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查員丨馮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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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xiàn)有考古與文獻證據(jù)顯示，榫卯作為一種以構件嵌合為核心的連接技術，并非日本“特有”，而是在歐亞非多地都有出現(xiàn)。

中國的榫卯實物到建筑的發(fā)展脈絡清晰且延續(xù)：從河姆渡遺址的早期雛形，到先秦時期的成熟應用，再到唐宋《營造法式》的規(guī)范化體系，形成了完整的技術傳統(tǒng)。

日本雖在真脅遺址出土類似木質“榫”式物件，但其成熟的木構架與榫卯建筑體系，主要是在飛鳥至奈良時期，伴隨佛教傳播，經由朝鮮半島引入中國建筑技術后逐步建立。

事件背景

近日，海外社交平臺流傳一則消息稱，不用釘子的榫卯技術并非源自中國，而是“日本特有”的傳統(tǒng)建筑方法。

類似的說法還稱，榫卯技術奠基于平安時代（公元794年-1185年），并在江戶時代（公元1603年－1868年）發(fā)展至高度精密，還稱諸如“金繩結”“組子”和“保藏”等具有抗震功能的榫卯結構均源自日本木匠的精湛技藝。

網傳說法截圖。

對此，“澎湃明查”核查發(fā)現(xiàn)，人們所知存世最早的榫卯實物分布在歐亞大陸兩側，包括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約公元前5000-3300年）出土的干欄式建筑遺跡，和德國萊比錫一帶出土的“井干式”水井結構中，距今皆約7000年。

“榫卯”是榫頭卯眼的簡稱，是一種以構件間幾何嵌合為特征的連接方式。其中構件中的凸出部分稱為榫，凹入部分則稱為卯，又稱椎眼、椎槽，在中國古代木構建筑與家具中占據(jù)核心地位。

最基本的榫卯結構由兩個構件組成，其中一個的榫頭插入另一個的卯眼中，使兩個構件連接并固定。榫頭伸入卯眼的部分被稱為榫舌，其余部分則稱作榫肩。

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榫卯實物（上），右圖為德國萊比錫出土的水井榫卯構造（下），兩者距今皆約7000年。

日本也曾于2015年在石川縣能登町真脅遺址（距今5300-2500年）發(fā)現(xiàn)類似木制構件。石川縣能登町教育委員會通報稱，該構件出自繩文時代（公元前1.2萬年到公元前300年），長約1米，最寬約16厘米，厚約7厘米，其一端保留有長約10厘米、厚約6厘米的凸出部分，是目前日本出土的最古早的榫卯實物。不過，上述真脅遺址中，尚未發(fā)現(xiàn)與之配套的“卯”構件。此前，日本考古學界普遍認為，榫卯結構主要見于彌生時代（公元前1000年－公元250年）及之后的遺址。

繩文時代石川縣能登町真脅遺址出土的一件帶有榫卯結構特征的木材。距今約5300-2500年。

明查

中國榫卯歷史綿延千年

從目前考古與文獻證據(jù)來看，中國榫卯技術具有清晰且連續(xù)的發(fā)展脈絡。

考古發(fā)現(xiàn)，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距今約7000年）出土的干欄式建筑遺跡中，已發(fā)現(xiàn)凸棱、凹槽等連接構件，以及燕尾榫、企口板等早期形態(tài)，被視為榫卯結構的雛形。

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干欄式木構建筑遺跡。

《中國傳統(tǒng)家具榫卯結構》書中記載，進入春秋戰(zhàn)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時期，榫卯類型明顯豐富。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木構衣箱已采用框架結構并以榫卯連接；當陽趙巷墓出土的漆木器中，也可見明榫、暗榫、通榫等多種形式，顯示當時相關工藝已較為成熟。

曾侯乙墓出土的衣箱。

春秋漆俎榫卯圖。

文獻中亦可見相關表述?！冻o·九辯》有“圓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之句，以“枘鑿”不合比喻意見相左。從側面反映出此類構件在當時已為人熟知。此處的“枘鑿”即為后來的“榫卯”。（南宋《二程遺書》中記載：“枘鑿者，榫卯也”，反映出兩者的關聯(lián)及術語的演變。）

