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什么發(fā)現(xiàn)比揭露思想根源的發(fā)現(xiàn)更惹人憤怒了。

——阿克頓勛爵

從最初時期（即18世紀晚期）以來，左和右之間的劃分一直都很模糊、很令人困惑，一直都需要廓清。但是，這種劃分始終頑固地存在著，從來都沒有消失。

法國一位研究法西斯主義的歷史學家澤埃夫·施特恩赫爾（Zeev Sternhell），在其關于一些團體和政黨——它們都將自己描述成“非左非右”——的歷史研究中，指出圍繞這種劃分的性質所進行的論辯一直是存在的。左和右的含義同樣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變化。只要對政治思想的發(fā)展進行一番瀏覽，就可以發(fā)現(xiàn)同樣的觀點在某些時期某些背景下被看成是左翼，而在另一些時期另一些背景下又被看成是右翼。

左派和右派的稱呼源于法國大革命，因會議中激進的革命黨坐在左側，溫和的保王黨居坐在右側而得名。

例如，自由市場哲學的倡導者們在19世紀被視為左翼，而在今天一般將其歸入右翼。19世紀90年代，工團主義者和主張社會團結的人宣稱左與右之間的區(qū)別已經消亡。這些年來,每隔一段時間，這種說法就被重復一遍。雖然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在20世紀60年代曾經對這些理論提出過爭議,但是，就像那些具有右翼背景的人經常所做的那樣，這一主題始終不斷地被展示。1930年，歷史學家阿蘭（ChartierAlain，即埃米爾·夏蒂埃[Emile Chartier]）評述道：“每當有人問我，左與右之間的劃分是否仍具有任何意義，我心中最先產生的想法便是提出這一問題的人本身并不屬于左翼。”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諾爾貝托·博比奧（Norberto Bobbio）于1994年出版了一部以晚近的左翼與右翼為主題、富有爭議的著作。這部著作一出版在意大利就成了暢銷書，第一年的銷售量就超過了20萬冊。面對大量宣稱左和右的劃分已經過時的著作（這些著作這次主要是來自那些具有左翼背景，而非右翼背景的人），他試圖為這種劃分的有效性進行辯護。博比奧的論辯值得一聽。

他說，左和右的分類一直在對政治思想施加著影響，因為政治必然是充滿對立的。政治的實質就是針對相反主張和政策的斗爭。左翼和右翼來自一個機體的兩個側面。雖然關于什么是“左”或什么是“右”可能發(fā)生變化，但在同一時間內，不存在既左又右的觀點。這種區(qū)分是兩極化的。

左和右的分類一直在對政治思想施加著影響，政治也反過來加劇了左和右的對立。

博比奧說道，當政黨或政治意識形態(tài)多多少少呈現(xiàn)出均勢平衡，就幾乎不再會有人對左右劃分的意義存有疑問。但是,一旦這兩者中的任何一方變得強大起來，以至于它看起來似乎成了“唯一的選擇”（the only game in town），則兩邊便都會趨向于對這種劃分的意義產生懷疑。更為強大的那一方，會如同瑪格麗特·撒切爾所聲稱的那樣，做出“別無其他選擇”的聲明。隨著它所代表的潮流逐漸地變得不受歡迎，勢力漸衰的一方通常會試圖接受反對派的某些觀點，并且將其作為自己的主張進行宣傳。失勢一方的經典戰(zhàn)略就是“綜合對立的立場，通過吸收對手的觀點并將其中性化，從而達到盡可能保留自己立場的目的”。每一方都顯示出自己正在突破已趨陳舊的左與右之間的劃分，或是將這一區(qū)分的各個因素重新整合，以建立起一種新的重要取向。

右翼政治派別已經裝扮一新。例如在“二戰(zhàn)”結束以后的時期內，隨著法西斯主義的覆滅，就呈現(xiàn)出這樣的趨勢。為了存留下來，右翼政黨被迫吸取了左翼的某些主張，并且接受了福利國家的基本構架。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由于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取得優(yōu)勢地位，情況又發(fā)生了逆轉。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關于托尼·布萊爾接受了撒切爾主義的大部分觀點，并將它們重新改造為某種新思維的說法，從上述立場來看，確實易于被人們理解。而這一次，從關于舊的分類不再具有任何意義的論爭中受益良多的卻是左翼。依照博比奧的說法，就像過去一樣，左和右之間的劃分將得到自我重申。因此，如果假設社會民主主義正在復興，而新右派正在迅速地變得不那么新的話，社會民主主義者就可能很快會不再對是否放棄左和右的劃分感到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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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博比奧看來，左和右之間的區(qū)別不純粹是一個正反兩極的問題。一個主要的標準在將左與右進行區(qū)分的過程中不斷地重現(xiàn)，這就是：對待平等的態(tài)度。左翼傾向于獲取更多的平等,右翼則認為社會必然是階層化的。

