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竹，臺灣。

空氣里透著一股肅殺之氣。

隨著砰的一聲悶響，一位陸軍中將倒在了血泊里，秘密行刑結(jié)束。

動手的一方，是國民黨保密局的特務(wù)；倒下的這位，來頭可不小，他曾經(jīng)是保密局前身——軍統(tǒng)局的“開山鼻祖”之一，絕對算得上元老級人物。

這事聽著挺邪乎：這不就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己人對自己人下死手嗎？

更離譜的還在后頭。

三十六年過去，到了1986年，海峽對岸經(jīng)過一番詳查，給這位被槍斃的將軍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翻案，認(rèn)定他是“起義投誠人員”。

此人名叫周偉龍。

縱觀他這輩子，說白了就是在搞兩場驚天豪賭。

第一把賭贏了，讓他從小軍官搖身一變成了特務(wù)頭子，賺得盆滿缽滿；第二把想照葫蘆畫瓢，結(jié)果輸了個底掉，連命都搭進(jìn)去了。

咱們不妨攤開來看看，他這心里的算盤，到底是怎么打的。

先把指針撥回到1949年初。

那會兒的國民黨政權(quán)，就像一艘到處漏水的爛船，眼瞅著就要沉了。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周偉龍被蔣介石從冷板凳上拉了起來，頂了個“交通部交警總局”局長的頭銜。

別看掛著“交警”的牌子，這幫人可不是站馬路吹哨子的，那是戴笠留下的看家家底——清一色的美式裝備，真打起來，戰(zhàn)斗力一點不比正規(guī)野戰(zhàn)軍差。

手握重兵，周偉龍面臨著一道生死攸關(guān)的選擇題。

路子一：死心塌地跟著老蔣去臺灣。

這算是常規(guī)操作。

畢竟官帽子是蔣介石剛給的。

可問題是，這艘船眼看保不住了。

再加上軍統(tǒng)里頭山頭林立，毛人鳳、鄭介民那幫人都虎視眈眈盯著他。

他在圈子里人緣臭得要命，外號“獨(dú)眼龍”、“周闖王”，屬于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兒。

真要跟著去了島上，寄人籬下，日子肯定不好過。

路子二：手里有槍，自己單干。

這才是周偉龍真正動的心思。

當(dāng)時老蔣第三次下野，回了老家奉化，急需警衛(wèi)部隊護(hù)駕。

手令直接發(fā)到了周偉龍桌上：調(diào)兩個最能打的交警總隊去奉化報到。

周偉龍是怎么干的？

他玩了一招“貍貓換太子”。

他把剛從淮海戰(zhàn)場撤下來、被打得稀里嘩啦的兩個殘部發(fā)去奉化應(yīng)付差事；反手把手里真正硬邦邦的主力——第7、第8總隊，悄悄調(diào)往了湖南衡陽。

為啥非要去湖南？

因為那邊坐鎮(zhèn)的是他的老上級程潛和唐生智。

這二位正琢磨著起義投誠呢。

周偉龍的小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手里有兵，腰里有錢（他把大筆軍費(fèi)全換成了幾百根黃燦燦的金條），到了湖南往程潛那邊一靠，怎么著也能混個“兵團(tuán)司令”當(dāng)當(dāng)。

這就是他給新政權(quán)遞的投名狀。

這賬算得看似滴水不漏。

可偏偏他漏算了一個要命的變數(shù)：對手的段位。

在暗處盯著他的，是毛人鳳和毛森，江湖人稱“二毛”。

周偉龍這事辦得太糙了。

他一邊公然抗命，不聽蔣介石調(diào)遣，把湯恩伯讓他守京滬鐵路的命令當(dāng)耳旁風(fēng)（只搭了個空架子糊弄）；一邊還要大搖大擺跑去上海坐飛機(jī)，甚至臨走前，還特意跑去毛人鳳家里“辭行”。

這種操作，簡直就是把腦袋伸到了鍘刀底下。

1949年2月6日晚上，毛森揣著湯恩伯的手令，就坐在毛人鳳家客廳里守株待兔。

周偉龍前腳剛進(jìn)門，后腳就被按住了。

幾乎是前后腳的功夫，他派去湖南打前站的兩個親信總隊長鄧季之、李雪華，也在浙江金華車站被截住了。

毛人鳳給上面的報告里，話說得那叫一個狠：“真沒想到軍統(tǒng)的開山元勛也要投共…

必須馬上抓人，才能保住戴老板留下的這點家底?！?/p>

那一晚，周偉龍的“二次創(chuàng)業(yè)”徹底崩盤。

二、1929年的那場“完美背叛”

周偉龍哪來的膽子在1949年玩這么大？

因為二十年前，他嘗過一次甜頭，那是真甜。

1929年12月，也是這么個冷得刺骨的冬天。

那時候局勢是“蔣唐戰(zhàn)爭”。

唐生智通電反蔣，湘軍勢頭正猛。

唐生智突然發(fā)了一道懸賞令：花十萬大洋，買一個叫“江漢清”的記者的腦袋。

這個“江漢清”，其實就是戴笠。

那會兒他還不是后來那個讓人聽了名字就哆嗦的特務(wù)王，只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的一個小少校參謀。

