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項立剛與胡錫進爭論起來了，2月14日，項立剛的《答胡（2）：對中華文明的信心是胡錫進和我的根本分歧》出爐，看了之后覺得很多謬誤。

項立剛二答胡錫進的文章，表面上是在談“中華文明的信心”，實際上卻是一場典型的宏大敘事表演，他用“實踐派”與“嘴炮派”的二元對立，把一部復雜的中國近現代史簡化成了粗糙的街頭劇本，再用“祖先的積累”“文明的力量”這類大詞，把具體問題統(tǒng)統(tǒng)掃地出門，這種以宏大敘事掩蓋專業(yè)討論、以扣帽子替代具體分析的文風，不僅是思維的懶惰，更是一種危險的煽情。

首先，項立剛對歷史的切割堪稱粗暴，他將1840年以來的知識分子分為“摸索著讓中國走向穩(wěn)定”的實踐派和“幻想從國外引進制度”的嘴炮派，按這個分法，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全都被歸入了“攻擊祖先、否定文化、想廢除漢字”的那一堆。這種劃分不僅無視基本史實，更暴露了他對“實踐”二字的狹隘理解，難道只有修鐵路、辦工廠叫實踐？啟蒙思想、革新教育、引入德先生賽先生，就不是救國的實踐？錢玄同研究文字改革一輩子，其成果后來被簡化字方案吸收，這叫“不做實事”？項立剛把思想文化領域的探索統(tǒng)統(tǒng)打入另冊，不過是為了豎起一個“嘴炮派”的稻草人，方便自己上去踩兩腳。

其次，項立剛那套“覺醒敘事”充滿了自我戲劇化，他聲稱自己進了通信行業(yè)，看到華為中興打敗外國企業(yè)，才痛苦地領悟到“中國強大的根源是文明的力量，是祖先的積累”。且不說他作為觀察家而非工程師，這種“目睹”算不算實踐本身就存疑；更關鍵的是，他把自己曾經的“不相信中華文明”推己及人，硬說大家都曾覺得“西方人種更高級”，這究竟是在總結時代，還是在展覽自己當年的自卑？

更荒唐的是，他把通信業(yè)的成功直接等同于“中華文明比西方完善”，從商鞅變法一路跳到5G領先，這種跨越兩千年的邏輯跳躍，恰恰回避了最核心的問題，華為的成功到底是因為祖先強大，還是因為引入了現代企業(yè)制度、參與了全球化分工、抓住了信息技術革命的機會窗？項立剛把復雜的經濟技術問題打包塞進“文明”這個黑箱，等于拒絕了一切具體分析。

再看他對法律問題的處理，項立剛的原罪，在于他根本不想討論法律本身，他不談某個法條是否合理，不談某個判決是否公正，只談“三外人員”——家人在外、利益在外、經費在外。這是典型的身份政治，用出身代替論證，用立場頂替邏輯，按這個標準，錢學森當年在美國搞研究，算不算“利益在外”？魯迅留學日本，算不算“國外培養(yǎng)”？

胡錫進批評他時，特意舉了合同法借鑒德國經驗、梁慧星等學者做出貢獻的例子，但項立剛根本不接招，因為他要的不是對話，而是站隊，他把“程序正義”直接定性為“西方意識形態(tài)滲透”，卻不知道“程序正義”本就是中國古代“聽獄必兩辭”的延伸，這才是真正的不讀歷史。

最令人警惕的，是項立剛這套話語的殺傷力，他用“中華文明信心”這種無人能反對的大旗，把所有不同意見都打成“對西方神往”“內心無奈做中國人”，在這種敘事里，留學是有原罪的，國際交流是可疑的，專業(yè)精神是虛偽的。他不需要舉證，不需要說理，只需要不停地扣帽子，你是“嘴炮派”，你“心如刀絞”，你“想放棄自己的文化”。這種話術一旦泛濫，理性討論的空間就會被徹底擠占，你說法律需要完善，他說你不信中華文明；你說程序需要正義，他說你要和西方接軌。

項立剛的信心，說到底是一種廉價的自信，不需要了解歷史，不需要分析現實，只要把祖先搬出來，把文明舉起來，把所有復雜問題都裝進“我們最強大”的麻袋里。但這種虛空樓閣，立得越高，摔得越慘。真正的文明自信，恰恰要建立在知彼知己、實事求是的基礎上，而不是靠給不同意見者扣上“嘴炮”的帽子、靠把專業(yè)討論淹沒在宏大敘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