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拾庫存書，準備以主題關鍵詞分門別類，目前整理的是“美國”篇，準備按縱橫多條線進行梳理。

翻到一本《歷史的終結》，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于1992年，那是一個美國轉(zhuǎn)折的關鍵之年，當時美國剛剛打贏了冷戰(zhàn)，而且是莫名其妙地獲勝，但美國一直將勝利歸結為制度優(yōu)越性，于是就有了《歷史的終結》這本美國制度優(yōu)越論的集大成之作，認為自由民主制將成為政治制度的終點。

這本書從出版之日就備受批判，后來更是被頻頻“打臉”。不過還是得客觀地說，福山的分析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而且他這本書說的“歷史的終結”，更多是哲學范疇的，也就是將黑格爾論述的“自由國家”進一步展開，只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很自然地被美國拿來為自己的制度勝利背書，這也是福山寫這本書的本意。

但夏蟲豈敢語冰，1952年出生的日裔美籍政治學者福山對人類文明的見識還是太短淺了，這種狂妄的自大，也導致美國接下來走上了不歸路。

以下是小鎮(zhèn)結合與美國相關的存書和歷史演進構思的，一家之言，僅供參考。

經(jīng)歷冷戰(zhàn)和海灣戰(zhàn)爭的勝利，當時的美國不可一世，認為美國之外已經(jīng)沒有敵人，甚至覺得自家制度都終結了歷史，自然覺得能夠威脅美國的風險必然來自內(nèi)部，于是就把對外拆解社會主義陣營的那套做法用于國內(nèi)，話說的多了，自己也就信了，解構主義被濫用，硬生生把美國本已經(jīng)穩(wěn)定運行的社會結構給拆解了。

如果是程序員主政，一定會喊停，畢竟程序員深知，只要一個系統(tǒng)還能運行，就不要輕舉妄動。

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自我拆解。

解構主義和后現(xiàn)代的理論根源之一就是心理學的蓬勃發(fā)展，20世紀90年代西方興起了后現(xiàn)代心理學，這股心理學浪潮的核心之作，是1983年出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撰寫的《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步》，這本書仍然是為冷戰(zhàn)服務的，將民族定義為人為而非天然形成的，先有國家后有民族，這本身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是為西方殖民者服務，用于拆解社會主義陣營的反殖民主義。

從這本書的研究過程也能看出來，這本書研究對象是二戰(zhàn)后東南亞殖民地獨立建國的歷史，這些國家被殖民者統(tǒng)治上百年，原本的民族傳統(tǒng)早就被摧毀了，獨立的時候又被殖民者惡意拆解，針對這些國家進行研究，當然會覺得民族是人為建構的。

可為什么安德森不去研究中國、法國、英國、德國、俄羅斯甚至日本等國家民族的構建呢？當然是如果這么干，他的這套理論就不成立了，按照安德森的這套理論，中國早在宋代就可以形成現(xiàn)代民族國家，可事實如何呢？

但這套理論確實很具有迷惑性，在冷戰(zhàn)時期，硬是拆解了社會主義陣營，還讓一些居心叵測的受到啟發(fā)，從零開始人為構建一個所謂的民族，制造對立。最典型的就是中國臺灣地區(qū)，1987年臺灣社會解除戒嚴后，李登輝上臺，就企圖認為塑造一個所謂的“新臺灣人”與“中國人”這一概念對立，想要把原住民、客家人、外省人都統(tǒng)合在一起。

這套做法當然沒有成功，因為中華民族是幾千年歷史塑造形成的，就算在反復洗腦下，部分臺灣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身份認同是互相的，14億中國人仍然認為這些臺灣人是中國人、是同胞，就算這些人自己不認，那最多也不過是成了民族的叛徒，而不是成為敵對異族。

這股逆流雖然沒有成功，但也確實帶來了很多麻煩，影響到了部分臺灣人的認知。

但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美國雖然在冷戰(zhàn)過程中，特別注意嚴控外宣轉(zhuǎn)內(nèi)，為此制定了很多法律，盡可能避免這些思想武器反噬本土，但又怎么可能堵得住呢？就如美國培訓恐怖分子，最終造成了“9·11”恐怖襲擊；美國到處煽動“顏色革命”，現(xiàn)在美國境內(nèi)抗議活動，越來越多出現(xiàn)了“顏色革命”的典型特征。

上述提到的種種解構工具，也迅速反噬美國。

正如前面提到的，冷戰(zhàn)勝利后的美國覺得舉世無敵，唯一能夠動搖統(tǒng)治的風險來自內(nèi)部人民的反抗，自然就選擇無限拆解人民。

既然人類社會是“想象的共同體”，那就想辦法制造更多想象的共識就行了，隨著傳媒技術的進步，想要篡改大眾想象，就太容易了。

在這個過程中，還伴隨出現(xiàn)了越演越烈的分化，為了消解分化帶來的對抗，進一步拆解民眾，最終的大成之作就是美國社會的普遍極化，尤其是LGBT+。到了這一步，美國社會已經(jīng)幾乎沒有統(tǒng)一的共識，就連愛國主義也成了少數(shù)。

