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裕仁天皇公布了《停戰(zhàn)詔書》,松井石根此時尚未意識到這不僅意味著軍國主義日本的結(jié)束，并且還意味著他本人亦將厄運罩頭。

那是1948年12月22日，離圣誕節(jié)還有幾天，但這里的氣氛與節(jié)日毫無關(guān)聯(lián)。幾個穿著美軍綠色工作服的男人被押了出來，他們的雙腳被沉重的鐵鏈鎖住，每邁一步都伴隨著刺耳的金屬摩擦聲，大腿上的繩索更是勒得人寸步難行。

在這些將死之人中，有一個身形消瘦的老人，在臨刑前的最后一刻，被允許喝下一點葡萄酒。酒精或許短暫地麻痹了他的神經(jīng)，但無法掩蓋即將到來的窒息。

當時針指向23時50分，這位名為松井石根的犯人走上了那個屬于他的終點站。他在絞刑架上并沒有迅速得到解脫，那一根繩索仿佛在有意延長某種審判。

整整12分30秒——換算成秒數(shù)是漫長的750秒——他在半空中劇烈地掙扎、抽搐，如同是被某種看不見的力量死死抓住不放。

就在這令人毛骨悚然的十幾分鐘里，這個曾經(jīng)不可一世的“大將”究竟在想什么？是那座他即使身陷囹圄也念念不忘的伊豆山神殿，還是那個他到死都堅稱“只是一場哥哥教訓弟弟的爭吵”？

要理解這最后痛苦的750秒，必須剝開松井石根那一層層精心包裹的“良心”外衣。

在他為自己編織的邏輯閉環(huán)里，哪怕是站在擁有十一個國家法官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他依然能夠臉不紅心不跳地演繹一種詭異的“慈悲”。

當審判席上的檢察官基南用激昂的語調(diào)控訴南京城內(nèi)發(fā)生的慘案時，松井石根卻將這描繪成了一首田園詩。他對著麥克風，語氣平緩地談論著他在中國服役的十二年光陰，聲稱自己始終致力于“日中合作”。

在這個劊子手的邏輯里，那場造成數(shù)十萬生靈涂炭的戰(zhàn)爭，不過是“亞洲大家庭”內(nèi)部的紛爭。他甚至恬不知恥地將日軍的入侵比作“哥哥在長期忍耐后趕走不聽話的弟弟”，并堅稱這一切的動機并非仇恨，而是出于“愛憐”。

他在法庭上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在進攻上海時唯一的目的只是征服反對的軍隊，而對于百姓，則是盡可能地“安撫和保護”。仿佛那些斷壁殘垣和累累白骨，都只是這位“哥哥”表達愛意的附贈品。

為了佐證自己的虔誠，他還搬出了自己回國后在熱海市附近修建的觀音神像，強調(diào)在那尊神像的基座里，混合了從長江盆地戰(zhàn)場運來的泥土，以此證明他在為兩國戰(zhàn)死的軍人“超度”。

就在他用這些冠冕堂皇的辭藻粉飾太平時，來自現(xiàn)實的鐵證卻像是一記記響亮的耳光，狠狠抽在這位“和平主義者”的臉上。

起因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汽車修理工的檢舉。這位中國工人在蘇州的華中方面軍司令部修車時，親眼目睹了駭人的一幕：作為司令官的松井石根，竟然在司令部閑適的院落里，親自揮舞指揮刀斬殺了一名被反綁雙手的中國俘虜。那一瞬間，旁邊甚至還有一名日本隨軍記者按下了快門。

眼見無法抵賴，這位曾經(jīng)統(tǒng)領(lǐng)千軍萬馬的大將竟然開始像個市井無賴般耍賴。他先是辯解說自己當時喝醉了，只是“出于好玩擺擺樣子”，刀根本沒砍下去。當檢察官指出刀面光影證明正在劈砍時，他又改口說殺的是土匪。

直到檢察官怒不可遏地宣讀了證詞，他才不情不愿地承認殺的是游擊隊員，并在簽字時還要玩弄心眼，低聲下氣地請求翻譯轉(zhuǎn)告檢察官：因為殺的是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的游擊隊而非國民黨官兵，希望能“從寬處理”。