兩漢至南北朝（公元220年-589年）時期，關于榫卯的直接文獻記載相對有限，但從出土建筑遺跡及繪畫、雕刻資料來看，這一階段木構建筑技術持續(xù)發(fā)展，建筑體量擴大，以榫卯為基礎的斗拱體系逐步成型。

至唐宋時期（公元618-1279年），榫卯技術進一步規(guī)范，重要標志就是《營造法式》（1091年成書，1103年正式刊?。┮粫某霈F(xiàn)。該書是首部系統(tǒng)記載榫卯的官書，總結了當時的建筑技術，對榫卯結構亦有明確分類與描述，如鋪作卯口、梁額卯口和合柱鼓卯等類型，對后世影響深遠。同時，“榫卯”一詞開始廣泛使用。

宋代家具榫卯結構示意圖。

與此同時，隨著人們從席地而坐轉向垂足而坐，高型家具逐漸普及，榫卯技術也從建筑結構延伸到家具制作。

到了明清時期（公元1368-1911年），榫卯在家具中的應用達到成熟。王世襄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指出，明式家具結構在宋代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構造簡潔、連接嚴密，同時兼顧實用與美感，其核心正是榫卯體系。

成熟榫卯建筑出現(xiàn)在日本

日本方面，在出土了上述木質構件的繩文時代之后，有以木材間簡易的凹凸契合為技術的建筑產生。例如，干欄式建筑（起源于繩文時代至彌生時代，日本稱高床式）、伊勢神宮（飛鳥時代）和出云大社（江戶時代）。這類建筑形態(tài)是以“掘立柱”為核心、順應重力的經驗式加工。

中國學者張十慶在其《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術的源流與變遷》一書中指出，日本彌生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建筑形態(tài)，尤其是干欄建筑（高床式）可能源于長江流域及其延伸的水稻農耕文明的傳播。

張十慶在《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術的源流與變遷》書中相關內容截圖。

不過，從建筑科學體系而言，上述以“掘立柱”為特點的木質契合建筑，與日本后來出現(xiàn)的以“框架咬合”為核心、超越重力的系統(tǒng)性成熟榫卯結構建筑，亦有質的區(qū)別。

在討論日本最早出現(xiàn)成熟榫卯建筑時，存在實物遺存與文獻記載兩條路徑。

作為實物建筑，奈良縣的法隆寺是重要參照。該寺西院通常被認為是世界現(xiàn)存最古老的木結構建筑群之一，其主要建筑大體形成于公元7世紀后期。

日本建筑學界在《法隆寺金堂の屋根架構に関する実験的研究》一文中通過實驗分析指出，該建筑屋架由多種構件通過嵌合關系形成穩(wěn)定結構，這從實證層面印證了當時日本的榫卯建筑已具備較高成熟度。

然而，法隆寺曾于天智九年（公元670年）遭火焚毀。多數(shù)學者據(jù)此認為，現(xiàn)存西院伽藍（如五重塔、金堂等）為災后重建，也因此，其建筑形制與源流問題在學界長期存在爭論。

相較之下，從文獻記載來看，日本飛鳥寺（又稱法興寺，公元588-596年）的營建，則更接近于日本早期出現(xiàn)成熟的榫卯建筑的歷史節(jié)點。而其背景，則是日本飛鳥時代（公元6至7世紀），佛教及佛寺營造活動由中國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隨后逐步發(fā)展演化。

從現(xiàn)有研究來看，日本早期大規(guī)模建筑活動與佛教傳入密切相關。英文建筑史研究著作《Japanese Architecture: A Short History》提到，公元522年，來自南朝梁的中國人司馬達由朝鮮赴日設立佛堂與佛像，此舉被視作日本民間佛教傳入的最早記錄。

至日本敏達天皇六年（公元578年），來自朝鮮半島西部百濟的僧侶、佛像師與寺院工匠抵達日本。權臣蘇我馬子借此在大和國小野丘上建造了一座佛塔。這是蘇我馬子為了測試新技術、安奉舍利而建的早期佛塔，后因政治斗爭被焚毀，現(xiàn)僅存石塊瓦片。

