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陜北的秋風那個吹啊，冷得透骨。

就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一份加急電報擺到了蔣介石南京官邸的桌案上。

內(nèi)容其實挺慘淡的：那支讓他一年來睡不著覺、動用了上百萬大軍圍追堵截的中央紅軍，終于到了陜北，但人數(shù)只剩下區(qū)區(qū)七千來人。

按理說，這時候要是換做任何一個稍微懂點軍事的人，都知道該干嘛——這就好比打游戲，對方水晶都快爆了，血條就剩一絲，你手里還握著滿級神裝，直接A過去就完事了。

畢竟當年為了搞定江西那邊，老蔣可是連家底子都掏空了，跟德國人換來的那幾個德械師都舍得往里填。

可歷史偏偏在這個時候開了個巨大的玩笑。

就在這看似必殺的一擊即將落下時，國民黨那邊突然像斷了電一樣，幾十萬中央軍主力竟然停下來了。

這操作簡直讓人看不懂，難道是蔣介石突然佛系了？

當然不是。

這事兒吧，咱們得站在那個亂成一鍋粥的十字路口看，你會發(fā)現(xiàn)，這其實是蔣介石做出的一個自認為最精明、實則把底褲都輸?shù)舻膽?zhàn)略誤判。

哪怕是現(xiàn)在回頭看，當時的情況也確實挺迷的。

國民黨內(nèi)部那時候正在看一出“真假美猴王”。

1935年6月，紅軍兩大主力在四川懋功會師。

這一碰頭不要緊，直接把國民黨高層給整不會了。

這邊的中央紅軍，雖然是指揮中樞，但這趟長征走下來太慘了，衣衫襤褸不說，兵力也是大打折扣；再看那邊的紅四方面軍，那是張國燾帶的隊，好家伙，兵強馬壯，足足八萬多人，手里的家伙什也硬。

在那個誰槍桿子硬誰說話就管用的年代，就算是蔣介石，心里也得犯嘀咕：到底哪邊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緊接著那場著名的“南下與北上”之爭，恰恰給了老蔣一個錯誤的信號。

張國燾這人野心大，覺著自己胳膊粗，非要帶著那八萬精銳南下川康，還搞了個“另立中央”。

在蔣介石看來，這才是要命的事兒。

一個手握八萬重兵、還想自己當老大的對手，威脅值絕對爆表，比陜北那幾千殘兵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于是，蔣介石那精明的江浙商人大腦飛速運轉，下了一步棋：調(diào)動薛岳這些嫡系主力，死死咬住南下的紅四方面軍。