“平等”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于它，我們必須要提出這樣一些問題：這種平等是在什么人之間？是在什么問題上的平等？是在何種程度上的平等？左翼尋求減少不平等，但這一目標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加以理解。

左與右的關鍵區(qū)別在于：對待平等的態(tài)度。

下述這樣的一種假想是不切實際的：左派希望消除一切不平等現(xiàn)象，右派卻想要永遠保留它們。兩者之間的區(qū)別是與語境相關的。例如，在一個近來有大量移民涌入的國家中，左和右之間的矛盾就可能表現(xiàn)在對下述問題的態(tài)度差別上：是否應當給予這些移民基本公民權利和實質性的保護。

在堅持主張左和右的劃分將持續(xù)下去的同時，博比奧通過承認這種區(qū)分現(xiàn)在未具備其過去具有的支點，而結束了對他的著作批評者們的“回應”：

不可否認，當前在左翼中方向的喪失，實際上是這樣一種情況：那些在左翼的傳統(tǒng)運動中從來不曾提出過的問題已經在現(xiàn)代世界中顯露出來；并且，他們?yōu)榱烁脑焐鐣岢鰜淼哪承┰O想（他們曾為這些設想和各種設計付出了巨大努力）一直未能實現(xiàn)······任何一位左翼人士都不能否認，今日的左翼已經不再是它過去那樣了。

在左和右的區(qū)分不會消失，而且將不平等視為這種區(qū)分的核心所在這一點上，博比奧無疑是正確的。雖然關于平等或者社會正義的觀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解釋，但這一觀念對于左翼來說仍然是最為基本的。它受到了右翼分子堅持不懈的攻擊。不過，對博比奧的闡述還需要進行某種提煉。

那些持左翼觀點的人不只是要追求社會正義，他們還認為政府必須在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xiàn)中發(fā)揮關鍵作用。但與其這樣理解社會正義，倒不如說“站在左翼就是堅信解放政治”來得更為準確。平等之所以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是因為它關系到人們的生活機會，即幸福與自尊。

平等、公平、現(xiàn)實和自由

正像牛津大學的哲學家約瑟夫·拉茲（Joseph Raz）所指出的那樣：

使我們關心形形色色的不平等現(xiàn)象的·······是饑餓者的匱乏、貧困者的需要······他們在這些方面比他們的鄰居過得更不好的事實，是很重要的。但是，這一事實不只是作為不平等的罪惡而顯得重要。它的重要性還體現(xiàn)在這些人的饑餓狀況更為嚴重、他們的需要更為緊迫、他們的苦難造成了更大的傷痛之上，因此,我們對于平等的關注就是讓我們優(yōu)先考慮他們。

還有一些其他關心平等問題的理由。一個極度不平等的社會，由于未能使其公民最充分地發(fā)揮天賦和能力而損害了社會自身。此外，不平等還能威脅到社會凝聚力，并能夠造成其他的一些社會所不愿看到的后果（例如刺激了高犯罪率）。過去確實存在過一些雖然包含著大量不平等，但依然保持著穩(wěn)定的社會——例如，傳統(tǒng)的印度種姓社會。而在一個充分民主的時代，情況大為迥異。一個制造出大范圍不平等的民主社會，很可能會促生普遍的不滿與沖突。

全球化改變了左和右的形態(tài)。在工業(yè)國家中，已經沒有極左派可言，但是存在著極右派，它自我定位為對全球化的回應——這種對全球化的共同回應聯(lián)合了右翼的政治家們，如美國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法國的讓-瑪麗·勒龐（Jean-Marie Le Pen）以及澳大利亞的保利娜·漢森（Pauline Hanson）。對于那些更廣義的右翼人士（如美國那些將聯(lián)合國和聯(lián)邦政府均看成是破壞其國家完整之陰謀的“愛國者”）來說，情況甚至也是如此。極右派的主旨是經濟和文化保護主義。例如，布坎南就聲稱“美國優(yōu)先”！他為民族分離主義和強硬的限制移民政策辯護，認為用它們替代“全球一體論”才是適當?shù)倪x擇。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具有深厚的意識形態(tài)根源。

