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鵬/文

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繼續(xù)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靈活高效運用降準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把促進經濟穩(wěn)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為實體經濟發(fā)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huán)境。在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經濟主題記者會上，中國央行行長潘功勝亦表示，將根據經濟金融形勢的變化和宏觀經濟運行情況，引導和調控好利率水平，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低位運行。

這無疑向市場傳遞了清晰的降準降息信號，也點燃了市場對于貨幣政策進一步發(fā)力，特別是降息的期待?；仡欉^去幾年，央行的降息操作讓實體經濟切實感受到了政策的“溫度”。自2024年至今，1年期和5年期以上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已分別累計下調45個基點、70個基點至3.0%、3.5%，使得企業(yè)平均融資成本和居民房貸利率從高位明顯回落。

然而，在政策暖意之外，我們也應看到，當前的經濟肌體需要更強有力的“活血化瘀”，從家庭到企業(yè)，對融資成本臺階式下降的渴求十分迫切。市場期待更大力度的降息，這也是鞏固經濟持續(xù)修復、迎接“十五五”良好開局的現實需要。

當前，微觀主體的“體感溫度”仍然偏涼。企業(yè)層面，盡管名義融資成本在下降，但考慮到物價水平和工業(yè)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負增長因素，其實際融資成本依然較高。更為關注的是，部分企業(yè)的利潤下降幅度相比融資成本降幅更大。相關數據顯示，2022年—2025年，上市公司的資產收益率均值下降到2.7%，因此從投資回報率的角度看，企業(yè)擴大再生產、新增資本開支，如果看不到未來收益預期，投資的意愿就會受到抑制。這也是民營企業(yè)投資意愿偏弱的一個重要原因。

居民層面，家庭的資產負債表依然承壓，這已成為制約內需擴大的主要瓶頸。中國央行原副行長、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胡曉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當前消費疲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房貸債務壓力過大”，居民債務中有3/4來自房貸。事實上，在房價經歷下行調整的周期里，房子資產的縮水幅度大幅超過了房貸利率的下行幅度，導致居民實際債務負擔加重。節(jié)省開支、確保月供，已成為許多家庭財務安排的首要考量，也使得“不敢消費、傾向于儲蓄”成為普遍心態(tài)。

2025年只有一次降息，幅度為10個基點。截至目前，LPR已經連續(xù)9個月“按兵不動”，市場普遍預期2026年降息幅度在10—20個基點。但這一幅度或許難以形成強烈的信號效應，來扭轉市場主體的謹慎預期。當下，常規(guī)力度的降息，其邊際效應可能已進入遞減狀態(tài)。要實現“穩(wěn)就業(yè)、穩(wěn)企業(yè)、穩(wěn)市場、穩(wěn)預期”的目標，有時需要超越市場普遍預測的、更有決斷力的政策行動，才能有效打破觀望情緒，真正激發(fā)微觀主體的行動和活力。

更大力度的降息，帶來的效應是廣泛而深遠的。大幅降息將顯著降低企業(yè)存量與新增貸款的成本，同時可能推動資產價格重估，為上市公司提供更便利的股權債權融資環(huán)境，這會直接改善企業(yè)的財務狀況，降低經營壓力，還能增加企業(yè)的資產收益和投資意愿。當資金的成本低于項目的潛在回報時，企業(yè)投資的閘門自然更容易打開，這勢必為投資“止跌回穩(wěn)”注入更多“自發(fā)的力量”。而對于居民負擔的減輕，大幅降息的效果將更為直接和普惠。債務壓力的舒緩，也是讓居民敢消費、愿消費的前提。進而，對于消費的刺激作用便會逐步顯現。

當然，實施大力度降息也需要直面銀行業(yè)的現實關切，即凈息差收窄帶來的盈利與穩(wěn)健經營壓力。銀行的反對聲音主要源于“存款剛性成本”，即貸款利率快速下行而存款成本調整相對滯后。解決這一矛盾，需要精巧的政策搭配與協(xié)同改革。例如，通過適時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向銀行體系注入長期、低成本的流動性，可以直接對沖一部分負債端成本，為銀行向實體讓利提供空間。又如，財政政策可以通過貼息等方式，或者央行通過再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分擔部分特定領域（如中小微企業(yè)、綠色產業(yè)）的融資成本，間接緩解銀行的收益壓力。畢竟，實體經濟的穩(wěn)健，才是銀行業(yè)健康發(fā)展、金融體系維持穩(wěn)定的根基。

（作者 劉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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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鵬

金融機構新聞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