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本學術期刊超過一半的論文都引用同一個人，這意味著什么？

近日，一本由國際知名出版商Wiley旗下的旅游學期刊，陷入了一場的引用爭議。

這場風波的導火索，是一位來自意大利的學者。他的一篇論文經(jīng)過長達18個月的漫長等待后，最終被拒稿。一氣之下，他向期刊全體編委會發(fā)出了一封憤怒的郵件，并在其中用粗體字寫下了一句尖刻的猜測：

“也許，如果我引用了主編的幾篇論文，我的待遇會好一些。”

這位發(fā)郵件的學者是意大利錫耶納大學的薩爾瓦托雷·比蒙特。他投稿的期刊是《國際旅游研究雜志》（IJTR），一本由知名學術出版商Wiley發(fā)行的旅游學領域的國際期刊。

比蒙特的遭遇確實令人同情：

投稿后，等待同行評議超過一年；

好不容易提交修改稿，又被告知主編在“積極處理”，一等又是好幾個月；

18個月后，等來的卻是拒稿通知。

拒稿理由包括：主題“不太適合”本刊、論文形式不符合案例研究要求等等。

對于一個學者來說，18個月的等待換來的卻是這樣的結果，確實令人沮喪。于是，他一怒之下將這封充滿情緒的郵件群發(fā)給了全體編委會成員。

但誰也沒想到，這封郵件的殺傷力如此之大。兩天后，期刊的一位副主編——烏拉圭共和國大學的經(jīng)濟學家胡安·加布里埃爾·布里達——直接辭職了。

驚人的數(shù)據(jù)：超半數(shù)論文引用主編

布里達為什么辭職？因為他早就對這個期刊的“管理混亂”感到不滿。而比蒙特的郵件，讓他看到了更深層的問題。

布里達離職后，一直致力于追蹤學術撤稿和不當行為的網(wǎng)站Retraction Watch介入調(diào)查，結果挖出了一個驚人的數(shù)據(jù)。

該期刊的主編是蒂莫西·李，澳門科技大學教授。根據(jù)他的個人宣傳，他是2025年全球頂尖被引研究者之一，在谷歌學術的“健康與 wellness”類別中引用率排名第一，同時擔任12本學術期刊的編委。

在2023年5月李教授接任主編之前，他的論文在這個期刊上被引用的次數(shù)并不多，只是零星出現(xiàn)。

但在他上任之后，情況發(fā)生了劇變。

Retraction Watch 對科睿唯安Web of Science數(shù)據(jù)的分析顯示：

2024年，該期刊發(fā)表的186篇論文中，有134篇引用了李教授的研究，占比高達近四分之三（約74%）。

這種趨勢一直持續(xù)到2025年和今年。

剔除自引后，從2024年至今，該期刊發(fā)表的論文中，仍有高達55%的論文引用了李教授的研究。

這是什么概念？另一位來自錫耶納大學、研究出版指標的學者阿爾貝托·巴奇尼直言：這個數(shù)字“令人震驚”。他表示，從未在任何其他期刊看到過類似的引用模式。

主編的解釋：“我沒有讓他們引”

面對質(zhì)疑，李教授最初對Retraction Watch表示，期刊數(shù)據(jù)“不穩(wěn)定、不可靠”，“不要基于短時間內(nèi)的主觀樣本來判斷數(shù)字”。

但當對方將完整的數(shù)據(jù)分析發(fā)給他后，他給出了另一種解釋：

中國學者的“迷信”：過去兩三年，該期刊一半的投稿來自中國。李教授稱，雖然他從未在講座中要求大家引用，但“許多中國研究人員中流傳著一個強烈的迷信：要想論文被接受，就必須引用期刊主編的論文”。

個人效率高：對于副主編的辭職，李教授表示他們各有原因，“他們沒我快，這個月我正在親自處理很多論文”。他還透露計劃再招募5名新的副主編，屆時將實現(xiàn)“非常好的團隊合作與和諧”。

系統(tǒng)升級導致延遲：過去一年投稿系統(tǒng)更換導致流程延誤，且投稿量三年內(nèi)幾乎翻了三倍。

然而，數(shù)據(jù)似乎并不完全支持“這是中國學者的迷信”這一說法。

Web of Science數(shù)據(jù)顯示，引用李教授論文的作者確實很多在中國，甚至包括他本校的師生。但統(tǒng)計顯示，從2024年至今，在218篇引用他論文的文章中，有107篇（占比49%）沒有任何中國作者。

這些作者來自韓國、美國、馬來西亞、英國、土耳其等多個國家。

巴奇尼教授指出，無論這些引文來自哪里，最終的受益者都是主編本人，因為所有引用都指向了他的研究成果，無論發(fā)表在哪里。這會直接推高他的引用指標。

他還指出，雖然沒證據(jù)表明李教授強迫任何人引用，但這種證據(jù)“幾乎不可能獲得，因為同行評議是完全保密的過程。除非作者自己站出來說受到了壓力，否則學術界只能蒙在鼓里”。

出版商回應：已引入額外篩查

面對這場愈演愈烈的風波，Wiley的一位發(fā)言人向Retraction Watch表示，出版商已經(jīng)了解到對IJTR期刊引用模式的擔憂。

發(fā)言人透露，Wiley已“在該期刊中引入了一層額外的篩查環(huán)節(jié)，以在論文發(fā)表前進行評估”，并表示“正在與主編密切合作，確保遵循最佳實踐”。

澳門科技大學的“宏偉目標”

根據(jù)澳門科技大學在李教授上任時發(fā)布的一份新聞稿，這位主編的“既定目標”是：“在三年內(nèi)將該期刊的排名提升至JCR Q1區(qū)，影響因子超過10?！?/strong>

為了實現(xiàn)這個目標，新聞稿中明確寫道，李教授“鼓勵澳門科技大學酒店與旅游管理學院師生在學術著作中盡可能廣泛地引用IJTR文章，并向全球同事和學生推廣該期刊”。

這或許解釋了為什么大量來自澳門科技大學的論文在引用該期刊——當然也包括主編本人的論文。

“這套體系已經(jīng)把編委會——尤其是主編——的角色，從學術共同體的守門人，轉(zhuǎn)變成了出版商的運營者，他們因為能提高期刊的量化指標而獲得回報。”

當影響因子、引用量、期刊分區(qū)成為衡量一切的金標準，當主編的考核目標是“三年內(nèi)讓影響因子突破10”，這種“全員引用主編”的荒誕景象，或許只是這個病態(tài)評價體系下的必然產(chǎn)物。

報道鏈接：

https://retractionwatch.com/2026/02/26/exclusive-unrest-at-wiley-journal-whose-eic-is-cited-in-more-than-half-of-its-pap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