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謝泳說過這樣一段話：“我對王蕓生沒有做過深入研究，但看過他一些文章和他當年為大公報所寫的社評，總得感覺是，他是一個非常有遠見和歷史感的人，他當年對中國發(fā)生的許多大事的看法和評價，是很高明的，雖然他是一個報人，但他比我們許多歷史學家要高明，比如在對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基本判斷上，郭沫若的目光與王蕓生比起來，就顯得非常短，非常局限”。

王蕓生是當年大公報的主筆，一手好文章，在他主政大公報筆政的時候，他的那些社評也很受歡迎，一時為士林所重。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起，王蕓生在重慶和上海大公報上用四天的時間連載了一篇文章《我對中國歷史的一種看法》，其中有這樣一段話：“中國歷史上打天下，爭正統(tǒng)，嚴格講來，皆是爭統(tǒng)治人民，殺人流血，根本與人民的意思不相干。勝利了的，為秦皇漢高，為唐宗宋祖；失敗了的，為項羽、為王世充竇建德。若使失敗者反為勝利者，他們也一樣高居皇位凌駕萬民，發(fā)號施令，作威作福，或者更甚。更不肖的，如石敬唐、劉豫、張邦昌之輩，勾結外援，盜賣祖國，做兒皇帝，建樹漢奸政府，劫奪權柄，以魚肉人民。這一部興衰治亂史，正如中國歷史的寫法，只看見英雄爭天下的人物，而看不見人民，至少是看不見人民意志的表現(xiàn)。事實也恰恰如此，中國過去兩千多年的歷史，所以亂多治少甚至竟無清明之治，就因為只見英雄爭，不見百姓起，人民永遠做被宰制者。今天我們應該明白這道理了，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為治，也非人民自己起來管事不足以實現(xiàn)民主?！?/strong>

這篇文章發(fā)表以后，曾受到當時左翼學者蔡尚思和周振甫的批評，但最厲害的還不是他們兩人，而是郭沫若。郭沫若當時在《周報》（四十六期）和《萌芽》（第一卷第二期）上同時刊登了《摩登唐吉訶德的一種手法》，對王蕓生的文章，進行了批評。如今郭王文章俱在，有興趣的讀者可找來一讀，看看他們兩人哪一個說的在理。

王蕓生這段話，點出了中國傳統(tǒng)王朝循環(huán)的一個尖銳本質：所謂治亂興衰、改朝換代，本質是統(tǒng)治集團爭奪對民眾的支配權，人民始終是被宰制者，而非歷史的主體。

從思想深度與現(xiàn)實批判性來看，王蕓生確實說出了很多學者不愿、不敢說透的話：不美化“明君圣主”，直接戳破“打天下=為民”的神話；點出王朝循環(huán)的根源，只有權力爭奪，沒有人民主體；最后直接落到“人民自己管事”“民主”的現(xiàn)代政治結論。

對比郭沫若的史學，更多是把唯物史觀框架強硬套在古代社會形態(tài)上；做文獻、古文字、社會史的學術考證；晚年更多服務于意識形態(tài)敘事，很少如此尖銳、直白地批判整個皇權傳統(tǒng)，更不會把“秦皇漢高、唐宗宋祖”一并歸為“凌駕萬民”的統(tǒng)治者。

單論對傳統(tǒng)皇權政治本質的洞察、對民眾地位的清醒認知、對現(xiàn)實政治的批判力度，王蕓生這段話，確實比郭沫若絕大多數(shù)史學論述都更鋒利、更深刻，也更接近現(xiàn)代政治文明的底色。郭沫若在學術考據(jù)、體系構建上成就巨大，但在這種直指權力本質、直面人民與國家關系的批判性思考上，確實達不到王蕓生這段話的高度。

個中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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