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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禎帝朱由檢，在我國歷史上的歷代亡國之君中，是非常受后世輿論同情乃至贊揚的一個。不僅明朝遺民，就連清朝官方編寫的《明史》也稱頌他，“承神（宗）、熹（宗）之后，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太平”，“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蒙難而不辱其身，為亡國之義烈矣！”這樣的評價，簡直可與開國皇帝朱元璋媲美，較之商紂王、隋煬帝之流，真有天壤之別了。

看到這有些人就有點糊涂了，明亡清興，明清雙方進行了幾十年你死我活的戰(zhàn)爭，清朝官方為什么要如此頌揚死對頭明朝的皇帝呢?其實答案很簡單，清朝要讓李自成來背明朝滅亡的黑鍋，而把自己打扮成為明朝復(fù)仇的正義形象。

清王朝雖早有入主中原，定鼎北京之企圖，但捷足先登的卻是李自成率領(lǐng)的農(nóng)民軍，而且還迫使崇禎皇帝上吊自殺。于是，清朝便打著替明朝復(fù)仇，替崇禎帝復(fù)仇的旗號，從李自成手中奪得北京，進而一統(tǒng)天下。由于崇禎帝不是死于清朝之手，清朝又一再宣揚是李自成滅亡了明朝，因此他們沒有必要像歷代新王朝一樣貶低前朝亡國之君。相反，越是抬高崇禎帝的形象，越能起到團結(jié)、安撫前明官僚士紳的作用，越能顯出清朝入關(guān)“為崇禎帝復(fù)仇，討平流寇”的“偉大”，越能得出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的結(jié)論。因此，他們何樂而不為呢?

不過，崇禎皇帝真如清朝官修《明史》所說那么高大嗎？他真的是生不逢時的“悲情明君”嗎？也就說，清朝塑造的崇禎帝形象真的符合歷史事實嗎？

崇禎帝本人如果地下有知，顯然會非常認同清朝對他的這番評價。自從登基為帝后輕松消滅權(quán)傾朝野的大太監(jiān)魏忠賢，崇禎帝就對自己的“天縱英明”非常得意的。皇帝如此英明，卻內(nèi)憂外患、國事日非、遍地餓殍、兵荒馬亂，那就全該由老天爺和臣下負責(zé)。崇禎帝為此喜怒無常，對臣下懲罰嚴酷，十七年間換了五十多名宰相，死于非命的大臣難以計數(shù)。直到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跑到煤山上吊之前，還恨恨地大罵“諸臣誤朕”，自稱“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文臣個個可殺”。但對于平民百姓，據(jù)說崇禎帝給李自成留有遺言，“勿傷百姓一人”。

但是，當(dāng)時的明朝百姓對這個臨死前還掛念他們的皇帝卻并不怎樣恭維。李自成發(fā)布檄文，痛斥崇禎帝“昏主不仁，寵官官，重科第，貪稅斂，重刑罰”。張獻忠更曾布告兩湖，把崇被帝斥為“朱賊”。平民百姓更有把崇禎年號罵為“重征”，也就是征收賦稅極重。

那么，崇禎帝到底是清朝官方所說的“盛德度越千古”的英主，還是明朝百姓斥罵的“重征昏主”呢？

清朝稱頌崇禎帝英明，很重要的一點是他不像祖父萬歷帝、哥哥天啟帝那樣不理朝政，因而有“沈機獨斷”的美名。但問題是，崇禎帝虛榮心極重，一方面剛愎自用，獨斷專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擔(dān)決策的責(zé)任。他常常授意臣下提出一些擔(dān)風(fēng)險的決斷，一旦成功，自然是他的“天縱英明”，一旦出事，秉承其旨意的臣下便成了替罪羊。典型的如崇禎十五年，崇禎帝為擺脫兩面作戰(zhàn)的困境，授意兵部尚書陳新甲暗中與清議和，事泄后輿論嘩然，崇禎帝即處死陳新甲，把一切都推在他身上，并打腫臉充胖子地斷絕了和議。

由于他一貫朝令夕改，不負責(zé)任，飾非有術(shù)，諉過于人，結(jié)果把滿朝大臣都訓(xùn)練成了只唱高調(diào)而不敢提出實際建議的圓滑官僚。崇禎十七年初，崇禎眼見農(nóng)民軍逼近北京，想棄關(guān)外土地，把防御清兵的吳三桂部調(diào)來對付農(nóng)民軍，但又死要面子，于是故技重施，授意臣下提出這個建議并為他承擔(dān)責(zé)任。沒想到大臣們都學(xué)乖了，個個裝聾作啞，無人理會他的暗示。崇禎帝硬著頭皮拖了一個多月，眼看危局日近，急得像熱鍋上螞蟻，終于顧不得臉面，恨恨地把臣下痛罵一頓之后，自己做了調(diào)吳三桂入關(guān)的決定，然而這時已來不及了。

崇禎帝對臣下如此玩弄權(quán)術(shù)，怎能得到可用之才？這就難怪他覺得臣下都不可信任，明知“閹黨”可惡，還要用宦官去監(jiān)視大臣。像袁崇煥這樣的抗清名將，皇太極略施反間之計，就假崇禎帝之手把他除掉了。幸虧嘉靖、萬歷這些昏君不像崇禎帝那樣“英明”，否則戚繼光、張居正等輩能否善終也很難說了！