《Japanese Architecture: A Short History》相關內容截圖。

據(jù)《日本書紀》卷第二十一記載，崇峻天皇元年（公元588年），在蘇我馬子的主導下，日本開始建造首座正式佛教寺院飛鳥寺。在此過程中，又有來自百濟的造寺工匠、爐盤博士（鑄造師）、瓦博士、畫工等相繼被派遣至日本，參與寺院營建與佛像制作。

上述記載表明，在6世紀末，日本已出現(xiàn)由外來技術人員直接參與的建筑實踐。

《日本書紀》相關內容截圖。

《日本書紀》并未具體說明這些工匠采用何種施工方法，但在古代手工業(yè)體系中，技術通常依附于工匠群體傳播。因此，學界普遍據(jù)此推斷，這一時期傳入日本的并非單一工藝，而是以寺院營造為載體的整套建筑技術體系，其中包括木構架結構及其核心連接方式，即榫卯。

此外，張十慶在《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術的源流與變遷》中通過對中日早期木構架形制、構件比例與節(jié)點做法的系統(tǒng)比較明確指出，日本古代“大木作”技術體系與中國及朝鮮半島存在明確的源流關系，其核心結構方式并非孤立發(fā)展，而是在外來體系基礎上形成并演化。

張十慶《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術的源流與變遷》相關內容截圖。

而關于這一技術體系的來源，朝鮮半島上的百濟國被普遍視為關鍵中介?！读簳肪砦迨摹读袀鞯谒氖恕ぶT夷·百濟》記載，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公元534年）、大同七年（公元541年），百濟多次向南朝梁請求佛經、學者以及工匠、畫師等技術人員，并獲得梁武帝的批準。這表明百濟在當時已系統(tǒng)吸收來自中國的文化與工藝技術，這一時間也早于飛鳥寺建造約半個世紀，與上述傳播路徑相吻合。

《梁書》相關內容截圖。

除文獻記載外，考古發(fā)現(xiàn)亦提供了側面印證。飛鳥寺遺址出土的瓦當被認定具有典型百濟風格，而研究認為百濟制瓦技術源自其此前從中國引入的工藝體系?！读簳分嘘P于“工匠、畫師”的記載，與此形成呼應。

元興寺（即飛鳥寺，飛鳥寺、法興寺和元興寺是同一座寺廟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名稱，編者注）的官方介紹同時指出，當時由百濟派遣的“瓦博士”參與制作了日本最早的瓦片。這些證據(jù)顯示，在寺院建造過程中，相關工藝技術具有整體性輸入的特征。

元興寺官方網站介紹相關截圖。

需要強調的是，制瓦技術與木結構技術分屬不同領域，不能直接作為中國成熟榫卯建筑東渡日本的直接證據(jù)，但可以作為技術體系整體輸入的旁證。

從構造形態(tài)來看，張十慶指出，日本飛鳥時代及奈良時代木構建筑中柱梁榫接方式與斗拱式托舉結構，與中國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木構體系在節(jié)點構造與受力邏輯上呈現(xiàn)出明顯同源特征。

在建筑布局方面，飛鳥寺采用獨特的“一塔三金堂”形式，即以塔為中心，東、西、北三面各設金堂?？脊叛芯勘砻?，這一布局與高句麗平壤清巖里廢寺高度一致，而高句麗建筑技術同樣源于中國南北朝體系。

遣唐使為日本大規(guī)模引入成熟體系

如果說飛鳥時代日本是通過百濟工匠間接學習中國南朝技術，那么到了奈良時代（公元710年－794年），隨著遣唐使的頻繁往來，日本開始跨過中介，直接大規(guī)模引進唐朝的成熟規(guī)范。

《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鑒真和尚歷經磨難抵達日本，隨行人員中包括了大量的造寺工匠，如如寶等。