至于自由、民主、契約精神、自由競爭等等一系列曾經(jīng)向全世界輸出的所謂“普世價值”，美國自己都不信了。

契約精神已經(jīng)成了“棄約”精神。

現(xiàn)在的美國，絕不能說要完了、馬上崩潰了，畢竟底蘊雄厚。但是從社會共識角度，這個國家已經(jīng)被拆解得四分五裂，或許只剩下人性的本能，也就是暴力、毒品、犯罪等等。

把一個穩(wěn)定運行的國家拆開并不容易，拆開后還想拼起來，那就更難了。

現(xiàn)在的美國，還能找出什么統(tǒng)一的共識？尤其美國立國太短，此前碰到的南北戰(zhàn)爭等關鍵矛盾，并沒有解決，而是通過科技進步和尋找外部敵人暫時壓制住了。自新大陸開拓開始，美國一路走來都很順，新大陸開拓建立在屠殺原住民基礎上，立國得到了法國的支持，孤懸海外坐收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紅利，贏得冷戰(zhàn)又是靠蘇聯(lián)地自我解體。

從未經(jīng)歷過文明的崩潰，更何談重構和自身的整合？可偏偏還要“作死”的自我解構，不僅解構掉了美國兩百多年來建立的核心共識，還解構掉了依托這個共識的集體，于是亞倫·布什這種“六郡良家子”，也只能被逼自焚抗議。

得國太易，終究要還的。狂妄的自以為終結，在沒有經(jīng)過任何測試的情況下，直接對自己動刀，也就幸虧美國實在太強了，吃下了信息革命和智能革命兩大紅利，又收獲了中國入世后提供的巨量物質(zhì)財富，這才能保持平穩(wěn)，就算這樣，美國仍然需要定期以經(jīng)濟危機的形式，將內(nèi)部危機外移。

但現(xiàn)在的問題就比較嚴重了。小鎮(zhèn)去年就說美國必然要遭遇歷史上空前的金融危機，今年美國等海外機構對金融危機的擔憂快速上升，上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fā)布了今年下半年的《全球金融穩(wěn)定報告》，報告共一百多頁，總結了三大方面的風險，分別是資產(chǎn)估值過高、主權債券市場壓力加大、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日益增強等。

IMF的高級負責人也接連發(fā)出預警，比如IMF首席經(jīng)濟學家吉塔·戈皮納斯近期在《經(jīng)濟學人》撰文，認為如果美國股票市場崩盤，帶來的沖擊要遠大于世紀初互聯(lián)網(wǎng)泡沫破滅，不太可能像當年那樣只是短暫而相對溫和的經(jīng)濟衰退。她認為現(xiàn)在面臨風險的財富規(guī)模遠大于當初，而能夠緩解回調(diào)沖擊的政策空間卻比世紀初少了太多，當前全球宏觀經(jīng)濟環(huán)境更加危險，經(jīng)濟結構也更加脆弱，提醒全球要為更嚴重的危機做好準備。

看到這段話，小鎮(zhèn)的一個想法是：早干嘛去了？

在美國片面追求金融和資本利益的情況下，全球變得更加脆弱，、特朗普還要一意孤行地繼續(xù)加大貿(mào)易摩擦、加劇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這是非常不成熟的做法。

這也說明，美國的政治是非常幼稚的，讓這樣幼稚的政治體掌握巨大的力量，何異于太阿倒持？

當然，這套邏輯對少數(shù)人是有利的，公眾被解構形不成合力，就有利于政客去爭取選票，因為民眾越散，需要爭取的“關鍵少數(shù)”規(guī)模就越有限，成功勝選后，也就更有利于爭奪私利。

比如特朗普勝選后，一門心思為整個家族賺錢；荷蘭之所以對中國企業(yè)明搶，就是因為現(xiàn)在荷蘭政府不過是看守內(nèi)閣，這個月底就要重新大選換人了，操盤的荷蘭政客不在乎荷蘭以后如何，更不在乎歐洲相關產(chǎn)業(yè)鏈受到何等沖擊，他們只在乎能不能為自己以后去歐盟擔任要職撈取政治籌碼，現(xiàn)任北約秘書長、連任12年荷蘭首相的呂特，就是荷蘭政客的榜樣。

政客無需為執(zhí)政后果負責，這就是當前西式票選民主最大的缺陷。因為西式票主制度下，政客只需要對選票負責，注意是選票而不是選民，什么能夠有利于他們在大選中獲取選票，他們就干什么。

獲得更多選票，最根本的依仗不是選民的支持，而是誰讓他能夠獲得選票。

國內(nèi)大學講《政治學》，有的教授很喜歡拿西式選舉制度舉例，讓班級同學組成各個政黨，去爭取選票。小鎮(zhèn)一直覺得這跟小孩子過家家的嘩眾取寵沒什么區(qū)別，關鍵在于，一個班級的選舉，是熟人社會的選舉，大家都知道誰是誰，喊一嗓子就能讓其他人聽到自己的聲音，按照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總結的，這套東西只適合小規(guī)模的政體，比如古羅馬城邦。

