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要聞

為何要向中國學習？

——關于擺脫貧困與社會差距的反思性引言

作者：塞米亞托·阿吉·普爾萬托

（Semiarto Aji Purwanto）

作者系印度尼西亞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人類學教授兼院長，任期2021-2025年。

本書在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應對與解決貧困問題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對于印尼讀者而言，李小云教授的這部著作，其意義不僅在于展示一個國家的成就報告，更在于呈現一種建設國家的堅定意志與強烈擔當：通過以人民為中心的政策取向、系統(tǒng)性的治理思路，以及直面最深層現實的勇氣與實踐，尤其是廣泛存在于農村地區(qū)的貧困群體生活處境。

在印尼的發(fā)展敘事中，貧困問題過于頻繁地被簡化為數字與技術性項目，成為統(tǒng)計反思下的“指標現象”。然而，中國的減貧經驗表明，真正的成功不僅需要“可計算”，更需要“可感知”、“可理解”。在不到40年的時間里，超過8億人擺脫了絕對貧困，這一成就被諸多觀察者稱為“現代史上規(guī)模最大的社會政治工程”。2021年，中國政府正式宣布其農村地區(qū)絕對貧困問題得到解決。但數字背后究竟發(fā)生了什么？讓8億人擺脫貧困，究竟意味著什么？

李教授的著作中，一個尤為突出的理念是“精準扶貧”。這一以微觀數據為基礎的策略，不再僅以地域為劃分標準，而是深入到家庭乃至個體層面，對貧困進行細密畫像。此種方法使公共政策如同一枚“透鏡”：精準對焦、富有同理。然而，中國并未止步于此，還通過教育、激勵機制乃至生活方式轉型，將文化變遷與社會價值觀的塑造納入整體治理之中。正是在這里，從人類學視角閱讀本書的重要性得以凸顯。

人類學所關注的，并非狹義的“文化”，而是生活方式、社會結構與價值體系。在貧困議題上，人類學能夠拆解一個核心迷思：貧困不僅是經濟匱乏的結果，更是權力關系、邊緣化進程與歷史積淀的產物。正如莫斯（Mosse，2022）在《援助之地的冒險》（Adventures in Aidland）中所指出的那樣，發(fā)展專業(yè)人士往往帶著與地方現實不相契合的技術性定義介入現實。在這一關鍵節(jié)點，貧困群體的聲音應當被視為“主體”，而非“對象”。然而在現實中，減貧常常演化為地方機構、國家機器乃至全球性國際組織的“項目工程”。

正如韋弗等（Weaver et al., 2022）與詹姆斯（James, 2022）所論述的，國際官僚體系與捐助機構往往發(fā)展出脫離地方現實的自身道德體系和行動邏輯。在此情境中，人類學成為連接貧困群體聲音與政策制定桌面的橋梁，它不僅用于“外部觀察”，更致力于深入其中，體察貧困者的生命經驗，并提出更加具備情境敏感性與倫理自覺的替代方案。這是一種將經驗現實轉化為“恰切知識”的努力。

要理解貧困，必須將其置于歷史與理論的框架之中。貧困究竟是“絕對”的，即基本生活需求無法得到滿足？還是“相對”的，即因不平等而產生的匱乏感？盧梭曾指出，不平等始于某個人宣稱“這是我的”，并且他人竟然相信了這一說法。馬克思則將之理解為生產關系失衡的產物?；肌づ宥鳎↘eith Payne）則強調極端不平等帶來的心理沖擊。正是在李教授的梳理中，我們重新學習這些關于貧困的基礎理論。

在印尼語境中，新秩序時代的發(fā)展深受羅斯托（Rostow，1990）“經濟增長階段論”的影響，發(fā)展被視為從傳統(tǒng)邁向現代的線性階段。但這一模式后來遭到廣泛批評，被認為忽視地方語境，并催生了精英主義的發(fā)展模式。正如洛德韋克斯（Lodewijks，1991）所指出的那樣，羅斯托模型甚至被用于為國家安全戰(zhàn)略辯護，而非單純服務于民眾福祉。與此同時，對經濟增長的強調，也促成了以“指標”來定義發(fā)展成功的做法。數字成為成功的核心敘事邏輯，而失敗的項目同樣以數據標注：貧困人口有多少？他們的收入與支出水平如何？