那一刻，所謂的“日中提攜”、“愛憐弟弟”的高尚情操，瞬間崩塌成一個卑劣怯懦的求饒。審判庭上的交鋒，更像是一場關(guān)于記憶與謊言的拉鋸戰(zhàn)。

松井石根為了逃脫那根絞索，幾乎動用了他在日本軍政兩界所有的人脈來編織謊言。他的辯護律師伊藤清不僅與他串供，更拉來了前日本駐上海總領(lǐng)事日高信六郎做偽證。

緊接著，曾經(jīng)的第十軍軍法處長塚本浩次也被推上前臺，企圖用那些含糊其辭的“不清楚”、“不知道”來為老上司遮掩。他們試圖將南京城內(nèi)的血腥推給中國軍隊的潰兵，試圖將那場有組織、有計劃的屠城淡化成戰(zhàn)場上的“意外”。

真相是有力量的，它能穿透最厚重的謊言迷霧。

負責審訊的盟軍法庭并未被這些拙劣的把戲蒙蔽。英國法官諾蘭準將用一種幾乎令人窒息的緊逼方式，一層層剝開了松井石根的防御。

當情報官中山寧人的證詞與松井的說法出現(xiàn)矛盾，當那份顯示“南京陷落將成為國際事件，應竭力發(fā)揚武力”的參謀命令被擺上臺面，松井石根的心理防線開始潰敗。

尤其是當曾經(jīng)的日本海軍大將助理辯護人瀧川政次郎作為證人，講出自己在南京大屠殺后的親身見聞時，法庭陷入了死寂。

更諷刺的是，在那些日本外交官發(fā)回德國及其它國家的報告中，這支由松井石根指揮的軍隊早已不再是被稱作“皇軍”，而被形容為一部殘酷運轉(zhuǎn)的“惡魔機器”。

其實，松井石根對自己即將面臨的命運并非毫無預感。早在1945年那個酷熱的夏末，當蘑菇云在廣島和長崎騰空而起，當蘇聯(lián)紅軍的鋼鐵洪流席卷東北，日本帝國的末日就已經(jīng)注定。那個8月，從裕仁天皇宣布《停戰(zhàn)詔書》的那一刻起，恐懼的種子就已經(jīng)種下。

只是那時的松井石根還沉浸在一種天真的僥幸中。面對美聯(lián)社記者的采訪，他還能氣定神閑地將東條英機推出去做替罪羊，而自己依據(jù)《波茨坦公告》問心無愧。

甚至在第二天，他還像個沒事人一樣跑去東京灣游泳。那個午后，他正愜意地翻閱著報紙上關(guān)于自己的采訪報道，卻不料幾名全副武裝的美國憲兵手持麥克阿瑟簽署的逮捕令敲響了房門。

最終的判決是歷史性的，也是獨一無二的。

在那場漫長的審判結(jié)束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他做出了“絞刑”的裁決。在所有被判處死刑的甲級戰(zhàn)犯中，松井石根是特殊的一個。他被定罪的核心理由既不是策劃戰(zhàn)爭的陰謀，也不是單純的某一兩個命令，而是由于他“漠視遵守條約之責任”。

作為擁有最高權(quán)力的指揮官，他擁有監(jiān)督軍隊和保護無辜居民的權(quán)限與義務，但他選擇了放縱這頭野獸去吞噬生命。

正如判決書所言，在他于12月17日洋洋得意地入城巡視并停留的那幾天里，透過他親眼所見以及參謀的報告，他對發(fā)生的一切理應知情，卻在那種殘暴的高潮中選擇了視而不見。

那天在陸軍省那個曾經(jīng)策劃過無數(shù)侵略陰謀的大廳里，當法官讀完死刑判決，松井石根呆若木雞?；蛟S以為憑借幾句狡辯、幾個人脈和那尊混了泥土的觀音像就能洗刷罪孽，但法律最終用“不作為”的罪名將他釘在了恥辱柱上。

這就是為什么當絞索套上他的脖頸時，即使有酒精的麻醉，他依然無法平靜地接受死亡。那長達750秒的劇烈掙扎，是一個罪孽深重的靈魂對必死結(jié)局的最后抗拒。

美軍菲利普上校冷冷地下達了行刑命令，腳下的踏板轟然洞開，他那穿著美軍工作服的身軀驟然下墜，綠色的布料在空中無力地擺動。沒有榮譽，沒有“大東亞”的榮光，只有繩索勒入皮肉的沉悶聲響和無盡的黑暗。直到十二分半鐘之后，那具還在微微抽搐的軀體終于靜止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