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武二年至三年（223—224年）·鄂縣西山南麓

孫權遷都鄂、改元黃武后，東吳雖據(jù)江東，但銅料匱乏、鑄技零散，官私鏡多粗劣不堪。《古今刀劍錄》載：“黃武五年采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皆是南銅越炭作之”——可見武昌（鄂州）銅鐵資源早為孫吳所重。閔仲深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工商治縣，首復興鑄鏡，為東吳官營鑄鏡之始。

一、廣招匠師，聚西山立官坊

黃武二年春，閔仲上奏孫權：“鄂縣西近銅山，南接梁子湖，材用足；民多巧技，宜興冶鑄。請移會稽良匠，設官鏡坊，定規(guī)制、利民生、供王室。”孫權準奏，賜“武昌官冶”印綬。

閔仲遂遣吏周逵、潘六分赴中原潁川、會稽山陰，以厚祿、免役、授宅、尊匠禮招徠名匠。會稽自東漢為天下鑄鏡中心，“鮑氏、陳氏”世代為鏡師，號“大師”。此次應募而來者，有鮑唐、鮑豫（山陰鮑氏宗匠）、陳世、陳世嚴（潁川陳氏名師）、薛弘、張恭、李操等南北巧匠三百余人，攜家眷定居西山南麓（今鄂州銅鏡遺址區(qū)）。

《鄂州銅鏡》載：“孫權從公安遷鄂，從會稽、吳郡引鑄鏡師，西山南麓立官坊數(shù)十，為江南鑄鏡中心” 。閔仲劃地三百畝，筑西山官鑄鏡坊，分“采銅、煉冶、制范、鑄鏡、磨淬、驗訖”六署，設監(jiān)冶丞閔度（閔仲族弟）、匠師令鮑唐總領，漢越工匠混編，“匠有常主，技有專司” 。

二、定銅料配比，立工藝標準

此前鑄鏡銅料雜、配比亂，鏡面多暗濁易銹。閔仲與鮑唐、陳世參《考工記》“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結合武昌銅質(zhì)，定**“黃武鑄鏡法式”**：

- 銅錫鉛配比：“銅七、錫二、鉛一”，反復“幽湅三商”（熔煉九次），去雜質(zhì)、增光潤。

- 采煉規(guī)制：用樊山、汀祖銅礦（鄂州古銅遺址），越炭（會稽木炭）燒煉，“一銅六煉，色白如銀”。

- 范模工藝：以細泥范+失蠟法并用，神獸紋用失蠟，銘文方枚用泥范，“紋細如發(fā)，無有砂眼”。

- 物勒工名：每鏡必刻匠師名、紀年、產(chǎn)地、驗訖印，“鮑唐造”“陳世嚴作”“武昌元作明鏡”等，可追質(zhì)量。

時鄂城出土黃武六年鏡銘文：“會稽山陰作師鮑唐，家在武昌” ，正印證會稽匠定居鄂州、官坊規(guī)范化生產(chǎn)。

三、黃武三年，鑄造“吳王孫權鏡”

黃武三年（224年）秋九月，孫權將巡鄂，閔仲命鮑唐、陳世合鑄“吳王禮鏡”，為東吳首件官方紀念重器。

- 形制規(guī)格：徑一尺二寸（約28.8厘米），重六斤四兩（約2.4千克），圓形、圓鈕、柿蒂紋鈕座。

- 鏡背紋飾：高浮雕五段重列神獸——上段東王公、中段西王母、兩側青龍白虎、下段朱雀玄武，間綴云氣、十二辰、八卦紋，“神獸如生，云氣流轉” 。

- 銘文篆刻：外區(qū)環(huán)鑄32字篆書：“黃武三年，鄂縣造作，幽湅三商，富貴昌宜侯王，長保二親，子孫蕃昌，壽敝金石” 。內(nèi)區(qū)方枚刻“大師鮑唐、陳世監(jiān)造”“武昌官冶”印。

- 鑄造過程：“范合百遍，銅湅九次，夜觀星象，午時開范”。開范之日，“青光射日，鏡面如冰，照見須發(fā)，無有纖毫”。

此鏡獻于孫權，權嘆曰：“閔仲之冶，技奪天工，可傳后世”，命藏于武昌宮，為東吳官鏡典范。

四、官民并興，鄂州成天下鏡都

官坊既成，閔仲許民匠附籍，設樊山鏡市，官民鏡同市流通 。

- 官鏡：供王室、貴族、賞賜，如“黃龍元年孫權登基鏡”（鄂城出土）。

- 民鏡：銷荊、揚、交、廣，遠至日本。日本出土“三角緣神獸鏡”，據(jù)王仲殊考證，即鄂州鮑氏、陳氏匠所鑄 。

至黃武五年，西山官坊“歲鑄鏡萬余，稅入千萬”，鄂州與洛陽、會稽、徐州并稱全國四大鑄鏡中心 ?！秴卿洝吩疲骸拔洳R，光可以鑒，質(zhì)堅而文，天下珍之” 。

五、匠才傳承，澤被后世

閔仲設西山匠館，令鮑唐、陳世收徒傳藝，“父傳子、師傳徒、漢越共學”。山越青年雷猛、鄭宏從鮑唐學鑄鏡，后為“黃武八年鏡師”；漢匠張恭子張穆，赤烏間為“武昌尚方鏡師”。其技代代相傳，歷兩晉南朝不衰，鄂州遂成“古銅鏡之鄉(xiāng)” 。

史按：閔仲復興鑄鏡，非唯器用，更在立制度、聚匠才、通貨殖、安邊境。以工商之術興邦，以匠學之法育人，使鄂州由邊縣化為吳地工商重鎮(zhèn)，其功不在軍事之下。西山鏡坊遺址至今尚存，出土銅鏡數(shù)百，銘文歷歷，照見千年冶鑄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