從殖民視角的歷史遺產出發(fā)，許多人將貧困歸咎于“懶惰心態(tài)”與“低工作倫理”。然而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奧斯卡·劉易斯（Oscar Lewis，1966）通過“貧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概念，已為理解貧困提供了新的空間，貧困并非源于“懶惰”，而是因選擇受限而形成的一種生活方式（尤其在城市語境下）。它同樣不是經濟增長率中那些停滯或負增長的數字所能概括的。最新的批判中，塞爾溫（Selwyn，2024）進一步指出，羅斯托式的發(fā)展觀在本質上帶有去人性化與去情境化的傾向。

本書特別聚焦于中國的減貧戰(zhàn)略，主要體現在三方面：第一，精準扶貧；第二，自極端貧困地區(qū)的人口搬遷；第三，鄉(xiāng)村振興。這些政策在中央與地方的協(xié)作下實施，并受到中國共產黨強有力的領導。云南地區(qū)河邊（Hebian）村成為極具啟發(fā)性的案例研究，它們展示了國家不僅通過物質援助“在場”，更通過價值觀的重塑深度介入社會生活。有關減貧、鄉(xiāng)村建設及其帶來的社會轉型，為我們開啟了一種反思視角：減貧必須采取整體性路徑，涵蓋世界觀的更新、社會紀律的重塑，以及物質建設與社會建設的深度整合。

那么，印尼呢？印尼同樣擁有一系列值得肯定的減貧實踐。家庭希望計劃（PKH）、鄉(xiāng)村基金（Dana Desa）以及社會保障體系，體現了國家對弱勢群體的承諾。庫爾尼亞萬（Kurniawan，2024）與卡希亞迪等（Cahyadi et al., 2020）的研究表明，有條件現金轉移項目（CCT）在提升貧困家庭的教育與健康方面具備顯著潛力。然而，挑戰(zhàn)仍然存在：制度碎片化、對直接現金補貼的依賴，以及地方經濟可持續(xù)性的薄弱，依然構成現實難題。在某些案例中，強制性搬遷甚至制造出了新的貧困，因為其并未配套足夠的經濟準備，例如“糧食基地”（food estate）項目或戰(zhàn)略性基礎設施建設對原住社區(qū)的沖擊。個人與制度層面的機會不平等，也越來越受到印尼經濟學者的關注（Suryahadi et al., 2024；Aji et al., 2021）。

李教授通過其詳實的田野記錄，向我們揭示了中國貧困問題的深層根源，即“制度化不平等”，當機會、資源與所有權被不公正地分配時，貧困便被不斷固化。他同時強調，“現代性倫理”應與傳統(tǒng)價值實現共存。印尼人類學家如庫恩查拉寧格拉（Koentjaraningrat，1982，2021）與蘇帕爾蘭（Suparlan，1984）亦曾提醒，貧困還關涉文化疏離、象征性邊緣化，以及忽視地方語境的發(fā)展實踐。塔尼亞（Tania Murray Li，2007）基于其在印尼的研究指出，發(fā)展項目本身也可能通過剝奪土地與社會資源的方式，反而成為“貧困的制造者”。與諸多發(fā)展主義的批評者一樣，他們一致主張，應當將“人”，尤其是貧困群體，置于主體位置（Guggenheim，2021），而非僅關注項目成功率、資金規(guī)模、官僚策略或指標完成度。

在這一語境中，人類學的重要性不僅在于“解釋”，更在于“反思”與“改變”。正如當代發(fā)展研究所展示的那樣，人類學家能夠在將地方價值轉譯為政策語言、以及將政策邏輯帶回地方語境的過程中發(fā)揮關鍵作用。貧困問題，不僅關乎“數據”，更關乎“意義”；不僅關乎“目標”，更關乎“聲音”。貧困應被視為一種復雜的生命經驗，而非報表中的冰冷數字。

