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西方”，許多人腦海中或許會自動浮現(xiàn)出一幅清晰的歷史圖景。

從理性主義的啟蒙運動，回溯到人文主義的文藝復興，越過黑暗的中世紀，一直追溯到智慧的希臘、榮耀的羅馬，似乎一脈相承、延綿不斷。

關于“西方”的一些經典敘事片段

但很可惜，這條所謂清晰的脈絡，很可能是一種人為構造的結果，而且揭示這個真相的，正是一位來自西方的學者，考古學家兼歷史學者納奧茲·麥克·斯威尼。

維也納大學的古典考古學教授，打破“從柏拉圖到北約”的經典敘事，展現(xiàn)一段不一樣的“西方”史。

她回憶道，有一次在華盛頓特區(qū)的國會圖書館閱覽室里，偶然抬頭望去，卻感到一種難言的不適——頭頂鍍金穹頂下矗立著十六尊等比例的銅像，他們仿佛正凝視著她。

美國國會圖書館主閱覽室。

這一刻，她開始懷疑：這16位歷史人物，真的能夠代表“西方”的真實歷史嗎？他們之間所構筑的歷史敘述，是否真的準確地反映了過去？

這16位歷史人物你認得多少

為此，麥克·斯威尼決定撰寫《發(fā)明西方》一書，揭示“西方文明”實際上是一種被發(fā)明和不斷重塑的歷史觀。她通過跨越2500年的14位鮮活人物的故事，生動地展示了“西方”這一概念如何在歷史的不同時期被重新定義、塑造和傳播。

譬如希羅多德，這位被后世稱為“歷史之父”的古希臘歷史學家，本人其實并非純粹意義上的“西方人”，而是來自今天土耳其境內的小亞細亞地區(qū)。在他所生活的時代，希臘人并不自認為屬于今日的“西方世界”。

移民希羅多德，這位“歷史之父”，曾想一展宏圖，卻處處受人懷疑，曾想尋找機會，卻只看見重重限制。

希羅多德雖然記載了希臘與波斯之間的戰(zhàn)爭沖突，卻也充分表達了對異邦文化的欣賞，強調希臘與東方的頻繁互動與文化交流。

這種敘述動搖了后來那種將希波戰(zhàn)爭簡化為“西方vs東方”文明沖突起點的神話。換言之，希羅多德的著作既提出了“希臘—波斯”對立的雛形，也同時暗示這種對立并非絕對。

有趣的是，“文明沖突”這種修辭，最早正是由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政客創(chuàng)造，而且是用于正當化其在希臘內部的帝國主義統(tǒng)治。

這本書借此揭示，“西方文明”并非自古固有的概念，而是后世強加的連續(xù)譜系，早期的對立敘事經常被現(xiàn)代敘事選擇性引用，以服務于當代的西方認同想象。

古希臘人并不認為自己是歐洲人，在古希臘世界中，膚色也沒有那么重要。圖為《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爆發(fā)時的希臘》，威廉·謝潑德《歷史地圖集》，1926。

再例如古羅馬皇族利維拉，她雖然是羅馬帝國權力核心的一員，卻在追溯自己家族的源頭時，將羅馬人定義為“來自亞洲的歐洲人”，強調自己源于特洛伊的亞洲血統(tǒng)。

古羅馬并不如我們通常想象的那樣，種族上是白人，地理上是歐洲，文化上是西方。古羅馬也并非現(xiàn)代西方概念在古代的直接等同對象，盡管有人刻意如此描繪。利維拉的地緣政治視角與羅馬本身一樣，皆更加開闊。

羅馬傳說中，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從亞洲的特洛伊逃往意大利，成為羅馬民族始祖。圖為《埃涅阿斯逃離特洛伊》，費德里科·巴羅奇，1598。

