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月24日深夜，北京城的風冷得像刀子。

　　當那一輛吉普車悄無聲息地駛入秦城監(jiān)獄時，沒人知道車上坐的是誰，連那個被押送的人自己都有點懵。

　　這串冰冷的數(shù)字意思是：1968年進來的第20號。

　　此時的他怎么也想不到，為了把這個名字重新拿回來，他要用掉整整十二年的命。

　　這事兒說起來挺邪乎。

　　那年頭的秦城監(jiān)獄，跟以前關國民黨戰(zhàn)犯的功德林完全是兩個路子。

　　功德林是大通鋪，犯人還能湊一塊兒吹吹牛；秦城是單間，14平米，有抽水馬桶，甚至還發(fā)牙刷和牙粉。

　　乍一看，這待遇簡直是“VIP中P”，可實際上，這才是最狠的招。

　　在這座沉默的建筑里，不僅沒人跟你說話，連看守都是啞巴。

　　沒有紙，沒有筆，沒有書，甚至連那個用來排泄的馬桶沖水聲，都成了唯一的“聽覺娛樂”。

　　對于一個腦子常年高速運轉的知識分子來說，這種“感官剝奪”比皮肉受苦恐怖一萬倍。

　　肉體被關進了籠子，腦子要是再停擺，人就真廢了。

　　在那幾年里，這間14平米的牢房里發(fā)生了一件怪事。

　　每天，代號“6820”的犯人都會跪在地上，拿著那塊擦臉的毛巾，一點一點地擦水泥地。

　　沒人讓他這么干，也沒衛(wèi)生檢查，但他擦得那個仔細勁兒，就像是在雕刻藝術品。

　　他不是有潔癖，他是怕自己瘋了。

　　在這個連時間都靜止的空間里，他必須給自己找點活兒干，哪怕是跟一塊水泥地較勁。

　　直到把那粗糙的地面擦得隱約能照出人影，他才能確認一件事：我還活著，我還是個人。

　　這種日子，他熬了整整五年。

　　到了1973年，外面的天似乎變了點顏色。

　　監(jiān)獄那扇死沉的鐵門縫里，終于透進了一絲光。

　　管理稍微松了點，報紙和書能進來了。

　　當《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第一次遞到手里的時候，那紙張嘩啦啦的聲音，在他耳朵里簡直就是貝多芬的交響樂。

　　那時候他最愛干的事，就是捧著《魯迅全集》死磕，或者把那本《論持久戰(zhàn)》翻來覆去地讀。

　　你說巧不巧，毛主席當年寫這書是為了打日本鬼子，結果到了閻長貴這兒，成了他的“坐牢指南”。

　　他把書里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全用在了自己身上：既然出不去是定局，那就跟這該死的命運打一場持久戰(zhàn)。

　　熬得住是本事，守得住是境界，只要人還在，這就不是死局。

　　這場“一個人的戰(zhàn)爭”打到1975年，戰(zhàn)場轉移了。

　　那天，閻長貴被帶出了秦城，但他沒回家，而是被一腳踢到了幾千里外的湖南洞庭湖農場。

　　從北方的單人牢房一下子到了南方的水鄉(xiāng)大野地，這反差大得讓人發(fā)暈。

　　在這里，沒人知道這個沉默的中年男人以前是干啥的，也沒人關心他那段能寫進書里的過去。

　　他脫下那身沒標致的黑囚服，換上粗布褂子，開始跟泥巴打交道。

　　以前握筆的手，現(xiàn)在要去拌豬食、握鋤頭、插秧。

　　洞庭湖那邊的濕冷跟北京不一樣，它是往骨頭縫里鉆的。

　　可奇怪的是，閻長貴一點沒覺得苦，反倒覺得踏實。

　　那風一吹，把你身上的霉味兒都帶走了。

　　在農場，他拿出了當年在監(jiān)獄擦地板的那股勁頭。

　　喂豬，他把豬槽刷得锃亮；種菜，他把壟溝哪怕也是理得筆直。

　　這種近乎修行的態(tài)度，讓農場的人都看傻了。

　　慢慢地，大家發(fā)現(xiàn)這個只會干活的“啞巴”肚子里有墨水，就把他從豬圈調到了講臺，去給農場中學的娃娃們上課，后來又讓他去寫宣傳材料。

　　你看，這人吶，只要脊梁骨不斷，在哪都能立起來。

　　他在油燈下給孩子們改作業(yè)的時候，心里那個因為坐牢而被掏出的大洞，正在一點點被填滿。

　　時間這東西，有時候過得慢得像蝸牛，有時候又快得像閃電。

　　那上面印著紅章，意思是：誤會解除了，你沒事了。

　　1980年3月，當閻長貴重新站在北京的街頭，走進《求是》雜志社（那時候還叫《紅旗》）的大門時，那種感覺真就是恍如隔世。

　　從1968到1980，整整一個輪回。

　　十二年，最好的年華都在高墻和泥地里耗沒了。

　　但他沒瘋，沒垮，腰桿子還是直的。

　　很多人都在琢磨，他是怎么熬過來的？

　　其實答案早就寫在那塊被擦得發(fā)亮的水泥地上，寫在洞庭湖畔的豬圈旁。

　　命運這玩意兒，有時候就是想把你踩進泥里，看你是不是顆種子，你要是認慫了，那就是爛泥；你要是硬挺著，早晚能發(fā)芽。

　　閻長貴回來后，沒怎么抱怨過那段日子。

　　只是偶爾在夜深人靜的時候，或許他會想起那個代號“6820”的影子，想起那塊陪伴了他無數(shù)個日夜的洗臉毛巾。

　　1980年之后，他一直活到了很老，直到那些往事都成了歷史書上的一頁紙。