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陜北發(fā)生了一場不小的風(fēng)波。

事情火燒眉毛，陳正人拍出一張?zhí)帥Q令：359旅兩個搞后勤的，必須馬上斃了。

理由硬邦邦：這倆人在延長縣跟地方武裝干仗，還開了槍。

那會兒，破壞軍民團結(jié)是捅破天的大禍，西北局為了平息老百姓的怒火，打算下重手——拿人頭立威。

“沒我簽字，誰也不許動人?！?/strong>

陳正人急赤白臉：“這可是上面的決定！”

我是管軍法的，沒查清楚就殺頭，這筆我不落。”

這事兒就有意思了。

要搞懂這個，得看看當時的背景。

那年月，邊區(qū)窮得掉渣。

王震帶著359旅主力在南泥灣刨土，就是為了在那窮溝溝里找口飯吃。

后勤的人出去買東西，跟地方上的縣大隊做買賣，因為斤兩價錢拌嘴，那是家常便飯。

但這回鬧大了，吵到了縣政府大院，還動了家伙。

兩顆槍子兒釘在墻上，雖說沒見紅，可性質(zhì)變味了。

西北局那邊想得簡單直接：你是穿軍裝的正規(guī)軍，他是地方土槍隊；你是黨帶的兵，他是老百姓的孩子。

只要槍一響，就是欺負人。

為了穩(wěn)住邊區(qū)局勢，必須快刀斬亂麻。

這筆賬，算的是“政治分”。

作為留守兵團的大管家，他桌上擺著兩份報告。

一份是西北局送來的，咬定軍官先動粗；另一份是359旅呈上來的，說是縣大隊先挑事。

這就成了說不清的“無頭案”。

照西北局的意思辦，腦袋一掉，民憤平了，皆大歡喜。

代價就是兩名可能冤枉的干部。

換個圓滑點的，估計就順坡下驢了。

畢竟，誰樂意為了兩個下級跟組織部長硬頂？

官司一直打到毛主席和朱老總那兒。

主席發(fā)話了：查到底，拿證據(jù)說話。

到了地頭，兩邊還在扯皮。

西北局的人先入為主，認定是359旅那幫大老粗惹禍。

縣大隊也一口咬死：八路軍先摟的火。

他不聽嘴皮子官司，只盯著墻看。

墻上有倆彈眼。

門道出來了：359旅用的是駁殼槍，縣大隊使的是老套筒步槍。

結(jié)果出來，大伙兒都閉嘴了。

步槍勁兒大，鉆出的洞粗大還不平整，周圍墻皮炸裂；駁殼槍子彈初速慢，鉆出的眼兒小還光滑。

對照墻上原本那倆窟窿——大且粗糙。

證據(jù)鏈扣死了：先開火的不是359旅的干部，而是縣大隊的人。

真相擺在眼前：是縣大隊爭執(zhí)中先動的手，359旅的干部在被人打黑槍的情況下，忍耐力驚人，硬是沒還手，否則憑駁殼槍的近戰(zhàn)連發(fā)火力，縣政府大院早躺下一片了。

既然是縣大隊先挑事，“仗勢欺人”的罪名就不攻自破。

真相大白，縣大隊承認了瞎編。

陳正人雖說臉上掛不住，倒也敞亮，當場賠禮。

兩條命，算是搶回來了。

這個廣西漢子，骨子里有股近乎偏執(zhí)的“牛勁”。

他在紅軍那會兒就是個另類。

長征路上，旁人都扔?xùn)|西輕裝，他背著書走。

這種“書呆子”氣，讓他辦事不論人情，只認死理。

早在抗大當政治部主任那會兒，他就跟毛主席“頂”過一回。

結(jié)果沒過多久，有個身經(jīng)百戰(zhàn)的干部學(xué)員跟個女學(xué)員好上了，甚至結(jié)了婚。

按紀律，女學(xué)員挨了處分。

主席覺得不夠，要把那個干部降職使用，殺一儆百。

主席不樂意：知法犯法，憑啥不處分？

但這名干部是帶職上學(xué)的“老兵”，在原部隊就有資格成家。

規(guī)矩里沒說“干部”不能談，法無禁止即可行。

如果是學(xué)生，搞對象耽誤學(xué)習(xí)，該禁。

但人家是老革命，又是干部，雖說在讀書，但身份不一樣。

這邏輯硬得像塊鐵板。

最后，那個干部沒降職。

他不看對方官多大，也不管“政治影響”多壞，他只認最根本的“事實”和“規(guī)矩”。

在那個熱血沸騰、有時甚至有點狂熱的歲月里，這種冷靜到近乎冷酷的理性，其實是一層極難得的保護甲。

要是1941年他稍微松個口，那兩個干部就成了冤死鬼。

這不光是兩條命的事兒，更是以后遇到軍地摩擦怎么判的標桿。

要是“誰鬧誰有理”成了潛規(guī)則，那部隊的紀律和心氣兒才真完了。

離開延安后，他去了東北，那是真正的絞肉機。

他是塔山阻擊戰(zhàn)的指揮員之一，那是遼沈戰(zhàn)役最慘烈的一環(huán)。

你要是去復(fù)盤塔山阻擊戰(zhàn)，會發(fā)現(xiàn)那種“死守不退”的韌勁，跟他在延安“死頂不簽”的勁頭，其實是一碼事。

這種“軸”，在那個年代，叫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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