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起中國現(xiàn)代歷史小說，誰能繞開姚雪垠和二月河這兩個名字呢？姚雪垠的《李自成》那可是上世紀中葉的扛鼎之作，從五十年代末開始動筆，斷斷續(xù)續(xù)寫了三十多年，足足五卷，篇幅大得嚇人，涉及明末農(nóng)民起義的方方面面。

二月河呢，本名凌解放，晚年才開始寫小說，一出手就是《康熙大帝》系列，風靡一時，賣出幾千萬冊，還被拍成電視劇。

兩人都是河南南陽人，同鄉(xiāng)加同是歷史小說作家，本該惺惺相惜，可實際上，兩人對彼此的作品都有過尖銳的看法，尤其是二月河對姚雪垠筆下李自成的塑造，批評得挺直接，說姚雪垠不知為何要把李自成寫成完美無缺的領袖。

這話聽著有點刺耳，但也點出了歷史小說在人物形象上一個老問題：怎么平衡真實歷史和文學加工。

先說姚雪垠這個人吧。他1910年生在南陽，早年經(jīng)歷過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五十年代后專心寫小說。他的代表作《李自成》不是憑空想出來的，而是基于大量史料研究。

明末那會兒，崇禎年間，陜西河南一帶旱災連年，農(nóng)民活不下去，就揭竿而起。李自成本是個驛卒，1629年逃亡后加入起義隊伍，1636年自稱闖王，率軍攻城略地，1644年推翻明朝，進了北京。

可沒多久，就被吳三桂和清軍聯(lián)手打敗，1645年在湖北九宮山戰(zhàn)死。姚雪垠寫這部書，就是想通過李自成這個人物，展現(xiàn)農(nóng)民起義的規(guī)模和規(guī)律，強調(diào)階級斗爭的必然性。

他在采訪中說過，沒有掌握馬克思主義，就沒法正確處理這個題材，早年要是按老路子寫，肯定會偏題。

《李自成》從第一卷開始，就把焦點放在李自成身上。小說開頭直接從1638年潼關(guān)南原大敗寫起，那場仗李自成全軍覆沒，只帶十八騎逃出，妻女都丟了。

可姚雪垠沒寫他灰心喪氣，而是突出他重振旗鼓的決心。整個前期，李自成被塑造成一個戰(zhàn)略眼光遠大、紀律嚴明、關(guān)心部下的領袖形象。

比如在攻洛陽、西安時，他推行均田，禁止搶掠，贏得民心。這在史書上是有依據(jù)的，《明史》里也提到李自成軍紀相對較好，不像張獻忠那么殘暴。

但姚雪垠的筆法，讓李自成顯得特別突出，幾乎沒啥大毛病，決策總對路，部下都服帖。這種處理，確實讓讀者覺得他像個理想化的革命者。

姚雪垠當然不是沒意識到這些。在小說后期，尤其是第四卷，他開始暴露李自成的缺陷，比如處理內(nèi)部矛盾時優(yōu)柔寡斷，對清軍威脅估計不足。

這些調(diào)整，讓形象更立體了。但二月河覺得，前期的高大全鋪墊太厚，后期的轉(zhuǎn)折顯得生硬，就好像突然從完人變成凡人，讀者接受不了。

確實，前三卷李自成幾乎沒犯過大錯，部將如劉宗敏、高夫人，都被寫成忠義之士，配角襯托主角。

張獻忠雖粗魯，但也帶點幽默，崇禎皇帝勤政卻剛愎自用。這些人物都基于史實，但姚雪垠的浪漫主義手法，讓整體氛圍偏向正面。

相比之下，二月河在《康熙大帝》里，康熙年輕時有沖動，決策失誤也寫了不少，比如平三藩初期猶豫不決。這讓讀者覺得更接地氣，不像姚雪垠那樣把主角捧上天。

兩人爭鳴的淵源，還得從1985年說起。那年姚雪垠回南陽省親，二月河帶著《康熙大帝》手稿去請教。姚雪垠一看書名，就搖頭，說中國歷史上沒“大帝”這稱呼，康熙也不配，還批評二月河歷史功底淺，寫小說得有深厚積累。

二月河當時沒頂嘴，但后來在公開場合回擊，說姚雪垠的《李自成》他只勉強看幾章，前期太理想化，把農(nóng)民起義寫成高大全，忽略了真實缺陷。這話傳開后，兩人就成了文壇談資。

姚雪垠堅持寫明末起義，視滿清為外來政權(quán)，有民族情緒；二月河則推崇康乾盛世，認為清帝有功績，寫他們是弘揚傳統(tǒng)文化。兩人道不同不相為謀，姚雪垠甚至計劃寫萬字評論批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矛頭隱指二月河那種通俗化風格。

其實，這爭議反映了歷史小說的一個老難題：怎么對待歷史人物。姚雪垠受時代影響，想通過李自成教育讀者階級斗爭的規(guī)律，強調(diào)英雄主義精神。

這在七十年代后出版時，挺符合主流審美。但二月河代表了九十年代的市場化轉(zhuǎn)向，他的小說賣得好，是因為情節(jié)曲折，權(quán)謀精彩，讀者看熱鬧不嫌事大。

他批評姚雪垠，不是全盤否定，而是覺得把李自成寫得太完美，會誤導讀者忽略歷史教訓。李自成失敗的根源，不光是外部壓力，還有內(nèi)部腐敗和戰(zhàn)略失誤。如果小說不寫這些，就成了宣傳冊子，沒了文學深度。

再看讀者反饋，《李自成》出版后，銷量上百萬，影響海外，日本譯本還拿了獎。很多人贊它史料詳實，社會畫卷宏大，展現(xiàn)了明末底層人民的苦難和反抗。

但也有人像二月河一樣，覺得李自成形象脫離實際。比方說，前期他總能化險為夷，決策精準，這在歷史上不完全靠譜。

李自成更多是順勢而為，靠高迎祥等前輩打基礎，自己上位后也沒建立長久政權(quán)。姚雪垠后期加缺陷，是想修正，但水土不服。

二月河的作品也有類似問題，他淡化清帝的文字獄和攤丁入畝的弊端，康熙雍正乾隆被寫得太正面，可他至少承認了盛世下的暗流，比如官場腐敗和邊疆隱患。

從創(chuàng)作角度，二月河強調(diào)“大事不虛，小事不拘”，意思是核心事件得準，細節(jié)可以虛構(gòu)來增強可讀性。姚雪垠則更注重史實考證，他搜羅了上千本資料，力求真實。

但正因為太真實，小說有時拖沓，情節(jié)不如二月河緊湊。這也是為什么《李自成》是文學經(jīng)典，卻沒像清宮戲那么流行。

兩人爭論，本質(zhì)上是理想主義 vs 現(xiàn)實主義，還是革命敘事 vs 盛世敘事。姚雪垠寫李自成失敗，是為了吸取教訓；二月河寫康熙成功，是為了肯定歷史正面。

二月河的評價，雖然尖刻，但點醒了寫作者：別把英雄寫成神，讀者要的是有瑕疵的凡人，這樣才親切，才有啟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