而9世紀的阿拉伯哲學家肯迪，則展示了希臘古典智慧從未專屬于歐洲。肯迪出身于巴士拉的貴族家庭，后居于巴格達，被譽為“阿拉伯哲學之父”。

在巴格達這個當時伊斯蘭世界的輝煌中心，肯迪投身于把古希臘哲學和科學著作翻譯成阿拉伯語的宏業(yè)，并本人撰寫了數(shù)百部著作，內容涵蓋哲學、醫(yī)學、數(shù)學、光學、音樂乃至煉金術。

作為一位熱愛希臘思想的學者，他將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人的理念引入伊斯蘭思想體系，對后世影響深遠 。這段歷史常被傳統(tǒng)“西方文明”敘事所忽視或輕描淡寫。

斯威尼指出，如果說古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源頭，那么中世紀伊斯蘭世界就是同等重要的繼承者。

9世紀的巴格達擁有全球頂尖的智慧殿堂（如“智慧之家”），古希臘羅馬的知識在此地被保存、擴充，再傳回歐洲。圖為《智慧宮》，葉海亞·瓦西蒂，1237。

此外，非洲安哥拉的恩辛加女王與美國黑人詩人菲利斯·惠特利則更為直觀地揭示了西方文明論述中的種族矛盾與虛偽性。

一個被視為野蠻部族的非洲女王竟能令歐洲殖民者倍感敬畏，一個被販賣為奴的黑人少女竟能熟練掌握西方經典文學，令當時的白人精英震驚不已，這些故事都直接戳穿了種族主義敘述背后的荒謬。

菲利斯·惠特利身為被奴役的黑人，卻通曉西方經典、駕馭西方文學形式。圖為《菲利斯·惠特利詩集》扉頁，菲利斯·惠特利，1773。

而薩菲耶蘇丹的故事展示了歷史上西方與東方之間并非永遠水火不容，而是存在過被遺忘的結盟可能。薩菲耶蘇丹是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奧斯曼帝國的皇宮后妃，她與英格蘭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曾長期保持書信往來，互贈禮物、姐妹相稱，這是東西方兩位女性統(tǒng)治者罕見的交流。

斯威尼以她為例，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假設歷史”場景：倘若16世紀末奧斯曼帝國與英格蘭等新教國家結成聯(lián)盟，共同反對天主教歐洲，那么后來世界的“文明陣營”劃分可能截然不同。

薩菲耶蘇丹和伊麗莎白一世

那么，人們熟知的“西方”概念是如何逐步展現(xiàn)在世人面前呢？斯威尼頗有洞見地提到了培根，通過培根，她揭示啟蒙時期塑造“西方”概念的一個重要層面：“知識上的西方中心主義”。

培根時代的歐洲在探索新知的同時也開始以二元對立的眼光看世界：地理大發(fā)現(xiàn)帶來全球接觸，歐洲知識界一方面擴展視野，另一方面也滋生出將世界劃分為文明與野蠻、科學與迷信的傾向。

許多被視為“西方獨有”的知識成就其實有多元來源。例如，科學方法并非憑空出現(xiàn)于西歐，其萌芽可以追溯到中世紀伊斯蘭學者的實驗傳統(tǒng)，以及更早中國、印度的發(fā)明等等。即便是培根推崇的經驗法，也有學者指出與阿拉伯－經院傳統(tǒng)有淵源，但傳統(tǒng)敘事往往從培根等人開始書寫“西方科學史”。

1910年，紐芬蘭發(fā)行了一枚郵票，以紀念培根在建立殖民地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作用。

在史詩般的歷史回顧中，這本書深刻展現(xiàn)了被主流歷史敘事所掩蓋的奇妙而豐富的多樣性側面，從而揭示了“西方”觀念并非一開始就存在，而是被一步步建構出來的。

所謂一脈相承的文明譜系，很多時候不過是后人“發(fā)明”的歷史。在文明對話頻繁的這個時代，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重新審視“西方”這一概念，去理解“文明”與“他者” 的復雜關系。

這是一本能夠深刻顛覆你固有歷史觀念的精彩著作，值得每一位關心歷史與現(xiàn)實的讀者認真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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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發(fā)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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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打破“西方”經典敘事的顛覆性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