把一個班級放大到一個城市、一個省乃至一個國家，這套邏輯就沒法用了，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如何讓跨區(qū)域的其他人知道某個候選人的存在。

這就需要投入重金進行宣傳，而人是可以偽裝的，只要有錢就可以找專業(yè)團隊進行全方位的包裝，不僅是個人形象的整容、化妝乃至儀態(tài)演講的培訓，還可以定制精美的周邊關系，找出一堆鄰居、朋友編制出完美的人生履歷，更進一步還可以安排專業(yè)的公關、傳播團隊，進行集體洗腦，還可以抹黑競爭對手。

以上，都需要錢。

甚至說得直白點，必須獲得整整幕后大佬的認可。比如在歐洲一些小國，只要掌控了社交平臺和新聞媒體，一個從來沒有政治生活經(jīng)驗的素人，也可以輕松獲得海量選票。

而歐洲的社交平臺和新聞媒體，就掌握在美國手中。

在這種情況下，選民算得了什么呢？不過是幕后金主操控的投票機器罷了。

須知，孟德斯鳩說的“權力只對權力的來源負責”，前提是這個權力來源必須是一個真實的、具備主觀能動性的主體，理論上選民當然是這樣的主體，票選民主本意就是選民用選票選出來一個代言人代替他們表達觀點和訴求，也正因此代言人行使權力時要對選民負責。

但問題在于，選民成為“權力來源”的主體，是憲法賦予的，本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按照安德森的話就是“想象的共識”?？墒?，如果真正掌握力量的人選擇背棄這種共識呢？不掌握資本、暴力等等一切有力手段的選民，又能如何呢？而美國為了避免美國民眾的抗爭，早就把美國拆解了。

現(xiàn)在的一些政治、經(jīng)濟學者，還不如一兩百年前的先哲。還是孟德斯鳩所著《論法的精神》，這本書1748年首版，對中國政治制度也存在一定的誤解，比如認為中國因為國土廣袤、氣候炎熱、國民性格等自然因素，天然適合專制政體。

孟德斯鳩認為，專制政體是以恐怖和壓制自由作為統(tǒng)治工具，這跟人喜愛自由、憎惡殘暴的天性是違背的，也必然會導致嚴重的腐敗，因此專制是一個有缺陷的政體。

但孟德斯鳩也同樣承認，古代中國立法者通過智慧和高超的立法技藝，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專制政體的殘缺，使得古代中國政府遠沒有得到專制制度應有的腐化程度，實現(xiàn)了去害存利，讓一個有缺陷的政體變得充滿生機。

孟德斯鳩總結的中國古代針對專制政體的補救措施包括禮教合一、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以人與人的和諧為主要目的。

當然，由于時代局限性，孟德斯鳩從未到過中國，對中國的了解基本來自道聽途說和想象，很多時候還把法國的情況硬套在中國身上，所以他的分析也不必太當真。但至少，孟德斯鳩沒有為了論述自己理論的正確，而強行無視反例。

事實上，“共識”也分層次，幾千年血火鑄就的，跟美國這種靠媒體強行灌輸來的，差別太大了。沒有經(jīng)過歷史殘酷檢驗的人為體系，維持不下去才是正常的，一旦崩潰后如何重塑，誰也說不好。

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古代循環(huán)出現(xiàn)的歷史周期律，反而是人類文明的奇跡，不是什么文明都能夠在崩解之后，又能重新回到一種穩(wěn)定的狀態(tài)，并且在崩解重塑過程中吸取過往的經(jīng)驗教訓。

實際上，到清朝的時候，這套體系已經(jīng)非常完備了，已經(jīng)很難被內(nèi)部因素推翻。然而劇變來自國門之外，1840年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了中國國門，從此中國開始了新一輪的重塑。

古今中外幾千年文明無數(shù)次證明，顛覆一個體系的從來都是計劃外的因素。

現(xiàn)在的美國也是一樣，本以為舉世無敵，沒想到中國迅猛崛起，徹底打亂了一切計劃。也正因此，現(xiàn)在的美國人總覺得中國的存在讓美國很不舒服，就覺得只要沒有中國，或者中國能夠服從美國的舊秩序，那美國仍然可以繼續(xù)偉大。

但中國的存在與崛起是客觀事實，承認與否都不重要。

這也是西方當前比較普遍的特點，那就是幾乎沒有備用的預案，一旦第一套方案碰壁，就不知道該怎么往下走了。比如特朗普對中國發(fā)動關稅戰(zhàn)，中國沒有像他想象的那樣低頭，后面就亂了；而這次荷蘭搶走了安世，卻迎來了中國的芯片禁運，整個歐洲的相關產(chǎn)業(yè)面臨嚴峻危機，又不知道怎么辦了。

或許，預案本來是有的，那就是動用武力搶。只是時代變了，面對中國，沒幾個國家敢奢談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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