左和右之間的劃分得到了保留，但對于社會民主主義而言，一個關鍵的問題是：這種劃分是否同過去一樣涵蓋了同樣廣闊的政治領域？我們是否如博比奧所言，僅僅處于左與右完成其自我重建之前的過渡時期？或者，是否左與右的含義已經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

這樣的變化確實存在著，我們很難否認這一點。發(fā)生這種變化的原因，在過去幾年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論爭當中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揭示。無論是否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直接影響，大多數(shù)左翼思想家與激進分子都曾以一種進步的眼光來看待歷史。他們不僅將自己與“向社會主義進軍”的里程緊密聯(lián)結起來，而且也將自己與科學技術的進步緊密聯(lián)結起來。保守派則相反，對宏大的計劃向來持懷疑態(tài)度，并對社會發(fā)展抱著實用主義的態(tài)度，他們始終強調的是連續(xù)性。這種對立在今天已經變得不那么尖銳了。左和右都逐漸地接受了科學與技術所具有的“雙刃”性質：它們不僅為人們帶來了極大的利益，而且制造了新的危險和動蕩。

斯大林模式的失敗使人們對宏大的計劃失去信心

隨著計劃經濟管理理論的衰亡，左和右之間的主要分界線之一已經消失——或者至少，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將會消失。馬克思主義左派曾期望推翻資本主義，并以一種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許多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曾認為，資本主義能夠也應當不斷地被修正，這樣它就會失去（在定義上）許多原有的特征。其余的問題或爭論所關注的，是應當在何種程度上，以及以什么方式來對資本主義進行管理和規(guī)治。這些爭論無疑是重要的，但是它們與過去不一樣，不是在更為基本問題上的分歧。

摘自《第三條道路》

作者: 〔英〕安東尼·吉登斯

譯者: 鄭戈

出版年: 2024-5

隨著這些情況的改變，大量的其他問題和可能性也漸漸顯露出來，而它們并不屬于左右劃分的范疇。這既包括生態(tài)問題，也包括與家庭和工作的特征變化、個人認同以及文化認同有關的問題。當然，社會正義和社會解放的價值與所有這些問題都具有相關性，但是這些問題中的每一個都與這些價值交互關聯(lián)。我們還必須在傳統(tǒng)左派的“解放政治”中，添加上我曾在別處所稱的“生活政治”。當然，這也許是，也許不是一個好的術語。我想用它表達的意思是,相對于解放政治關注的是生活機會（life chance）而言，“生活政治”關注的是生活決定（life decision）。這是一種如何選擇身份及相互關系的政治。

我們對于全球變暖的假說到底應當作何反應？我們是否應當贊成使用原子能？工作到底應當在何種程度上保留核心的生活價值？歐盟的未來應當是什么樣的？在所有的這些問題中，沒有一個是明確的左或右的問題。/

圖書簡介：本書是吉登斯關于“第三條道路”理論的系統(tǒng)闡釋，是關于社會民主政治之未來討論的經典之作。在全球化背景下，吉登斯超越傳統(tǒng)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創(chuàng)造性地提供了一條可以適應新的社會、經濟和技術變遷的發(fā)展道路。不僅深刻地影響了布萊爾政府的執(zhí)政方案，還在學術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本書1998年一經面世，立即引起全球關注，對于研究當代政治思想的發(fā)展，頗有裨益，不可或缺。

作者簡介：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英國著名社會學家，上議院議員，曾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院長（1999—2003），現(xiàn)為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終身教授（2004）。著有《社會的構成》《現(xiàn)代性的后果》《第三條道路》等40多部著作，拓展了現(xiàn)代性、全球化等理論，其思想對當代社會學與政治產生了世界性影響。

譯者簡介：鄭戈，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上海高校特聘教授（東方學者）。曾任教于北京大學（1998—2003）和香港大學（2004—2014），并曾在密西根大學、多倫多大學、杜克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和訪問教授。譯有《公法的變遷》《法律的道德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