根據(jù)該書的注釋，如寶在鑒真圓寂后主持了唐招提寺金堂的后續(xù)建設。他是盛唐榫卯技術在日本落地的核心執(zhí)行者之一。這為唐代建筑技術在日本的系統(tǒng)落地提供了直接條件。

《唐大和上東征傳》相關內容截圖。

唐招提寺由鑒真于759年創(chuàng)建，金堂則于其身后至奈良時代末期建成，今為奈良時代寺院金堂現(xiàn)存唯一遺構。由于其保存了鮮明的唐風特征，常被視為研究中日古代建筑交流及唐代建筑傳統(tǒng)東傳的重要實例。

中國建筑史學者梁思成通過比較研究指出，該建筑在平面布局（七間面闊、四間進深）、柱網結構及梁架體系等方面，與中國唐代遺構如佛光寺東大殿呈現(xiàn)出高度一致性。這種相似性不僅體現(xiàn)在外部形制，更體現(xiàn)在內部結構邏輯之中，即通過梁柱體系與構件嵌合完成整體受力，其核心連接方式依賴榫卯實現(xiàn)。

山西五臺山佛光寺大雄寶殿立面圖（上），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立面圖（下）比較圖。

五臺山佛光寺大雄寶殿內部梁及天花（左），右圖為日本唐招提寺金堂內部梁及天花（右）比較圖。

佛光寺大雄殿（左）與日本唐招提寺金堂（右）的外檐柱頭鋪作比較圖。

此外，王方戟、王梓童在《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技術（戰(zhàn)國—北宋）》相關研究中亦分析具體比較了兩座建筑內外槽平闇、明栿與吊頂?shù)年P系，以及兩者如何通過視覺調整去處理結構與裝飾的關系，進一步證實了支唐招提寺金堂與佛光寺東大殿在總體構架觀感、空間層次和裝飾和結構關系上的相似性。

不過，唐招提寺金堂雖保存唐風，但從現(xiàn)存建筑細部比較來看，奈良時期的建筑并非對中國技術的簡單復制。正如對唐招提寺金堂與佛光寺的比較所示，兩者在斗拱組合、構件比例及細部處理上存在差異，這反映出日本工匠在吸收外來技術基礎上的調整與再創(chuàng)造。

西方木匠也用榫卯

從更廣泛的考古發(fā)現(xiàn)來看，與榫卯結構類似的“嵌合連接”的建筑方式也曾在全球多地出現(xiàn)。

除了中國河姆渡遺址外，建筑歷史學者劉妍指出，歐洲中部湖沼地區(qū)同樣發(fā)現(xiàn)了距今約7000年前的新石器木構遺存，例如在德國萊比錫一代出土的“井干式”水井結構中，就可見卡口榫、透榫與銷榫等多種嵌合連接方式。

除了歐亞大陸外，非洲的古埃及新王國時期（公元前16世紀至前11世紀）亦存在使用嵌合連接的木制家具。圖坦卡蒙墓葬中出土的大量木制器物顯示，當時工匠已能夠運用榫接方式完成復雜家具結構的制作。

此外，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圖特摩斯三世與哈特謝普蘇特時期）高腳椅等家具（距今約3500年），也被認為體現(xiàn)了當時較為成熟的木構連接技術。這些遺存表明，古埃及在家具制作中已廣泛使用結構化木工連接方式，并形成較高的工藝水平。

綜上所述，現(xiàn)有考古與文獻證據(jù)顯示，榫卯作為一種以構件嵌合為核心的連接技術，在歐亞非大陸多地都有出現(xiàn)。中國的榫卯實物到建筑的發(fā)展脈絡清晰且延續(xù)：從河姆渡遺址的早期雛形，到先秦時期的成熟應用，再到唐宋《營造法式》的規(guī)范化體系，形成了完整的技術傳統(tǒng)。日本成熟的木構架與榫卯建筑體系，主要是在飛鳥至奈良時期，伴隨佛教傳播，經由朝鮮半島引入中國建筑技術后逐步建立。因此，網傳所謂榫卯技術“日本特有”的說法與史實不符。

澎湃新聞記者朱鄭勇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