務時，總愛強調(diào)一句：“人要頂上去，陣地不能丟?！睆募t軍到解放戰(zhàn)爭，再到朝鮮，這句話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

抗美援朝結束后，他先后在北京軍區(qū)任副司令員，在公安部任副部長。很多人以為，槍聲既息，這樣一個慣于沖鋒的將軍，也會慢慢學會在辦公室里處理文件、開會、畫圈批示。但不得不說，他身上的戰(zhàn)場棱角并沒有磨平，反而在和平時期暴露出另一面。

最典型的，是他的婚姻問題。年輕時，他與韓岫巖結婚，兩人一起扛過戰(zhàn)爭歲月。到了和平年代，感情裂痕逐漸顯現(xiàn)。后來，他與韓岫巖的妹妹韓秀榮之間產(chǎn)生了感情，這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和社會觀念里，都很敏感。

關于這一段，史料中多有記載?？梢源_定的是，這件事很快傳到中央領導那里，毛澤東把問題交給劉少奇處理。戰(zhàn)友、領導輪番做工作，有的勸他“別鬧離婚”，有的委婉暗示“真離了，組織上不好辦”。有一次談話中，有人說：“就保持現(xiàn)狀，不往前走，也別往后退，這樣對誰都好。”王近山當場回絕：“我是個直的人，這個婚非離不可。組織怎么處理，都認?！?/p>

在那個年代，這樣的態(tài)度，等于主動把自己放到風口浪尖上。1964年，他與韓岫巖正式結束婚姻關系。此后的一段時間，他離開了熟悉的軍隊崗位，調(diào)往地方從事農(nóng)業(yè)戰(zhàn)線工作。對一位在部隊里打了一輩子仗的將軍來說，這種轉折不能不說有些沉重。

時間撥到1969年，中央召開“九大”前夕，已經(jīng)在農(nóng)業(yè)戰(zhàn)線工作了近十年的王近山，寫了三封信：一封給老部下、時任南京軍區(qū)裝甲兵司令員肖永銀，兩封給許世友，讓許代為轉呈，其中一封是寫給毛澤東的。信中，他表達了回到部隊效力的愿望，希望還能在軍隊里干點事情。

那段時間，許世友正在北京開會。趁著匯報的機會，他直接對毛澤東說：“主席，打仗時有兩個人很能打，現(xiàn)在日子過得都不太好，一個是王近山，一個是劉志堅，您得管一管。”這番話，說得既直又重。毛澤東聽完沒有多說，但此后相關部門開始研究他們的去向。

幾經(jīng)周折，王近山終于重返部隊，調(diào)任南京軍區(qū)副參謀長。那一年是1969年，南京盛夏悶熱，火車站月臺上擠滿了迎接的人。肖永銀、尤太忠、吳仕宏三位老部下，在站臺等了許久。列車進站后，他們看到一個中等身材的老人，提著舊木箱，另一只手拎著三只雞，神情略顯局促地走下車。三人迎上去，先是愣了一下，緊接著眼圈就紅了。

這種場景，說穿了，其實很樸素：當年的縱隊司令，回到士兵中間，身份不再那樣顯赫，氣勢卻依舊。

從1969年到1974年，他在南京軍區(qū)工作，日常事務繁雜，卻依舊保持著習慣的作風：說話直，安排任務不繞彎，有時也免不了得罪人。1974年11月，他突然咳血，被送進醫(yī)院檢查，很快確診為胃癌。那時他才五十九歲，正是一個將領經(jīng)驗最豐富、精力還算充沛的年紀。

住院期間，很多老部下和戰(zhàn)友前來探望。有的問他：“老王，后悔不？”他擺擺手：“哪條路不是自己走的？”這話聽上去有點硬，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這就是他一貫的性格——事情過去了，就不再多解釋。

病情惡化到后期，他已很難長時間清醒。偶爾醒來，也會本能地問一句：“現(xiàn)在敵人在哪？咱部隊怎么樣？”旁邊的醫(yī)生、護士聽了都有些發(fā)愣。對他來說，“有沒有敵人”“部隊在不在狀態(tài)”，似乎一直是放不下的心結。

臨終前那天，他的二兒子俯在他耳邊，輕聲回答：“那邊是李德生叔叔?！崩先速M力地眨了眨眼睛，嗓子里發(fā)出一句已經(jīng)接近嘶吼的低語：“李德生上去，我就放心了?！闭f完，他的呼吸慢慢變得微弱。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在南京逝世，終年63歲。1992年3月，軍事科學院編印紀念文集，鄧小平親筆題寫“一代戰(zhàn)將”四字，江澤民也為他寫下“杰出的戰(zhàn)將，人民的功臣”。這些評價，來自戰(zhàn)友，也來自后來的領導，既是對他戰(zhàn)功的肯定，也是對他那種“寧肯硬頂也不服輸”性格的注腳。

試想一下，從1930年黃安參軍算起，他在槍火中度過的時間，超過二十年。紅軍長征中的天全、江油，抗戰(zhàn)時期的太岳伏擊，解放戰(zhàn)爭時的中原決戰(zhàn)和襄樊一役，再到朝鮮戰(zhàn)場的殘酷鏖戰(zhàn)，每一階段都留下了他親自參與的痕跡。個人生活中的起伏、人際關系里的碰撞，并沒有改變他在戰(zhàn)爭年代形成的那個“硬骨頭”的形象。

有些將領，晚年更愿意講道理、談經(jīng)驗；王近山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到的仍舊是“前線”“敵人”和“誰在那邊”。他嘴里的“李德生”，不僅僅是一個熟悉的名字，更是代表著一種接續(xù)——接續(xù)那一代人習慣的打仗方式、帶兵風格，以及對軍隊的信任。

也正因此，他的那句“李德生上去，我就放心了”，不僅是對晚輩將領的信賴，更是對那個戰(zhàn)火年代的一種干脆收束。對他而言，該打的仗打了，該扛的陣地扛過，該說的話也都說過，留下的，是一段被刻在戰(zhàn)史里的鋒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