雖然對大臣刻薄猜忌，但崇禎愛民，倒真不只是嘴上說說，這首先表現(xiàn)在節(jié)儉。他不僅生活上節(jié)衣縮食，而且對國家經(jīng)費的開支也很“節(jié)省”。只是這種“節(jié)省”，并沒有讓老百姓享受到什么好處。崇禎二年，為“省”下幾十萬兩銀子而裁撤驛站，結(jié)果是使成千上萬的驛卒失業(yè)，被迫造反。崇禎四年，大批起義的饑民接受招安，不少官員吁請朝廷予以賑濟，“節(jié)儉”的崇禎帝扭捏著才批了十萬兩銀子，結(jié)果杯水車薪，無濟于事，受招撫的饑民在災(zāi)荒中無法求活，不得不再次“作亂”。至于克扣，拖欠軍餉造成嘩變的事，那就不勝枚舉了。

當(dāng)然，崇禎皇帝也有難處，他在位期間幾乎年年哭窮，賦稅加派一加再加，從快餓死的百姓嘴里“節(jié)省”下越來越多的錢來還不夠，又多次號召皇親國戚、勛貴大臣，要他們“急公憂國”，捐助餉銀。但他們個個叫窮，一毛不拔，崇禎帝的岳父周奎被糾纏不過，暗中向女兒周后求助，周后偷偷送他五千兩銀子，周奎不僅一錢不出，還把女兒送來的銀子扣下了兩千兩，只拿三千兩“捐”了出來。后來李自成進京，把周奎抓來“拷掠”，光現(xiàn)銀一下子就抄出來五十三萬兩！當(dāng)時貴族中像這樣要錢不要命的守財奴比比皆是。如宗室楚王、蜀王等，都是坐擁滿庫金銀于圍城之中，任憑官屬哭求，決不肯出一錢幫助守城，結(jié)果城破后人作了刀下鬼，錢財也為農(nóng)民軍所得。為什么這些貴族吝嗇到這種地步?原來他們有崇禎帝這個榜樣。

崇禎年間戶部以餉銀不濟，多次請皇帝動用“內(nèi)帑”（皇帝私人金庫），崇禎帝都苦著臉說是“帑藏如洗矣”，甚至有時還當(dāng)庭擠出眼淚來。北京城破前夕，大臣李邦華再次苦勸他說：“國都快亡了，皇上還吝惜這些身外之物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今日之危急，皇上就是盡捐內(nèi)帑，也怕來不及了！天下之大，保住它還怕沒有錢嗎?就怕它要落入他人之手了！”但是崇被帝仍然舍不得掏腰包。結(jié)果李自成進京后，繳獲的宮中“內(nèi)帑”多達白銀三千七百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兩，相當(dāng)于全國三年的田賦收入！如此“節(jié)儉”的皇帝，也真是“英明”得可以了！

雖然守財而死，但崇禎帝最終選擇與國都共存亡，是他最得明朝遺民和清朝官方頌揚的一點，也因此得到了“天子死社稷”的美譽。但實際上，崇禎帝并沒有那么強硬。早在大順農(nóng)民軍東渡黃河之初，他就想效法唐玄宗溜之大吉，并多次秘密召見主張南遷南京的大臣李明睿，商量南逃計劃。崇禎帝難得敞開心扉直言，“朕有此意已久，無人贊同，所以拖到現(xiàn)在，怎么辦呢?”這時離農(nóng)民軍攻克北京尚有兩個月之久。但是，崇禎帝這次仍想讓諸臣替自己撐面子，讓他們提出南逃建議，而大臣們偏又不敢做日后的替罪羊，唯唯諾諾，有的竟然還唱“天子守社稷”的高調(diào)，把急于逃命的崇禎帝放在火上烤。

而主張讓太子到南方“監(jiān)國”，這令人想起唐肅宗監(jiān)國后登基自立、架空父親唐玄宗的舊史，自然被崇禎所否定。到了二月間，農(nóng)民軍已經(jīng)逼近北京，崇禎帝想跑也跑不掉了。盡管如此，崇禎帝仍未放棄求生的努力，當(dāng)李自成派人勸他投降時，他始終未表示拒絕，并開了“再與他談”的手諭，讓李自成派來的代表自由上下北京城。只是由于他死要面子，遲遲下不了投降決心，結(jié)果農(nóng)民軍規(guī)定期限已到，大軍攻入內(nèi)城，崇禎帝才慌慌忙忙跑到煤山自殺了。

總之，崇被帝的真實形象實在并不像清朝官方描寫的那樣光彩。他的昏庸雖然表現(xiàn)形式與其他朝代的亡國之君有別，卻也活活地勾畫出了一幅腐朽的畫像。明朝的覆亡固然是大勢所趨，積重難返，但與崇禎的貪吝短視、昏庸無能、措置失宜也不無關(guān)系。

至于清朝愿意為崇禎帝歌功頌德，主要是因為崇禎帝是被李自成逼死的。而死于清朝之手的南明諸帝，清朝則肆意貶低，甚至干脆否定他們的皇帝身份。如果崇禎帝是被清朝軍隊所俘虜殺害，《明史》中崇禎帝的形象肯定不會如現(xiàn)在那般光彩照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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