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那邊的高官錢大鈞和共產(chǎn)黨將領(lǐng)陳賡，兩人本來是黃埔軍校的師生關(guān)系，因彼時國共處于對立局面，二人遂成針鋒相對的死對頭。可在1933年那會兒，錢大鈞在火車上碰見陳賡，非但未將其抓捕，反而贈予盤纏，使其得以安然離去。

當副官詢問時，錢大鈞便拋出這樣一句話：“我怎敢動他一根毫毛？”此事聽來宛如傳奇一般，但實際上卻是確鑿無疑的史實，其背后隱匿著黃埔系的諸多恩恩怨怨以及復雜的政治算計。

錢大鈞于1893年出生在江蘇吳縣的一戶商人家庭。1909年，他成功考入南京陸軍小學堂，自此開啟了他的軍旅生涯。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他毅然投身行伍，追隨革命軍投身革命事業(yè)。民國成立之后，他持續(xù)研習軍事知識。1913年，二次革命不幸失敗，他只好返回故鄉(xiāng)暫避鋒芒。1914年，他遠渡重洋前往日本留學，并加入了孫中山先生所領(lǐng)導的中華革命黨。

陳賡1903年生在湖南湘鄉(xiāng)軍人家庭，爺爺是湘軍將領(lǐng)，1916年投軍，當兵參加軍閥戰(zhàn)，到1921年厭倦，脫離部隊讀書，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轉(zhuǎn)中共黨員。1923年去廣州，本想進講武學校，結(jié)果并入黃埔。

1933年春，陳賡剛從南京監(jiān)獄脫險，組織讓他去江西瑞金中央蘇區(qū)。他化裝成商人，從上海坐火車北上。那時候國民黨搜捕共產(chǎn)黨人嚴，火車站到處是檢查。錢大鈞那時是國民黨軍長，正奉命去江西圍剿紅軍，也坐同一趟火車。

錢大鈞在黃埔教過陳賡，對他印象深，一眼認出。按理，陳賡是通緝犯，蔣介石懸賞十萬銀元抓他，錢大鈞抓了能立大功。但錢沒抓，而是請陳賡到高級包廂聊黃埔舊事。聊完，錢大鈞給陳賡幾百大洋當路費，讓他繼續(xù)走。

陳賡就這樣平安到蘇區(qū)。副官不明白，問為啥不抓，還送錢。錢大鈞說，我敢動他一根毫毛嗎？這事兒在史料里多處提到，比如陳賡傳記和國民黨回憶。

錢大鈞何以有如此舉動呢？這需從1925年的東征之事談起。是年，國民黨興兵東征，討伐陳炯明。期間，蔣介石的指揮部不幸陷入敵軍包圍，警衛(wèi)部隊一時陷入混亂。錢大鈞身為侍衛(wèi)長，本肩負保護之責，卻未能守于蔣介石身旁。蔣差點被俘，是陳賡沖上去，陳賡背負著蔣介石沖出火線，在槍林彈雨之中成功脫險。事后，蔣介石勃然大怒，欲追究錢大鈞失職之責，錢大鈞險些被處以槍決。

陳賡站出來，說當時局勢亂，錢大鈞已然竭盡全力，遂為其求情。蔣介石念及此人曾有救命之恩，便寬宥了錢大鈞。所以錢大鈞欠陳賡兩條情：間接救自己，還救蔣。黃埔系將領(lǐng)都知道這事兒，陳賡在他們眼里是救主的人，抓他等于得罪整個黃埔圈。

彼時，盡管國共兩黨處于對立狀態(tài)，但黃埔?guī)熒g的情誼仍有留存，許多人私下里依舊念及舊日情分。錢大鈞工于算計，善于權(quán)衡利弊。抓陳賡表面功勞大，倘若執(zhí)意而為，必將引發(fā)黃埔校友之不滿，屆時蔣介石亦會陷入兩難境地，難以妥善處置。畢竟他念及舊日恩情，極有可能將人釋放，如此一來，錢大鈞不僅會竹籃打水一場空，還極有可能無端背負罪責。

反之，若不予抓捕，將人放走，給其留下情面，日后或許還能有所助益。在那個時代，于軍界之中，人脈資源有時遠比個人立場更為重要。

事件后，陳賡到蘇區(qū)，繼續(xù)軍旅。1934年長征，指揮部隊渡河，組織偵察。抗日時在太行建根據(jù)地，打日軍。解放戰(zhàn)爭期間，其擔任兵團司令，參與了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等重大戰(zhàn)事。1949年之后，出任軍區(qū)司令，后擔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積極推動軍工事業(yè)的發(fā)展。

錢大鈞持續(xù)效力于國民黨軍隊，自1935年起參與對紅軍的圍剿行動。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擔任集團軍總司令一職，積極投身抗擊日軍的戰(zhàn)斗。1949年，隨著國民黨在大陸的失利，他敗退至臺灣，擔任一些閑職，同時致力于體育與航空相關(guān)事務(wù)。

二人的人生軌跡自此分道揚鑣，然而，他們那次的相遇卻成為了歷史長河中的一個獨特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