他跑到唐生智的后方搞策反，結(jié)果演砸了，在河南信陽被扣住了。

抓他的人，正是唐生智手下的憲兵營長，周偉龍。

這時候，命運(yùn)的輪盤轉(zhuǎn)到了周偉龍手里。

擺在他面前的，也是兩筆賬：

第一筆：宰了戴笠。

立馬進(jìn)賬十萬現(xiàn)大洋，在唐生智面前立一大功。

可唐生智反蔣能成嗎？

那是沒影的事。

再說，這錢也就是一錘子買賣。

第二筆：放了戴笠。

這就很有意思了。

周偉龍是黃埔四期畢業(yè)，戴笠也是黃埔出來的（雖然是六期，但這層同學(xué)關(guān)系那是硬通貨）。

如果放了戴笠，那就是賣了蔣介石一個天大的人情。

戴笠那張嘴，那是出了名的能把死人說活。

在周偉龍的大營里，戴笠憑著三寸不爛之舌，硬是把這位“學(xué)長”給說服了。

結(jié)局大伙都知道了：周偉龍不光沒要那十萬大洋，反手就把老長官唐生智給賣了，親自護(hù)送戴笠逃出信陽，一路狂奔到南京投奔蔣介石。

這筆“風(fēng)險投資”，回報率高得嚇人。

沒過多久，唐生智兵敗下野。

而周偉龍因為這次“提前站隊”和救命之恩，成了戴笠的鐵桿兄弟。

1930年，他入選“十人團(tuán)”，這是軍統(tǒng)最早的胚子；

1932年，他出任復(fù)興社特務(wù)處上海區(qū)區(qū)長，連后來大名鼎鼎的沈醉，當(dāng)時被他罵得狗血噴頭連個屁都不敢放；

抗戰(zhàn)期間，他更是坐上了“忠義救國軍”總指揮的交椅。

只要戴笠還有一口氣在，周偉龍在軍統(tǒng)內(nèi)部那就是橫著走，誰敢惹？

那一次“背叛”，保了他二十年的榮華富貴。

既然1929年賭贏了，咋到了1949年就輸?shù)眠@么慘？

表面看是時局變了，實際上是性格惹的禍。

史料里寫著，周偉龍瞎了一只眼，人送外號“獨(dú)眼龍”，性子狂傲自負(fù)，做事從來不計后果。

戴笠活著的時候，既能壓得住他，也能罩得住他。

戴笠一死（1946年），周偉龍的日子立馬不好過了。

軍統(tǒng)改組后的“交警總局”，按理說該是他這個長期帶兵的人接手，結(jié)果上面只給了他一個閑差：“國防部監(jiān)察局中將監(jiān)察官”。

這讓過慣了呼風(fēng)喚雨日子的周偉龍心里極度不平衡。

他覺得自己那是人走茶涼，被邊緣化了。

所以，當(dāng)1948年老蔣因為前任局長打仗太爛，重新想起周偉龍，讓他接手交警總局時，他腦子里想的不是怎么報效，而是怎么把這支部隊變成自己的私產(chǎn)。

他太迷信自己的操作手段，以為還能像1929年那樣，在兩大勢力之間左右逢源，最后跳到贏家那一邊。

但他忘了，1929年他面對的是還在成長期、急需人才的蔣介石和戴笠；而1949年他面對的，是殺紅了眼、正在清理門戶的毛人鳳。

毛森在搜查周偉龍下榻的國際飯店時，搜出了全部印信和幾百根金條。

這些金條，成了他“圖謀不軌”的鐵證。

緊接著，新任交警總局長馬志超惡狠狠地宣布：“周偉龍圖謀不軌，叛變投敵，已經(jīng)被拿下了！”

周偉龍被押到臺灣后，并沒有立馬吃槍子，而是被關(guān)了一年多。

一直拖到上海解放前夕，也許是老蔣覺得留著他也無用了，也許是恨透了他的背叛，最終在死刑判決書上畫了圈。

對于周偉龍來說，這或許是最大的諷刺：他這輩子最成功的一把梭哈，是救了特務(wù)頭子戴笠；而他最后腦袋搬家，卻是因為特務(wù)系統(tǒng)清理門戶。

如果他當(dāng)時沒有去毛人鳳家“拜訪”，如果他直接帶兵去湖南而不是在上海逗留，歷史會不會改寫？

很難說。

因為交警部隊畢竟是特務(wù)武裝，腦子里的筋極其頑固，就算拉到湖南，這幫大兵肯不肯跟著他起義，還是個未知數(shù)。

1986年，在唐生明（唐生智的親弟弟，也是周偉龍的同學(xué)）等人的提請下，這段歷史公案才算蓋棺定論。

那個當(dāng)年背叛了唐家兄弟、投靠蔣介石的人，最后又因為試圖投靠唐家兄弟、背叛蔣介石而死。

這筆賬，終究是算不過老天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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