我們也逐漸認識到，貧困至少源于三類因素：其一，是限制性的匱乏，包括對資本、資源、信息等的缺乏，乃至無法獲得體面生活所需的各種條件；其二，是源于特定“富裕標準”或“文明標準”的設定，當人們無法達到這些標準時便被定義為“貧困”；其三，在某些無法追趕主流成就的群體中，貧困也可能演化為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從而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形成所謂“貧困文化”。

李教授進一步提出了一種超越單純定義爭論的貧困理論框架，并將其與“現代性”這一外部變量相連接：“在相同文化條件下，個體間的福利差距固然可能源于‘能力’差異，但更可能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中現代倫理體系的不協(xié)調。理解貧困時，我們必須關注這一語境差異，因為正是這一語境，決定了不同社會中貧困形態(tài)的必然差異?！?/p>

在他看來，貧困不僅是一種物質匱乏的狀態(tài)，更是一種綜合結構性處境：（1）對獲取資源、資本、機會與向上流動可能性的限制；（2）常由現代性與市場經濟接受程度的不平衡所引發(fā)；（3）由此導致現代倫理與傳統(tǒng)倫理的沖突；（4）最終使得原本已處不利地位的群體進一步被邊緣化。貧困并非一種可以用單一“藥方”治愈的普遍狀態(tài)；它既不只是“不平等”的問題，也必須與全球性力量的介入，尤其是現代性與發(fā)展主義，相聯(lián)系；更重要的是，它必須與“文化”緊密相連。

通過本書精心編織的敘事脈絡，讀者得以循序漸進地理解中國貧困問題，從整體源頭直至具體實踐層面。全書以遞進式結構展開論述，從概念建構、理論批判，到戰(zhàn)略設計與實踐路徑，旨在不斷拓展讀者對貧困這一復雜現象的理解邊界。敘事不斷推進，將貧困呈現為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是認知、文化與社會結構交織的結果。李教授并非僅從宏大理論出發(fā)，還細致梳理了圍繞貧困的神話與語言結構，這體現出其試圖在提出解決路徑之前，先行拆解既有偏見的學術自覺。讀者也被引導進入具體的田野場景，通過帶有個人情感溫度的案例，直觀感受貧困者的生活經驗如何被過度技術官僚化的政策體系所忽視。

我們將看到，政策、文化與實踐之間的復雜張力，如何可能成為阻礙，也可能化為橋梁，推動減貧進程的前行。將河邊村的案例安置于全書后段，構成了一種極具張力的敘事策略：從理論走向實踐，從統(tǒng)計走向生命現實。這一處理方式提出了兩點重要啟示：其一，貧困是一種多層次、系統(tǒng)性的社會癥候；其二，社會變革并非不可能，只要伴隨著地方主體的深度參與、富有意義的公共協(xié)商，以及直面并重塑對貧困認知方式的勇氣。

本書并非意在提供一個可被機械復制的“范式”，而更像是一面跨文化的反思之鏡。中國的經驗未必能夠在印尼情境中完全照搬，但其所展現的精神、勇氣與系統(tǒng)性思維，仍極具啟發(fā)意義。更重要的是，這部著作并不僅是一份技術報告，而是一種關于我們如何彼此相待的道德與社會反思。減貧不只是國家的任務，它更是一種集體承諾：致力于建構一個理解生活復雜性、尊重人的尊嚴、并勇于重塑不公結構的社會。

尤為引人深思的是，李教授呼吁我們每一個人，從個人的倫理承諾出發(fā)，推動貧困的消解，并將這種個人責任轉化為社會行動。這一“宣言”將“走出貧困的能力”置于個人主體性之上，而不完全寄望于制度意志，從而為本書畫下一個極具思想張力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