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魏水華 頭圖 | canva

如果一定要在中國找一種最不體面、最不講究、卻又最頑固、最難被現(xiàn)代營養(yǎng)學和文明敘事連根拔起的食物，粥大概會被很多人毫不猶豫地推上前臺。

它看起來如此軟弱，如此缺乏咀嚼的尊嚴，如此不符合現(xiàn)代社會關(guān)于效率、蛋白質(zhì)密度、功能性飲食的全部想象；它被歸類為病人食物、老人食物、窮人食物，甚至是“沒牙的人吃的東西”。

然而，正是在廣東——這個被視為中國最早、也最徹底卷入現(xiàn)代性洪流的地方，粥卻頑強地活著，而且不僅活著，還活得極其日常，極其放肆，極其不講道理。

廣東的復雜性，體現(xiàn)在文化與語言的碎片化上。這里不像江浙那樣可以輕易用“吳語區(qū)”“江南文化”一言以蔽之，也不像北方那樣可以被“官話—面食—旱作”這一套粗線條邏輯整齊打包。

廣東被山海切割，被歷史反復折疊，廣府、客家、潮汕、雷州、瓊州彼此并列又彼此警惕，語言不通，祖源各異，連對“我們是誰”這件事都長期缺乏共識。然而奇怪的是，在所有這些差異之上，有一種食物卻幾乎毫無懸念地完成了跨文化的統(tǒng)治，那就是粥。

在廣府話里，“粥”發(fā)音是生硬的zuk，但放在對話里，語氣里多了理所當然的親昵。廣府人的粥，從一開始就不追求“飯”的形態(tài)，它要煲到米粒徹底散開，湯水渾白，入口即化，甚至不需要牙齒參與判斷。這種粥不講究米形完整，而講究火候、時間與水的比例，講究“老火”，講究在漫長的加熱過程中，把米的淀粉徹底釋放出來，讓一鍋看似寡淡的液體獲得某種難以言說的黏稠與溫度。

潮汕與粵西說閩南話的地區(qū)則把粥叫作“糜”，讀音輕而短，像是一口迅速吞咽的氣。那里的粥往往米水分離，粥是粥，飯是飯，米粒完整而清晰，粥水清澈，吃的時候，配的是一整套可以對抗寡淡的咸物——腌菜、魚飯、鹵鵝、薄殼米、生腌蟹，仿佛粥只是一個舞臺，而真正的戲都在配菜上完成。

至于客家人，粥則更接近一種遷徙者的生存策略，它既可以被煮得極稀，用來延展有限的糧食，也可以在條件允許時變得濃厚，承載豬油、番薯、芋頭，成為一頓實打?qū)嵉臒崃縼碓础?/p>

這些粥在做法、口感、邏輯上幾乎南轅北轍，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沒有人認真懷疑過“粥是不是一頓正經(jīng)飯”。它不像北方的面條那樣需要被不斷討論“算不算主食”，也不像沙拉那樣必須靠營養(yǎng)學背書才能獲得合法性。粥在廣東的存在，是一種先于道理的事實。

如果把視線從地方拉回到更長的時間尺度，就會發(fā)現(xiàn)，粥的這種頑固，其實并不是廣東的發(fā)明，而是一種更古老的中國經(jīng)驗的殘留。早在稻作文明尚未穩(wěn)定之前，粥就是最安全、最可控、也最容易在不確定環(huán)境中維持群體生存的形態(tài)。它省柴火，省牙齒，省消化力，能把一點點糧食延展成足以安撫一整個家庭的溫熱幻覺。

在明清之前，中國人對“粥”的理解，并不帶有今天這種明顯的貶義，它既是日常，也是禮制的一部分，是節(jié)令、祭祀、養(yǎng)生的一種形態(tài)。

明清海禁之后，中國的飲食結(jié)構(gòu)開始在不同區(qū)域出現(xiàn)明顯分化。北方逐漸向面食、餅食傾斜，江南在精米與精致菜肴中完成階層化，而廣東由于地理、貿(mào)易與政治位置的特殊性，反而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保留了許多看似“落后”的飲食傳統(tǒng)。

粥，正是其中之一。

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粥（かゆ）依然被明確地標記為“病人食物”，是身體失序、功能下降時的權(quán)宜之計；但在廣東，粥從來沒有被完全驅(qū)逐到這種邊緣位置，它始終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現(xiàn)在早餐、宵夜、乃至宴席的邊角。

這種保留并非因為廣東更保守，恰恰相反，是因為廣東過早地暴露在變化之中。泉州港沒落之后，廣州作為唯一的通商口岸，被迫在極短時間內(nèi)學習如何與世界相處。西方的器物、觀念、生活方式，在這里以一種并不均勻、也不完全被理解的方式滲透進來。飲食當然無法幸免。

粵菜并不是簡單地“被西化”，而是在一種長期的試探中，逐漸形成了自己對“湯”“火候”“介質(zhì)”的理解。

于是，我們會看到一些看似矛盾的現(xiàn)象。比如毋米粥火鍋，名字里明確寫著“毋米”，卻偏偏要用一鍋粥作為一切食材的基礎(chǔ)。這鍋粥的重點從來不在“好不好吃”，而在于它作為介質(zhì)的功能：穩(wěn)定溫度、緩慢加熱、包裹食材的水分，讓魚、蝦、肉在不被激烈破壞的情況下完成熟成。

這種邏輯，與法式濃湯并不遙遠。它們同樣相信淀粉的力量，相信黏稠可以創(chuàng)造時間，相信慢熟是一種風味而不是拖延。

艇仔粥的出現(xiàn)，則更像是一種對城市流動性的回應，它吸收了碼頭文化、船民飲食中那種“一鍋解決一切”的現(xiàn)實主義，把零碎、邊角、無法進入正餐體系的食材，通過粥重新組織起來。

至于老火粥，它幾乎可以被視為廣東人對“時間”的一次固執(zhí)抵抗：在這個一切都要求快、要求立刻反饋的世界里，仍然有人愿意為一鍋幾乎沒有技術(shù)門檻的粥，付出數(shù)小時的等待。

從現(xiàn)代營養(yǎng)學的角度看，粥幾乎是完美的反面教材。它升糖快，營養(yǎng)密度低，蛋白質(zhì)含量可忽略不計，很難在單獨存在的情況下滿足任何關(guān)于“均衡”的要求。

如果把它放進今天流行的營養(yǎng)學評價體系里，粥會被毫不留情地歸入“垃圾食品”的行列，與含糖飲料、精制碳水并肩站在被警告的位置上。

但問題在于，人類從來不是靠營養(yǎng)學活著的。酒精明確致癌，但它依然被允許存在，因為它能制造快樂、放松與社交的幻覺；甜點并不健康，卻被視為生活的獎勵；而粥，作為一種同樣不高尚、不自律、不進步的食物，為什么就不可以被允許呢？

更何況，在廣東，粥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臘味的背景，是魚片的舞臺，是姜絲、蔥花、油條、鹵水的緩沖層。它以犧牲自身為代價，讓其他味道獲得被放大的空間。

從這個意義上說，廣東人離不開的，從來不是“粥本身”，而是粥所代表的一整套生活哲學：對身體脆弱性的承認，對效率神話的懷疑，對快樂不必自證合理的寬容。它不要求你咀嚼，不要求你思考，甚至不要求你尊重它。你只需要在某個清晨、某個深夜，端起碗來，讓溫度先于意義進入身體。

也許，這正是粥真正不可替代的地方。它不是為了讓你變得更好，而只是讓你暫時還能繼續(xù)活著，而且活得不那么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