在他眼里，陜北那就是個窮得鳥不拉屎的地方，幾千人往那一扔，那就是甕中之鱉，能翻起多大浪？

反倒是川康那邊戰(zhàn)略位置重要，絕不能讓張國燾在那扎根。

正是這個要把“大個子”按死的決定，客觀上給陜北那邊贏得了一張珍貴的“復活卡”。

但這事兒沒那么簡單，光是因為兵力分流，還解釋不了為啥后來整整一年老蔣都沒怎么動陜北。

這里面，其實藏著一本很多人沒算明白的“經(jīng)濟賬”。

咱們回想一下，當年蔣介石為啥像瘋狗一樣非要拿下江西蘇區(qū)？

除了政治原因，最關鍵的是江西地下埋著錢啊——鎢砂。

那可是戰(zhàn)略物資，當年所謂的“黃金十年”，國民黨那幾個德械師的裝備哪來的？

就是拿江西的鎢砂跟德國人換的。

對蔣介石來說，江西是他的提款機，絕對不能丟。

反觀陜北，那是真的窮。

黃土高坡，溝壑縱橫，別說礦產(chǎn)了，連老百姓吃飯都成問題。

在蔣介石看來，把紅軍趕到那兒，其實就是一種“流放”。

他甚至天真地覺得，根本不用自己動手，光是那惡劣的環(huán)境和缺衣少食的窘境，就能把這幾千人活活餓死、困死。

這種基于生意人思維的傲慢，讓他完全低估了信仰的力量，也忘了一件事：有時候，窮也是一種保護色。

當然了，老蔣也不是不想打，是有心無力。

1936年的局勢，亂得跟那啥似的。

就在他準備收拾心情，回頭對付陜北的時候，后院起火了，而且火勢還不小。

1936年5月，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突然死了。

這本來是喪事，但在政治場上，這就意味著權力的重新洗牌。

蔣介石覺得機會來了，想趁機收回兩廣（廣東、廣西）的軍政大權。

這一伸手，直接戳到了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這些地頭蛇的肺管子。

為了保住地盤，這幫軍閥打著“北上抗日”的旗號，搞出了著名的“兩廣事變”。

這下蔣介石徹底慌了神。

紅軍在陜北一時半會兒還打不到南京去，但兩廣那幾十萬大軍可是實打?qū)嵉赝{著他的統(tǒng)治核心。

沒辦法，原本計劃北上剿共的中央軍主力，不得不緊急南調(diào)去滅火。

這場內(nèi)部博弈雖然只持續(xù)了三個多月，最后被蔣介石用錢和權術擺平了，但這幾十萬大軍一來一回的折騰，再加上休整、重新部署，那可不是幾天的事兒。

這三個月的時間差，對于剛到陜北、立足未穩(wěn)的紅軍來說，簡直就是救命的黃金窗口期。

紅軍就利用這段時間，不僅解決了吃飯穿衣的問題，還打通了跟外界的聯(lián)系，把根據(jù)地連成了一片。

更諷刺的是，當中央軍主力分身乏術的時候，蔣介石想出了一招自以為絕妙的“借刀殺人”。

他把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推到了剿共第一線。

老蔣的算盤打得那是啪啪響：贏了，消滅紅軍；輸了，削弱雜牌軍，怎么看都是穩(wěn)賺不賠的買賣。

但他千算萬算，漏算了一樣東西——人心。

那時候的中國，華北危急，日本人的刺刀都頂?shù)侥X門上了。

張學良背著“不抵抗將軍”的罵名，做夢都想打回老家去；楊虎城也是個血性的西北漢子。

你讓他們?nèi)ゴ蛑鲝垺巴Ｖ箖?nèi)戰(zhàn)，一致抗日”的紅軍，這本身就是個違背人性的命令。

結果呢？

在陜北的前線，并沒有發(fā)生蔣介石預想中的血肉橫飛。

反而出現(xiàn)了奇特的一幕：明面上槍聲稀稀拉拉，私底下卻是信使跑得飛快。

紅軍的抗日主張深深打動了這些東北軍漢子，這哪是圍剿啊，雙方甚至在火線之間搞起了通商，缺啥換啥。

陜北這塊貧瘠的土地，硬是被搞成了一個巨大的抗日同盟孵化器。

等到蔣介石終于回過神來，覺得不對勁，準備再次調(diào)集中央軍嫡系北上“督戰(zhàn)”的時候，一切都已經(jīng)晚了。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就像一顆定時炸彈，在他最意想不到的時候炸響了。

所以說，回頭看1935年底到1936年底這關鍵的一年，與其說是國民黨“放過”了紅軍，不如說是歷史用一連串的巧合與必然，編織了一張大網(wǎng)。

張國燾的分裂客觀上當了誘餌，兩廣軍閥的搗亂分散了火力，貧瘠的地理環(huán)境麻痹了對手，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喚醒了良知。

蔣介石手里有幾十萬大軍，有德式裝備，有飛機大炮，但他唯獨沒摸準這個國家當時的脈搏。

他以為他在下棋，其實他只是棋盤上的一顆子，最后被滾滾向前的歷史車輪碾得稀碎。

那支當初只有幾千人的隊伍，就在這稍縱即逝的夾縫中，燃成了后來誰也撲不滅的燎原之火。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臨潼華清池的槍聲響了，一切塵埃落定。

參考資料：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綜述大事記》，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