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在日本社會的公共討論中，“外國人增加是否導致治安惡化”，早已不只是一個治安問題，更被不斷放大為一個情緒議題、政治議題乃至社會認同議題。然而，日本共同社2月28日披露的一組數(shù)據(jù)，卻像一盆冷水，澆在了那些日漸高漲的“體感治安惡化論”之上。

根據(jù)日本警察廳的統(tǒng)計，在2021年至2025年的五年間，日本被檢舉的外國人犯罪人數(shù)為56706人，相較2001年至2005年的93899人高峰，減少了大約四成。與此同時，日本在留外國人數(shù)量卻從201萬人增加到395萬人，幾乎翻倍。這一“人數(shù)增加、犯罪比例下降”的反向變化，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強有力的現(xiàn)實回應——至少從統(tǒng)計意義上講，“外國人增加=治安惡化”的邏輯，并不成立。

問題的關鍵在于，日本社會當前所面對的，并不是“治安惡化的事實”，而是“治安焦慮的擴散”。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日本長期以“安全社會”自居，這種認知在戰(zhàn)后幾十年的經濟增長與社會穩(wěn)定中逐漸固化。一旦社會結構發(fā)生變化，例如外國勞動力增加、技能實習制度擴大、留學生數(shù)量上升等，公眾的安全感便會出現(xiàn)微妙動搖。換言之，“外國人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承載了日本社會對自身結構轉型的不安。

其次，社交媒體的放大效應，使個別案件迅速被標簽化、情緒化。一個涉及外國人的刑事案件，很容易在網絡空間被無限放大，甚至被演繹為“群體性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個案”被誤讀為“趨勢”，“印象”取代了“數(shù)據(jù)”，“情緒”壓倒了“理性”。正如本次統(tǒng)計所揭示的那樣，真正需要警惕的，或許并不是犯罪本身，而是對犯罪的認知偏差。

再從結構上看，外國人犯罪的構成也值得細讀。數(shù)據(jù)顯示，在刑法犯罪中，大約六成為盜竊，而在特別法犯罪中，大約五成為非法滯留。這意味著，相當一部分所謂“外國人犯罪”，并非暴力性或惡性犯罪，而是與生存狀態(tài)、身份管理相關的“邊緣性違法”。這背后折射出的，是日本在引進外國勞動力的同時，其相關運作系統(tǒng)仍存在制度性張力：一方面需要勞動力補充，另一方面卻在身份管理、社會融入等方面準備不足。

日本如果不對制度本身進行反思，僅僅把問題歸咎于“外國人”，不僅無助于改善治安，反而可能掩蓋更深層的結構性矛盾。

當然，也不能因此簡單地得出“問題不存在”的結論。數(shù)據(jù)顯示，2025年被檢舉人數(shù)為12777人，同比上升5.0%，已連續(xù)三年增長。這一變化提醒人們，在疫情因素消退之后，社會流動恢復，相關違法行為有所反彈，是一種可以理解的現(xiàn)象。但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增長仍然遠低于外國人口的增幅，其相對比例依然處于下降通道之中。

因此，面對這一議題，日本社會需要完成一次“認知的再校準”。

第一，要從“感受治安”回歸“數(shù)據(jù)治安”。在政策制定與輿論引導中，應更多依賴統(tǒng)計與實證，而非個案驅動的情緒判斷。

第二，要從“國籍視角”轉向“行為視角”。犯罪就是犯罪，應依法處理，但不應因行為主體的國籍而泛化為群體標簽。否則，既損害社會公平，也可能加劇對立情緒。

第三，要從“排斥邏輯”轉向“治理邏輯”。隨著少子高齡化加劇，日本對外國勞動力的依賴將持續(xù)上升。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完善相關運作系統(tǒng)，提高社會融入水平，減少制度性灰色地帶，才是降低違法行為的根本路徑。

歸根結底，這一組看似“普通”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實際上觸及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一個正在發(fā)生結構性變化的社會中，是讓情緒主導判斷，還是讓理性引導選擇。

數(shù)據(jù)已經給出了方向，但是否愿意承認這一方向，則考驗著一個社會的成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