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因資助2017年夏洛茨維爾新納粹集會等極端主義活動而遭到起訴，這一事件打破了自由派在種族、移民和“伊斯蘭恐懼癥”問題上制造的恐慌。

對于大多數(shù)猶太人及許多其他民眾而言，2017年8月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舉行的“團結(jié)右翼”新納粹集會，是美國近代史上最令人震驚和不安的時刻之一。夜幕下，仇恨煽動者舉著火把游行的畫面，讓人聯(lián)想到20世紀30年代的納粹紐倫堡集會，這讓各地的猶太社區(qū)深感恐懼。

實際上，在弗吉尼亞大學校園內(nèi)及周邊發(fā)生的事件規(guī)模相對較小，僅有數(shù)百人參與。這些揮之不去的記憶，加上一名抗議者被種族主義暴徒殺害的事實，讓許多美國人深信，唐納德·特朗普的當選已將國家推入了一場危機之中。

但是，如果事實證明，在這些參與者的資助方中，有一個組織不僅大肆炒作極右翼的威脅，還借此通過籌款激增而大發(fā)橫財呢？如果這一切屬實，那么美國公眾對于此類極端分子以及現(xiàn)任總統(tǒng)特朗普所謂威脅的認知基礎(chǔ)，或許都需要重新審視。

事實證明，這正是夏洛茨維爾事件的真相。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因涉嫌欺詐而遭到起訴，這一事件理應讓外界重新審視那些關(guān)于特朗普的恐慌與危言聳聽。此前，分析人士與媒體曾大肆渲染，聲稱特朗普在為種族主義者撐腰，并引發(fā)了種族主義、排外情緒、反猶太主義和“伊斯蘭恐懼癥”的泛濫。

該中心被控將從輕信的自由派捐贈者那里籌集的數(shù)百萬美元，輸送給了極右翼活動人士。在辯護中，該組織聲稱其正在開展一項龐大的臥底行動，旨在獲取極端分子的情報，以便更好地向全國通報危險組織帶來的威脅。其資助者對資金的真實去向一無所知。

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起訴書便會發(fā)現(xiàn)，該中心的所作所為與其說是在調(diào)查極端主義，不如說是在協(xié)助制造極端主義。

事實上，南方貧困法律中心資助了夏洛茨維爾集會的一名組織者，向其支付了27萬美元，讓他在網(wǎng)絡上發(fā)布種族主義言論，并將其他極端分子運送到弗吉尼亞州中部。

關(guān)于夏洛茨維爾事件最大的迷思在于，外界指責特朗普曾將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協(xié)助召集的新納粹分子和白人至上主義者稱為“非常優(yōu)秀的人”。這個謊言早被揭穿——總統(tǒng)當時指的是那些對拆除南方多座雕像感到不滿的人，而非新納粹分子和三K黨成員。盡管如此，許多民主黨人及左翼人士仍堅持散布這一指控，以此來支撐他們關(guān)于特朗普鼓勵并縱容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的敘事?！肮δ塬@得型”種族主義

外界普遍深信夏洛茨維爾事件具有重大影響，但這種信念的根基比想象中更為薄弱。那里發(fā)生的一切并未得到總統(tǒng)的認可。

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那些自稱反種族主義、實則憤世嫉俗的自由派人士制造出來的。正如《國家評論》的丹·麥克勞克林所指出的，夏洛茨維爾事件是一個“功能獲得型種族主義”的案例，這一比喻源自可能導致疫情的危險病毒研究。

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究竟是構(gòu)成了刑事欺詐，還是僅僅屬于應受譴責但在技術(shù)上并未違法的弄虛作假，最終將由法院來裁決。但無論案件結(jié)果如何，關(guān)于其行為的曝光，都理應促使人們重新評估該組織及其他左翼人士對美國極端主義的諸多論斷。

盡管該組織有著暗箱操作和不負責任指控的黑歷史，但傳統(tǒng)媒體中的一些人仍將其視為可靠的信息來源，甚至至今仍在為其辯護。他們不應僅僅因為起訴書來自特朗普政府就將其全盤否定。相反，分析人士指出，媒體應當認識到，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發(fā)出的、并被其媒體盟友放大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種動機：即推動其所譴責的極端主義，從而在隨之而來的社會焦慮中獲取政治與經(jīng)濟的雙重利益。

此外，關(guān)于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討論也不應僅僅局限于欺詐問題。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它是推動重新界定美國極端主義定義的主要力量。

該組織將其關(guān)注范圍從三K黨和新納粹組織的至上主義者，擴大到了批評開放邊境政策或反對非法移民的群體。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批評者，以及指出穆斯林支持反猶太主義的人士，同樣被南方貧困法律中心貼上了“仇恨團體”的標簽，而這些標簽隨后又被自由派媒體反復咀嚼與傳播。

在這種背景下，外界認為，該案件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對起訴書中所列具體行為的質(zhì)疑。該組織以及那些不明智地繼續(xù)為其背書的人，共同營造了一種壓抑的氛圍，導致對公共政策的合法批評也被扣上了極端主義的帽子。

承認南方貧困法律中心許多工作的欺詐性質(zhì)，并不意味著否認美國存在極端主義，也不意味著否認這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種族主義確實存在，白人至上主義和反猶太主義亦是如此。事實上，只需在社交媒體上稍作停留，或瀏覽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內(nèi)容，就不難發(fā)現(xiàn)仇恨煽動正在抬頭發(fā)酵。

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問題在于，它始終對仇恨言論抱有狹隘的偏見。這個總部位于亞拉巴馬州的組織最初構(gòu)想于1971年，旨在對抗統(tǒng)治美國南部直至20世紀60年代民權(quán)運動勝利的“吉姆·克勞”種族主義殘余。但在創(chuàng)始人莫里斯·迪斯的領(lǐng)導下，它很快演變成了一個黨派色彩濃厚的機構(gòu)，其主要目的變成了向那些傾向于認為仇恨僅來自政治光譜某一端的捐贈者籌集巨額資金。

在這種運作模式下，它犯了兩個根本性的錯誤。首先，它對仇恨的定義刻意回避了來自左翼的仇恨源頭。

南方貧困法律中心聲稱，其對反猶太主義的關(guān)注與對針對非裔或拉美裔美國人的偏見一樣重視。它卻完全無視了10月7日之后激增的仇猶情緒，這些情緒根植于反猶太復國主義的血腥誹謗，并在大學校園、城市街道及其他地方引發(fā)了大量針對猶太人的攻擊。

該組織變本加厲地散布關(guān)于“伊斯蘭恐懼癥”的不負責任的言論，甚至指控那些致力于揭露穆斯林和阿拉伯社區(qū)對猶太人及其權(quán)利進行惡毒攻擊和去合法化浪潮的團體。該中心將美國伊斯蘭關(guān)系委員會這樣一個公開的反猶太組織視為可靠的信息來源和盟友，僅憑這一事實，就足以讓人看清南方貧困法律中心是否值得信任。

另一個問題是，它決定將這種標簽強加于保守派所倡導的議題上；這些議題或許存在爭議，甚至備受非議，但絕非出于偏見。通過這種方式，它在破壞關(guān)于極端主義的全國共識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將這一概念異化為主要由黨派立場來界定，而非聚焦于打擊真正的仇恨煽動。

這甚至還沒有考慮到一個事實：南方貧困法律中心一直因其工作場所中被許多人稱為種族主義的行為，以及長期存在的欺詐操作而飽受詬病。

早在1995年，該組織就因種族歧視而遭到抨擊，《蒙哥馬利廣告人報》和《哈潑斯雜志》的調(diào)查均記錄了這一點。2019年，該中心解雇了迪斯，原因是他對女性和非裔美國員工的不當行為以及財務違規(guī)。

盡管如此，關(guān)于該組織職能失調(diào)的抱怨依然揮之不去。許多曾在那里的員工原本以為這是一個致力于消除偏見的機構(gòu)，但很快便發(fā)現(xiàn)其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進行大規(guī)模的斂財。關(guān)于其內(nèi)部問題的傳言和報道一度削弱了它的吸引力，但夏洛茨維爾事件卻讓它獲得了喘息之機，甚至重獲新生。

這場新納粹集會成為了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籌款活動的核心，幫助其在事件發(fā)生后籌集了驚人的1．32億美元。在夏洛茨維爾事件之后，蘋果和摩根大通等公司，以及喬治·克魯尼和阿瑪爾·克魯尼等名人，都爭相向該中心捐款。

它斥資數(shù)百萬美元資助潛伏在仇恨運動中的特工，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騙局。這同時也是一筆極佳的投資。到2024年，該組織聲稱擁有近十億美元的資產(chǎn)，并獲得了1．29億美元的收入——對于一個自詡為民權(quán)倡導者的組織來說，這些數(shù)字令人咋舌。

同樣重要的是它如何使用這筆資金。它擴大了行動范圍，與其說是在打擊種族主義，不如說是在抹黑任何不認同自由派關(guān)于非法移民、批判性種族理論、定居者殖民主義和性別意識形態(tài)等“靈丹妙藥”的人，將他們與該中心所資助的三K黨分支和納粹分子混為一談。

大衛(wèi)·霍羅威茨自由中心、安全政策中心、自由母親、美國轉(zhuǎn)折點或移民研究中心等組織，都被誣陷為仇恨煽動者。這些團體不僅不應遭受南方貧困法律中心如此的抹黑，還被迫承受這種標簽所帶來的公眾謾罵等嚴重后果?！都~約時報》等自由派媒體曾忠實地效仿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做法，將批評開放邊境、性別灌輸和穆斯林反猶太主義的人士錯誤地貼上偏執(zhí)狂的標簽，如今它們又聲稱對該中心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動機。但分析人士指出，核心問題并不在于司法部的動機，而在于為何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腐敗運作在此之前沒有受到應有的審查。

它在夏洛茨維爾事件中推波助瀾所散布的謊言，削弱了公眾對美國機構(gòu)的信任，并且非但沒有打擊仇恨，反而助長了種族主義和對猶太人的仇視。

無論你身處政治光譜的哪個位置，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腐敗行為都應敲響警鐘。這不僅是因為它可能欺騙了捐贈者并觸犯了法律。

該組織作為極端主義權(quán)威的不實聲譽，以及自由派媒體對它的信任，使其能夠推銷一種關(guān)于仇恨的虛假敘事。這不僅中飽了該組織及其高管的私囊，更扭曲了公共討論，進一步撕裂了美國社會，并破壞了應對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等真實威脅的真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